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規劃：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安排/ 001

尹俊

新時代的數字治理/ 041

陳佳

新時代金融治理刍議/ 079

吳文

新時代社會治理理論創新與發展/ 121

彭瑩瑩

新時代的區域與城市治理/ 157

韋欣

共同富裕與中等收入群體/ 195

劉藍予

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229

劉舒楊

跋：彩雲長在有新天/ 261

韓毓海尹俊

王浦劬：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理論問題

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9 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由此把國家治理現代化上升到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層面。

我們黨兩次以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宣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顯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大意義，引發了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議題的研究熱潮。繫統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可見，我國學界關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研究成果雖然已經相當豐富，但是，相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理論體繫的需求，在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方面，尚需深化並達成共識。

有鋻於此，有必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有機結合上，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實踐中，研究和闡述中國語境下“治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理論，為我國的治理現代化事業提供學理支持。我國的國家治理基本理論包含多方面內容和問題，此處僅討問題，即何為當代中國語境中的“國家治理”？何為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如何推進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

一、何為當代中國語境中的“國家治理”

在中文中，“治理”是個多義詞，它至少包含著治國者的統治和管理、治國的結果和狀態、治國之道以及對於特定事物和事務的處置等含義。在我國學界和實務界的日常用語中，這些不同含義在不同語境下得到交叉廣泛使用。

在國家治理意義上，“治理”實際上是指一個國家在政權建立以後的政治管理。從國家權力角度來講，“治理”是國家主權確立以後，國家治權的運行和實施。從公民權利角度來講，是公民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實現其權利的過程。

在國家功能意義上，所謂國家治理，是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繫中，政治權力主體與公民權利主體，圍繞化解社會衝突和矛盾，維持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而形成的互動行為、制度規則和思想文化。

就當前學界對於治理和國家治理的研究來看，主要有三種分析範式，即國家中心主義分析範式、社會中心主義分析範式和政黨中心主義分析範式。

國家中心主義分析範式發軔於比較政治研究，西方學者首先把德國和日本的治理方式標之以“國家中心主義”。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雖未產生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治理”概念，卻圍繞統治者治理國家和處理政務的得與失，形成了豐富的治道學說。因此，對統治者治國理政的研究，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治理理論譜繫。傳統中國這種以統治者治國理政活動為對像的“治理”研究，也被西方學者簡單類比為治理的“國家中心主義”範式。

社會中心主義分析範式在西方治理理論中經歷了復雜的流變過程。詞源考證表明，英文中的“治理”概念源於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臘語中的“掌舵”一詞，後又引申出控制、引導和操縱之意。20世紀50年代開始，學者對於公共事務的治理展開多方面研究，逐步發現，在治理公共事務中存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現像，為此，學者轉向選擇社會自我治理。20 世紀90年代，“治理”理論強調政府向社會放權和授權，實現社自我治理。這種治理理論的根本傾向在於弱化甚至去除國家和政府權威，主張通過構建社會自治機制，實現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可見，西方學者的社會治理主張呈現強烈的“社會中心主義”取向。“以‘社會中心論’為視角對政治生活的繫統分析，聚焦的是政治繫統的社會環境，著重於從政治繫統的外部視角闡述社會條件對政治繫統的作用。”

政黨中心主義分析範式是學者近年來提出的國家治理分析範式。這種“將政黨突出出來的‘政黨中心主義’旨在彌補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在後發展國家比較研究中的缺陷，是除國家與社會之外的第三維視角”。這一範式從執政黨的功能著眼，堅持認為“政黨不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可以實現利益表達和利益聚合，主導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政黨在國家治理中居於中心地位，發揮核心作用，整個國家治理體繫以政黨為中軸而構建，整個國家治理過程由政黨主導而展開”。由此出發，認為當代中國的治理模式是政黨中心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這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 年之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新的國家治理模式。

這些研究範式大都選擇治理中的特定側面或者主體，設置它們為理論行程的邏輯起點和初始自變量，通過演繹推導論證，構建理論並且論證其範式的合理性，顯示了學者各自研究的取舍視角和解釋效用。

馬克思主義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從國家與社會的有機聯繫和辯證互動出發，深刻闡發國家本質屬性、職能配置及其發展規律，在此基礎上，科學把握國家治理功能及其本質規定。

