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氣候科學愈加明確，人類活動很可能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也增加了高溫、降水、干旱和熱帶氣旋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危及自然生態繫統的結構和功能，也影響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給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威脅。為了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國際溫控目標從不超過工業化前水平 2 ℃ 過渡至1.5 ℃，要求全球在 2050 年左右實現碳中和。近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警告稱，除非全球在 2050 年前後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否則 1.5 ℃目標將落空。國際社會日漸重視提升氣候變化行動力，中國也遵循《巴黎協定》的要求，宣示了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承諾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一、碳達峰碳中和的內涵闡釋
中國主動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氣候目標，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碳排放提前達峰中的“碳”明確指二氧化碳，而且主要指能源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而“努力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中的“碳”，則指全經濟領域的溫室氣體。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逐步擴大的溫室氣體納入範圍既符合《巴黎協定》關於提交中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和更具雄心的長期目標的要求，也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需求和減排能力相適應。
（一）碳排放與發展階段密切相關
碳達峰是指經濟體內生產生活活動因消費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總量在一定時期內（通常以年為單位）達到峰值，之後進入平臺期並可能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然後平穩下降的過程。碳達峰包括以下要素：達峰路徑、達峰時間點和目標值以及達峰後的減排路徑。碳中和是指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方式抵消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通常以年為單位）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從而實現零排放。簡單地說，就是人為造成的排放源和吸收彙之間達到平衡，使溫室氣體淨排放量為零。
人口，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城鎮化水平，能源結構等因素顯著影響碳排放水平。觀察、總結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達峰規律、經濟屬性後發現，碳排放和能源消費“雙達峰”“雙下降”往往出現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階段之後，此時經濟增速明顯下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在 1 萬—2的水平。我國在上述因素方面均與工業化國家存在較大差異，承擔著減排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重任務。已有研究顯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整體呈現從相關到脫鉤的趨勢。我國在客觀上已經具備實現碳達峰的現實基礎，如期實現淨零排放目標也在技術和經濟上具有可行性。
在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下，經濟發展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一定的聯繫。根據挪威國際氣候研究中心估算，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增長，從 1750 年的 935.05 萬噸增長到 2020 年的 340.75 億噸。其中，絕大多數排放量是在 20 世紀以來的 120 年中產生的。從圖 1 中也可以看出，碳排放量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顯著。在 1929 —1933 年“大蕭條”、 1980 —1982 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1990 — 1991 年美國經濟危機、 1997 —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 —2009 年國際金融危機、 2019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經濟活動大幅減少，全球碳排放量也顯著下降。
二）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內涵
“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不是快速攀高峰、爭空間，而是要削峰發展、壓低峰位，以便走向碳中和。一國選擇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高速增長以盡快達到高峰值的“衝鋒”模式，與逐步控制碳排放增量而較晚達到低峰值的“削峰”模式，在達峰後將面臨截然不同的“經濟—社會—環境”繫統。中國走“削峰”模式，盡管前期對能源、經濟轉型提出較高要求，但能規避高碳鎖定、路徑依賴以及產能過剩等問題，具有可操作性。碳達峰目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排放軌跡和實踐路徑，也直接影響碳中和實現的時間和困難程度。碳達峰是碳中和的基礎和前提，碳中和是碳達峰的緊約束。我國面臨著比工業化國家時間更緊張、幅度更大的減排要求，越早以“削峰”模式實現二氧化碳達峰，越能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留出更多時間和空間。
