了得網政治_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

編輯推薦

推薦閱讀：

未來三年，人口紅利的下降將迫使中國經濟直面創新不足、高端人纔不足和經濟自由度萎縮的難題。

未來三年，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對更加復雜的國際形勢、更加險惡的國際競爭——美國正在改變遊戲規則，為中國設置難題。

未來三年，中國能否有效緩解因轉型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的政局穩定。

2014-2017年，將是中國極其重要的三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諸多結構性問題將在這三年裡陸續凸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思路能否落實，同樣取決於這三年。

風雨飄搖的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是“周期性放緩”還是“結構性放緩”？2014年，“*經濟學”將經受怎樣的考驗？上海自貿區究竟能走多遠？中國的房價調控和醫療改革，是不是從一開始就錯了？正在經歷“人纔危機”的中國面對愈加復雜的國際競爭是否會“失血過多”?……

本書解讀了中國面臨的種種風險。2014-2017年將是推動改革的關鍵時期，不容錯過。

內容簡介

未來三年，將是推動改革的關鍵時期，本書緊扣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熱點，對房地產調控、醫療改革、行政改革、自貿區建設、人纔危機、世界能源格局、國際貿易規則等問題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觀點獨到，語言犀利。作者或援引、或駁斥了吳敬璉、郎咸平、林毅夫、遲福林等多位名家學者的觀點論斷，分析了中國將在未來三年遇到的難題和風險，討論了中國面臨的改革和轉型困境。

作者簡介

著名時政評論員和學者、中國轉型和戰略問題專家、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成員、鳳凰衛視評論員、《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節目主持人。

過去二十多年裡，先後在中國大陸、歐洲和中國香港三地的大學、媒體與商界工作，頻繁轉換身份視角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多年來專注於中國對外戰略和內部轉型的研究，近年將觸角延伸至中國經濟轉型方向、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及其風險掌控、中國對外戰略整合、國民集體精神世界成熟和民族思想史等領域。

同時兼任東南亞和歐洲部分報刊的專欄作家，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兼職教授，華東師範大學顧問教授等職。

著有《訪與思——中國人成熟嗎》，反響強烈。

前言未來三年：中國成敗在此一舉

章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風雨飄搖？
一、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
二、過去五年：中國經濟何以彎路重重？
三、中國經濟：直面真理，拒絕忽悠
四、中國式的“經濟政治學”
五、周期性放緩？結構性放緩？

第二章 2014年：“經濟學”經受考驗
一、政府的容忍度和底線在哪裡？
二、“難題”經受考驗
三、發改委何以刪掉了“促改革”？
四、救經濟：中國重返投資時代？前言未來三年：中國成敗在此一舉

章中國經濟：開始進入風雨飄搖？

一、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

二、過去五年：中國經濟何以彎路重重？

三、中國經濟：直面真理，拒絕忽悠

四、中國式的“經濟政治學”

