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新聞自由

二 談政治可以析解為科學

三 論政府的首要建基原則

四 論政府的起源

五 論議會的獨立性

六 英國政體究竟更傾向於君主專制，還是更傾向於民主共和制？

七 概論黨派

八 談談英國的政黨

九 談公民自由

十 談藝術和科學的起源與發展

十一 談民族性

十二 談勢力均衡

十三 關於某些異常慣例

十四 論原始契約

十五 論唯命是從

十六 談政黨的聯合

十七 關於新教徒的繼承問題

十八 關於理想共和國的設想

十九 道德原理的探討

第三節  論正義

第四節  論政治團體

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是著名的英國學者，人們大都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但較少有人知道他同時也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政治理論家。其實，休謨十分關心政治，生前主要以政論家和歷史學家聞名，直到19世紀後期人們纔完全承認他在哲學和經濟學方面的重要地位。
休謨的政治論文首先收集在1741年和1742年分作兩卷發表的《道德和政治論文集》中，當即引起人們的廣泛贊賞。1752年發表《政治論》專集（實際上其中有許多重要的經濟論文），使他不僅譽滿英國，而且馳名全歐。本書所收文章均選自上述兩書。
這些政論文，頗有特色，思想主張自成一家，博引史實，富於哲理，筆調模仿略早於他的英國散文家約瑟夫·艾迪生，既似論說又帶有小品隨筆的風味，寫得親切生動、啟人思索。當時流傳頗廣，影響較大，據說對後來的法國革命領袖和美勛們均產生過一定影響。不過休謨的政治思想體繫和政治主張，較為復雜含蓄，頗難簡要概括。
總的說來，休謨的政治理論和他的經濟理論一樣，都是以人性論為哲學基礎的。他認為人類大都自私、貪婪、嫉妒而又富於野心，喜好統治別人。因此他強調依靠法治和良好的政治體制，而不寄希望於人治。他說：“不應將政府的前途寄托於機會而應提供一種控制公共事務管理機構的法律體繫。”他認為：“我們全部龐大的政府機構的終目的無非是實施公正，或者換句話說，支持法治。”所有大臣做了壞事，均可繩之以法，隻有國王一人例外，由做了壞事的執行大臣代受懲罰。他主張：“在設計任何政體和確定對該體制的一些制約、監控機構時，必須把每個政府成員設想成為無賴之徒，並假定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謀求私利，別無其他目標。我們則利用這種利害關繫來控制他，並使他與公益合作。”他認為：“做不到這一點，則誇耀任何政體的優越都會成為無益空談，而且終會發現，自由或財產除了依靠統治者的善心，別無保障，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什麼保障。”他相信：“法律的力量很大，一些特定的政體的力量也很大，它們對主管這一政府的人們的作風、個性依賴卻很小。”他相信，健全的法制和良好的政治體制可以促使人人奉公守法，良好的體制本身應能提供反對弊政的補救辦法，不讓邪惡無能的人長期執政。這是休謨政治思想的核心。

《休謨政治論文選》：
因此，人們必須設法減緩自己所不能根治的痼疾的發展。他們必須授予一些人以長官的稱號，這些人的特定職責就是指明公正的法律，處罰違犯者，糾正欺詐和暴掠，並且迫使人們考慮自己真正的長遠的利益。一句話，必須創立“服從”這樣一種新的責任，用以支持“正義”這種責任；而公正的維繫必須要由對社會效忠的服從來加以鞏固。
然而，從抽像的方面進行觀察，似可認為：這種結合於事毫無裨益。“服從”這種人為的責任在本質上和那原始的天生的“公正”之責一樣，對人的心靈約束甚微。特有的利益和賄禮賂金的誘惑既能壓倒前者，也能制勝後者。二者都同等地受到同樣的干擾。那些生來就不想做好鄰居的人，定會由於同樣的動機的導引，成為一個壞公民和不良子民。更不要說行政官吏本人在工作中常有可能疏忽職守，懷有偏見，或是不公正。
不過，經驗卻證明兩種情況之間實際存有重大差別。我們發現，社會秩序由於有政府維持而好多了；而我們對行政長官的責任較之我們對公民的責任更受人性原則的護衛。人們愛好統治之心是如此強烈，許多人不僅甘於忍受管理政府的風險、勞累和憂慮，甚至追求這種風險、勞累和憂慮。而人們一旦提高到這種位置上，雖然易受個人情緒的牽引，偏離正道，但他們總是發現：在一般情況下公正處理訴訟，顯然於已有利。先在這方面表現傑出、受到人民默默或明確贊許的人們必定具有勇敢、堅強、誠實或謹慎等優良品質；這使他們受到大眾的尊重和信任。而在政府建立之後，社會對於出身、等級、地位的關注、尊重，對於人們具有重大影響。這增強了行政長官指令的力量。國王或首領反對任何擾亂其社會的動亂。他召集所有的黨徒和一切正直的人幫助他撥亂反正，而一切無所偏袒的人也都立即支持他執行職務。他很快就獲得酬償這種服務的權力。隨著社會向前發展，他設立下屬的大臣，並常設置軍事力量。這些人發現支持他的權威可立即獲得顯見的利益。人性因素未能盡善建立者，習慣迅即加以鞏固；而人們一旦習慣於順從，就絕不再想離開這條道路；他們和其祖先一直在這條路上行走，許多迫切、明顯的原因使他們固著在這條路上。
雖然人類事務的這種進程看來是肯定的和不可避免的，雖然忠誠給予正義的支持是建立在顯而易見的人性原則上的，但不能期待人們事先就能發現它們或者預見到它們的作用。政府的起源是較為偶然而又不大完善的。很可能一人君臨於大眾之上的情況初始於戰爭狀態。在戰爭中，超人的勇敢和纔智易顯現出來。在戰爭中需要一致和協同，易感受到混亂的惡果。持續的戰爭狀態（這在野蠻部落中是常有的事）促使人們慣於順從酋長。如果酋長既勇敢、謹慎而又公平，那麼他就會成為所有爭端的仲裁者，甚至在和平時期也是如此。他從而有可能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同意建立一己的權威。人民感受到他的權威帶來的好處就會珍惜這種權威，至少他們之中安分守己的人和脾性好的人會如此。如果他的兒子也具有同樣的好品質，政府就會較快趨於成熟和完善，但仍處於軟弱狀態，直到進一步的發展進程使得首腦有了固定收入，因而能夠給其政府的各個部門以酬償並給違拗不服者以懲罰。在此之前他的權勢每次發揮作用都隻能是特定的，隻能是以特殊情況為基礎的。而在此以後，服從法令在社會大多數人中就不再是可以選擇的事，而由首領的權威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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