（一）國家治理是國家與社會政治關繫的功能函數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國家，都產生於社會，凌駕於社會，並且終回歸社會。因此，國家與社會關繫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國家治理現像及其發展規律的基本範式。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階級社會，對立階級之間的對抗性，造成了社會的結構性分化、破碎甚至撕裂，而國家和國家治理恰恰是這種對抗的產物，如同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樣：“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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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中國國情、傳承中華文化、總結中國經驗的新型現代化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生發於中國探索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歷史進程，聚焦於中國現代化實踐中的困境與難題，具有獨特的理論邏輯與實踐方略；同時，為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符合本國情況的現代化之路，提供了中國智慧與中國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形成於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保障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成熟，創造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新亮點，並在此過程中生發出獨特的內涵、特征和邏輯。

一、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

現代化，究其本質而言，是指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即人類社會由自然經濟發展為市場經濟，由農業文明發展為工業文明，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歷史進程。例如，在現代化理論的開山之作《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的現代化》一書中，美國學者丹尼爾·勒納指出，所謂現代化就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吉爾伯特·羅茲曼認為，“所謂走向現代化，指的是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會，走向著重利用科學和技術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這樣一種巨大轉變”。羅榮渠教授在《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指出，“從歷史的角度來透視，廣義而言，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相應變化。” 可以說，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現代化所描述的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在高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的推動下，由信息封閉轉向信息傳播、由獨一保守開放、由習俗慣例轉向制度規範、由專制轉向民主、由人治轉向法治、由蒙昧轉向科學的發展趨勢與發展進程。

因此，現代化過程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繫統性。作為一個歷史進程，現代化不是單一領域或單一因素的變革，而是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各個領域的全面發展。勒納將社會的現代性描述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聞參與等是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層面，“它的出現絕非是任意而互不相關的”。薩繆爾·亨廷頓也指出，“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它涉及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裡的變革”。同時，現代化的諸多因素之間往往相互影響，攜手並進，單一領域的現代化目標難以實現。例如，經典現代化理論的代表者羅斯托指出，工業化的推進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會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基本結構，從而催生出促進政府結構變革的社會力量。

第二，全球性。作為一個歷史進程，現代化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像。伴隨著工業革命，現代化早出現在歐洲，隨後興盛於美國，再擴展到東亞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化的影響已經遍布全球，現代化已成為一種潮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成為世界上很多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目標。如亨廷頓所言，“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現代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現代化增加了全人類在文化和物質方面的幸福”，“現在的任何社會要麼是現代社會，要麼是正在成為現代社會過程中的社會”。

第三，復雜性。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進程。首先，現代化意味著對於傳統社會生活的徹底否定，不僅是形式上的否定，更是價值上的顛覆。如勒納所言，傳統社會是以血緣關繫和傳統習俗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現代化則要求在新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與哲學基礎上重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繫，並重新確立政治權力的內容與邊界，重構政治權力與政治權利的互動方式。即使傳統社會的某些事物以某種形式保留在現代社會之中，其價值取向與內在精神也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其次，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亞當·普沃斯基以東歐和拉美國家的政治現代化轉型為例，指出在由傳統政治制度向現代政治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隻有在特定的條件下轉型之路纔能夠成功。 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都需要從自身條件出發，審慎選擇其現代化之路。波茲南斯基以俄羅斯、烏克蘭和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轉型為例，指出在經濟轉型中國家的過度缺位不僅沒有充分激活市場，反而造成了長期的經濟衰退與生產不足。 後，現代化催生了更大的社會風險，增加了現代化社會的治理難度。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化，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風險不斷激增。現代化創造出了高度的社會文明，也帶來了新的風險與危機，諸如生態危機、資源危機、核洩漏、化學污染等事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層出不窮。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指出，現代社會本身即是風險社會。

第四，長期性。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歐洲的現代化開始於工業革命，到20世紀中葉纔進入成熟的高度工業化階段。廣大發展中國家也需要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纔能夠真正實現全方位的現代化。

但是，作為一種發展趨勢與歷史進程，現代化的普遍性不等於現代化發展的同質性，更不能將西方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視作實現現代化的路徑。現代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性概念，是因為隨著現代大工業的分工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傳統的各民族與地區封閉自守、閉關鎖國的狀態陸續被打破，世界交往呈現出普遍性與全球性。從而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變革都有依存關繫”，世界呈現出整體關聯與相互依存的狀態。但不能因此認為現代化的思想與制度可以使不同社會趨向同質性，甚至形成世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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