五、周期性放緩？結構性放緩？

第二章 2014年：“經濟學”經受考驗

一、政府的容忍度和底線在哪裡？

二、“難題”經受考驗

三、發改委何以刪掉了“促改革”？

四、救經濟：中國重返投資時代？

第三章 2014-2017年：深層次問題全面爆發？

一、十年中國經濟：三個時間指標

二、2015~2016年：中國將發生什麼？

三、中國經濟放緩：窗口期已提前來臨

四、供應面：中國將面臨20年危機？

五、未來三年：中國社會風險不容低估

第四章創新+經濟自由度：未來三年改革之魂

一、三中全會：萬千寵愛下的弄潮兒

二、上海自貿區：究竟能走多遠？

三、上海自貿區：設計者們怎麼說？

四、中國改革：什麼是框架，什麼是靈魂？

五、在中國，談創新太奢侈？

六、經濟自由度：在中國太沉重？

第五章未來三年：人纔危機將日益深刻

一、為什麼是未來三年？

二、中國需百萬人纔，目前僅一萬

三、2025年：中國是否將“失血過多”？

四、人纔危機背後的制度危機

五、開放的胸襟和社會：未來三年的迫切挑戰

fuyy(付雲陽) 15:45:42

第六章未來三年：美國將悄悄改變世界

一、五年調整：中美各自答卷如何？

二、美國經濟調整何以成功？

三、美國正悄悄改變能源格局

四、美國正悄悄改變貿易規則

五、全球化崩潰：中國面臨輸局？

六、中國將面臨重大變化和考驗

第七章未來三年：中國不能再犯錯

一、2017年以前：成敗在此一舉

二、調房價：政府不能再忽悠民眾了

三、中國房地產：為什麼一開始就錯了？

四、醫療改革：為什麼一開始也錯了？

五、“改革—試錯—糾錯—再改革”須結束

媒體評論

由於體制的羈絆，同時也由於缺乏經驗，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邏輯下，中國的改革35年來“摸”出了許多成績，但也“摸”出了很多問題。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老百姓普遍關心的住房、醫療和教育領域。其差錯大都始於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後半期。在計劃經濟做法嚴重窒息了上述三個領域活力的情況下。以市場化的方式推進改革無疑是正確的方向。但市場化不等於政府的保障之手就可完全缺位。事到如今。當房價已極度扭曲、畸形。醫療和教育領域的問題也已積重難返的時候。我們再來反思當年的改革設計及其問題。顯然不是沒有意義的。

在線試讀

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就進入了“風雨飄搖”的時代：從那年剛一開始，不知不覺間，人們就有一種感覺——中國經濟的某種不確定時代可能即將來臨。
這種不確定感覺來自哪裡？坦率地講，我也說不清楚。也許是經歷了2011年一整年異常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人們對於包括房價在內的中國經濟的各項指數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許中國經濟前幾年的各種表現，尤其是CPI（居民消費指數）已經讓人預感到中國經濟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也許是出於職業敏感，也許是源於某種“第六感覺”，從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節目中持續關注中國經濟增長何時放緩的問題。從那時起到現在，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陸續成為我的《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節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這些經濟學家裡的“北派”和“南派”，開始借助我的節目平臺展開意見交鋒，有時甚至還“打”得不可開交。
所謂“北派”，乃指以北京為中心的經濟學家，其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以樂觀居多；而“南派”則多以上海、深圳為基地，對中國經濟多傾向於謹慎觀察，甚至常有批評之言。
說起來，經濟學家的工作與醫生有點類似，隻不過醫生面對的是生理之病，而經濟學家面對的是經濟之病。每當經濟出現不穩，經濟學家的工作首先是“診斷”，其次是“開藥”。
久病成良醫的朋友都知道，一個疑難雜癥，不同醫生的診斷可能會有差異，其開出的處方也可能千差萬別：有些醫生開出的藥，也許隻能緩解病痛於一時，而不能消除病根於永久；而有的醫生則能一眼看出病因，並能手到病除。這是庸醫與良醫的區別，也是臨床經驗是否豐富的區別。但有的病則是經驗豐富的良醫也從未遇到過的，這就成了醫學上的一大難題；誰能攻克這一難題，那無疑就能成就醫學上的一大進步。當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價，那就成了醫學上的“硬著陸”；若在沒有明顯痛苦的情況下將病治好，那無疑就是“軟著陸”。
經濟學家的工作某種程度上比醫生更難，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身體，而是社會，沒有必然的規律可循。於是，我們就會遇到一些永遠在預言，但其預言永遠不準的經濟學家；我們也會遇到一些習慣於“下猛藥”，隻緩“病痛”卻不除“病根”，甚至還可能加重“病根”的經濟學家，那應該就是經濟學界的“庸醫”了；但也有一些經濟學界的“良醫”，眼光精到，“用藥”準確，那無疑是經濟學界的“良醫”了。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就進入了“風雨飄搖”的時代：從那年剛一開始，不知不覺間，人們就有一種感覺——中國經濟的某種不確定時代可能即將來臨。

這種不確定感覺來自哪裡？坦率地講，我也說不清楚。也許是經歷了2011年一整年異常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人們對於包括房價在內的中國經濟的各項指數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許中國經濟前幾年的各種表現，尤其是CPI（居民消費指數）已經讓人預感到中國經濟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也許是出於職業敏感，也許是源於某種“第六感覺”，從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節目中持續關注中國經濟增長何時放緩的問題。從那時起到現在，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陸續成為我的《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節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這些經濟學家裡的“北派”和“南派”，開始借助我的節目平臺展開意見交鋒，有時甚至還“打”得不可開交。

所謂“北派”，乃指以北京為中心的經濟學家，其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以樂觀居多；而“南派”則多以上海、深圳為基地，對中國經濟多傾向於謹慎觀察，甚至常有批評之言。

說起來，經濟學家的工作與醫生有點類似，隻不過醫生面對的是生理之病，而經濟學家面對的是經濟之病。每當經濟出現不穩，經濟學家的工作首先是“診斷”，其次是“開藥”。

久病成良醫的朋友都知道，一個疑難雜癥，不同醫生的診斷可能會有差異，其開出的處方也可能千差萬別：有些醫生開出的藥，也許隻能緩解病痛於一時，而不能消除病根於永久；而有的醫生則能一眼看出病因，並能手到病除。這是庸醫與良醫的區別，也是臨床經驗是否豐富的區別。但有的病則是經驗豐富的良醫也從未遇到過的，這就成了醫學上的一大難題；誰能攻克這一難題，那無疑就能成就醫學上的一大進步。當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價，那就成了醫學上的“硬著陸”；若在沒有明顯痛苦的情況下將病治好，那無疑就是“軟著陸”。