2030 年前碳排放達峰僅需要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再加一把勁兒。然而，在現有技術和政策體繫下實現 2060 年前碳中和目標還面臨諸多挑戰。從能源繫統的角度看，實現碳中和需要將從工業革命以來建立的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體繫轉變為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能源體繫，並通過生物能源與碳捕集和封存（ Biomass Energy with Carbon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等負排放技術實現能源體繫的淨零排放甚至負排放。從科技創新的角度看，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發展尚不成熟，各類技術繫統集成難、環節構成復雜、技術種類多、成本昂貴，亟待繫統性的技術創新。低碳技術體繫涉及可再生能源、負排放技術等領域，不同低碳技術的技術特性、應用領域、邊際減排成本和減排潛力差異很大。我國脫碳成本曲線顯示，可再生能源電力可低成本減少我國初約 50% 的人類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在達到 75% 脫碳後，曲線將進入“高成本脫碳”區間，而實現 90% 脫碳的年成本可能高達約 1.8 。如果僅延續當前政策、投資和碳減排目標等，現有技術難以支撐我國在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歸根結底，碳達峰、碳中和的深層次問題和主要矛盾在於能源問題。修正後的 Kaya 恆等式顯示，碳排放主要與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強度和能源結構有關。我國人口趨近峰值，國土空間開發趨近完成，收入水平仍在提升，正處於由經濟規模型經濟體向生活品質提升型經濟體的轉變階段。 2020 年，我國經濟總量已邁上臺階，強大的國家綜合實力為實現“雙碳”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因此，控制碳排放的主要著力點在於降低碳排放強度和調整能源結構。當然，在關注二氧化碳減排之餘，還需要關注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管控。
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通過能源電力建立起廣泛而深刻的聯繫。高比例發展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結構是實現提前達峰目標的根本對策。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以技術創新提升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替代將在二氧化碳減排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可預測的一段時間內，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仍處於上升趨勢，行業能效提升的空間也將不斷收窄，發展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能源繫統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中之重。
構建新型電力繫統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其核心特征在於推動以風、光等新能源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為提供電量支撐的主體電源。未來隨著可再生能源電力大規模集群並網和高滲透分散接入，風、光等電源出力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將給電力繫統帶來更為復雜的安全穩定挑戰。預計未來電力資源將構成“三分天下、互為補充”的格局：可再生能源成為主體電源，提供主要的電力支撐；大型可控電源，作為維持電力繫統安全穩定的靈活性電源，提供基礎的調節服務；無所不在的短時電池儲能與必要的長時儲能互補構成全時間尺度的繫統調節能力。 a
二、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意義
碳達峰碳中和為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我國低碳發展確立了新目標，注入了新動力，符合我國低碳發展戰略內在演化邏輯。這一戰略部署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維護氣候安全、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
（一）打造生態文明發展新範式，走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
從國內行動邏輯來看，近年來我國正在尋求更具可持續性、包容性和韌性的經濟增長方式，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將我國的綠色發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為我國未來數十年內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基調之一。我國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在規劃實現路徑時將綜合考慮我國國情，在發展和減排中找到平衡點，走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
一方面，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之路與生態文明理論高度一致。我國基於對工業文明的反思與揚棄提出了生態文明思想，不僅順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趨勢，也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轉型思路及指導方法。生態文明理念指導我國二氧化碳減排、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二氧化碳減排的成果也佐證了生態文明思想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所發揮的推動作用。生態文明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既要求用科學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繫；也要求改變高污染、高排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遏制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從根源阻斷氣候變化的成因；還要求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幫助、相互誠信、相互理解，通力、真誠合作，促進區域資源稟賦深度融合。碳達峰、碳中和既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生產側節能降碳，也推崇適度、低碳、健康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自然開發、保護與末端治理方面，推崇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發展循環經濟，復原生態紅利。這與生態文明理論遵循人與自然相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相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相一致。
另一方面，碳達峰、碳中和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中的“發展”，是綠色、低碳、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布局新發展格局，應統籌安全與發展、當下與長遠、自強與開放，需要碳達峰、碳中和在其中發揮激勵、約束作用。同時，多目標協同、多角度繫統規劃的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過程也將促進、保證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明確了 2035 年遠景目標。除此之外，我國還面臨著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到 21 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等諸多短期目標和中長期願景，對多目標的綜合考慮更有利於有效識別可能影響新發展格局構建、影響“雙碳”目標實現的實質問題。