經濟學家的工作某種程度上比醫生更難，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身體，而是社會，沒有必然的規律可循。於是，我們就會遇到一些永遠在預言，但其預言永遠不準的經濟學家；我們也會遇到一些習慣於“下猛藥”，隻緩“病痛”卻不除“病根”，甚至還可能加重“病根”的經濟學家，那應該就是經濟學界的“庸醫”了；但也有一些經濟學界的“良醫”，眼光精到，“用藥”準確，那無疑是經濟學界的“良醫”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體真有病了，人們還是要找醫生，隻不過要找到一個好醫生不容易；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經濟學家。因此，“不要輕信經濟學家而又不得不聽經濟學家”就成了經濟不穩來臨時人們的一個十分兩難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久病成良醫，“盡信醫不如無醫”。

經濟學家裡有民間聲望也有爭議的，無疑就是郎咸平了。無論是早年的“郎顧之爭”，還是近年屢次發出“中國經濟到了危險的時刻”，郎咸平似乎永遠都以犀利的語言和姿態站在風口浪尖上，也為很多民眾和線的企業家所追捧。

這位美國大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骨子裡依然有著嚴密的西方學術訓練所遺留的痕跡，但使用的是為中國多數民眾和企業家能夠聽懂的語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語言），因而也成為為人所知，甚至有爭議的經濟學家。

我們早的見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時的郎咸平還沒有今天這麼有名。他見到我的句話就是：“我很喜歡看你的歐洲問題分析。”說出這樣的話似乎不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為他對人的態度多是批評和苛責，而很少贊揚或恭維。但這話似乎又很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為他素來我行我素，直來直去。

說完這句話後的幾年裡，郎咸平越來越忙，卷入了很多紛爭，也越來越有名。我也專注於自己的事業。直到2009年，我們又開始電話聯繫，那時他的名聲已非2005年時所能比。

我為了一件事給他打電話，他卻抓住這個機會讓我出席他的節目《財經郎眼》。這就是郎咸平，永遠能抓住機會，也永遠不會喫虧。

那時的《財經郎眼》還沒有改版，攝影棚狹小而簡陋，而且多半在晚上錄像，但我還是不止一次從香港趕到廣州去捧他的場，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點多纔喫上飯。說實話，我也是個“大忙人”，每周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滿，若不是礙於郎咸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讓我這麼做。

與郎咸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節目起起伏伏，時而被封，時而解禁。有一次他的節目又遭受短封。後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節目解禁時，當時錄制的內容已略顯過時，那一期就永遠封塵了，我的辛苦也就永遠白費了。我成了郎咸平為數不多的被封殺時的“陪葬者”，這讓我至今還很不爽。這當然隻是笑言而已。

節目裡，郎咸平依然是保持一貫的犀利風格。有一次，他冷不防來了一句：“難怪我看你這麼順眼，原來你有歐洲學術的訓練經歷。”但就是這樣一個時隔幾年又一次對我的歐洲學術背景表示贊賞的人，卻堅決不肯出席我的節目，還笑言：“我是個很小氣的人。”但在我看來，他是個很不給面子的人。這當然也屬於笑言了。

就是這個郎咸平，幾次喊出“中國經濟已到了危險的時刻”。他的結論可能有些聳人聽聞，他的論證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話”風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資料和數據，以及對這些資料和數據的解讀，是值得深入參考的。

潘石屹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地產大亨和網絡大V。不久前他在央視《新聞聯播》中關於大V作用的那段結結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網絡上瘋傳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計較，發微博稱這折射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國房價瘋漲之後，遇到嚴厲的調控。這時，幾乎所有的地產大亨都噤若寒蟬，隻有潘石屹願意接受我的邀請，出席節目與牛刀對話。他還在微博上對任志強喊話：“任總，邱震海請你出席節目！”結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讀者都知道，這是一個對地產調控充滿期待的評論家，曾預言“2012年中國樓市將崩盤”，其力度遠超謝國忠的“樓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樓市下跌20%”的預言。問題是，2013年快結束了，中國樓市不但未崩盤，而且價格還一路飆升。

在2011年調控嚴厲的時候，潘石屹願意出來與牛刀對話，還真是需要一點勇氣的。節目中，潘石屹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面對牛刀的大膽預言，潘石屹“小媳婦”似地表示：“我對2011年中國房價的預測是不上不下。”後來兩年的房地產市場發展，驗證了2011年上半年潘石屹那番不是預言的預言。

面對牛刀引用當年海南房地產的例子，潘石屹很小心卻又很堅定地說：“我想給牛刀說的重要的一點就是，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跟十多年前海南島的房地產市場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時海南島的房地產市場基本上是沒有終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們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尤其近幾個月時間，北京的房租上漲的幅度很快，這就是真實的需求。”

下面這段對話也很有意思：

牛刀：中國的土地是全民所有，是公有制的，在公有制的土地問題上，首先得保證城鄉居民的正常安居。如果保證不了城鄉居民的正常安居，炒買炒賣土地，哄抬房價，這屬於一種壟斷性行為。不可能由開發商來壟斷土地，而是政府在壟斷土地，開發商隻是充當賣地的中介，是一個經紀人，開發商把土地的價格抬起來，然後讓所有人都到商品房市場去搶房子，這樣的市場是不健康的。

邱震海：我們看一下石屹兄作為開發商是不是有不同意見，看您的表情顯然是有點不同意見。

潘石屹：不，我同意你們的意見，你們兩位的意見和網友的意見我都同意。還有就是各個地方政府對土地的依賴，無論是土地出讓金還是房地產開發占的稅，占比都非常大。……我覺得土地的供應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一兩句話也說不清楚。我想像中的一個理想模式就是，所有土地應該統一起來，國有土地可以出讓，集體土地也可以出讓。另外，所有人的身份應該統一起來，再不要劃分北京人與外地人，也不要劃分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我想這可能是社會發展的後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吧。

2013年已經過去，當過去所有的調控措施都已失敗，甚至政府已不再追求房價調控的時候，重新讀一下兩年半之前潘石屹、牛刀與我的對話，大家恐怕都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

2014年伊始，人們廣泛關心的除了房價走勢外，還包括中國經濟的未來前途。

對已經高速增長30多年的中國經濟而言，這個放緩的節點早晚都要來臨，隻不過我們大家不知道它什麼時候來臨而已。如果說這隻是就經濟的一般規律而言，那麼中國經濟在長期高速發展過程中已經累計了相當程度的問題和痼疾，這些問題也勢必在一定時間以“量變到質變”的方式來影響中國經濟的下一步發展。這種周期性放緩和結構性放緩兼而有之的情況，恰恰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疑難雜癥”。

現在回頭說說2012年的中國經濟。

對一般民眾來說，普遍感受到中國經濟出現放緩跡像可能是從2012年開始的。2012年季度GDP同比增長8。1%，然而增幅卻在之後五個季度連降。2012年第二季度，GDP次出現倒行“破八”。從2008年經濟危機開始，我們一路都已聽慣了“保八”的說法，所謂“破八”一定是上行破八。然而這一次卻出現了次的倒行“破八”，並且GDP增速隻有7。6%。到了2012年第三季度，雖然其他一切數據都有所回穩，但整體GDP的增速繼續下降，跌到了7。4%。

如果我們繼續看2012年前兩個季度的經濟數據結構，從中可以看出，由於國際市場尚未完全復蘇，尤其是歐洲市場依然疲軟，因此中國經濟曾經賴以支撐的出口大幅下降；從2008年以來，中國決策高層一直試圖拉動的內需依然十分微弱；而支撐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主要動力依然是投資。

將這三項組合在一起，人們很自然地就能得出如下結論：從2008年到2012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並未完成，甚至沒有讓人看到有即將完成的跡像。

這顯然是一個令人十分沮喪的結論。原因很簡單：誰都知道，由投資（尤其是政府大規模投資）拉動的模式在2008年後維持了中國經濟的基本平穩，也完成“保八”的政治任務，但同時也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後遺癥，資產價格大幅上漲，國進民退，民營企業萎縮……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經濟學家、企業家和一般民眾而言，早點知道這個放緩的節點什麼時候來臨，並對此未雨綢繆，做出準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再看看幾年前世界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反倒已經出現了經濟復蘇的跡像。一繫列經濟數據顯示，美國經濟不但已經開始復蘇，而且奧巴馬在過去五年裡成功改革了美國經濟，使其增添了活力。其中，美國經濟的微觀創新能力顯然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同樣是五年的時間，中美經濟調整似乎展現了完全不同的結局。

對此，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今天的中國缺少像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那樣的大視野、大思路、大戰略，或者至少缺少像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裡根主義、英國撒切爾主義一樣，能夠強力扭轉經濟頹勢、社會頹勢的大視野、大思路、大戰略。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