作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約束，碳達峰、碳中和要求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繫，建立健全清潔、低碳、高效、安全的現代化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繫。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推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國在政策引導之餘，通過以點帶面的政策示範效應，充分調動了各方面低碳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注入強大動力。獨具中國特色的政策設計邏輯和政治執行力，充分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和市場優勢，尤其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隻要繼續秉持新發展理念，凝聚全社會智慧和力量共同行動，我們打贏這場硬仗並不是天方夜譚。與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相比，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之下，我國也必然能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二）維護全球氣候安全，引領經濟綠色復蘇
從國際行動邏輯來看，地球處於氣候緊急狀態已引起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警惕。氣候變化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發生，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範疇。作為碳排放量世界的大國，我國碳排放量超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總和。我國碳達峰、碳中和具有世界意義，將對世界產生重要的兩點貢獻：一是防範氣候風險，維護氣候安全；二是引領綠色復蘇。
我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國家。根據《 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鋻（ 2020）》， 2019 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 9825.8 百萬噸，約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 28.8%。同時，在世界發展格局演化進程中，中國的相對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際社會對中國減排的期望很高。在某種程度上說，隻有中國碳達峰，世界纔能碳達峰；隻有中國碳中和，世界纔能碳中和。
我國碳達峰、碳中和有利於維護氣候安全，減少自然災害損失。氣候變化問題具有全局性、繫統性的特征，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避免其負面影響。由於長期行動不足，氣候變化從一種正常的自然現像發展為環境問題；又從單純的環境問題逐漸演變為更高層面的發展問題；目前已經成為人類發展面臨的非傳統安全挑戰。高影響氣候事件頻發、海洋生態繫統遭到破壞、“氣候難民”數量上升， 15 個已知的全球氣候臨界點已有 9 個被激活。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 Nature）刊載的文章中，科學家認為在先前指出的 9 個臨界點中，超過一半的臨界點已經呈現出活躍狀態，更有幾個臨界點處於“接近被觸發，或者已經被觸發”的狀態。 IPCC 發布第六次評估報告工作組報告稱，很多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在百年到千年的時間尺度上是不可逆轉的。在保護人類免受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這一問題上，“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2020 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帶來了自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嚴重的經濟衝擊，正在並將持續對投資、就業、經濟乃至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產生全方位的重要影響。疫情期間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活動減少帶來的能源需求下降，除非立即采取行動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否則隨著經濟復蘇，碳排放總量必定會反彈。考慮到過往的全球經濟危機復蘇過程通常伴隨著碳排放水平的大幅躍升，國際社會呼吁各個國家和地區攜手推進綠色復蘇。
我國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不僅有助於防範災難性氣候“黑天鵝”風險、化解氣候變化“灰犀牛”風險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氣候變化問題帶來的經濟損失，也與綠色復蘇邏輯一致。綠色復蘇旨在建立一條發展目標、氣候目標兼容可持續的經濟社會低碳發展路徑，在應對生態危機的同時恢復經濟發展。兩者的關鍵都在於經濟繫統快速脫碳，抑制以高碳投資拉動經濟的衝動，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以能源脫碳推動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目標是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況下實現碳中和。
在後疫情時代，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向世界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即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不應也不會成為阻止更大力度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理由。 我國的碳達峰是整體性、繫統性、全局性的工作，覆蓋了能源電力、工業、交通、建築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門，涉及生產和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我國將以綠色低碳產業體繫發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等為方向，致力於加強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領域合作，並完善“一帶一路”等多邊合作平臺。研究表明，大規模的綠色公共投資計劃是後疫情時代振興各國經濟以及更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方式。與傳統的經濟措施相比，提高能源效率或者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綠色項目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並為政府帶來了更高的短期回報以及長期的成本節約。我國的探索將引領世界經濟綠色復蘇，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經驗借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