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人的使命與擔當
扎根田野，耕耘一流政治學研究
——對話徐勇教授/003
世界秩序之變呼喚中國政治學
——對話楊光斌教授/017
構建新時代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繫
——對話王炳權教授/031

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知識譜繫拓展
以責任之維拓展政治學理論研究
——對話張賢明教授/059
政黨中心主義：國家治理研究的新範式
——對話郭定平教授/073
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百年發展與未來圖景
——對話楊陽教授/090
探究比較政治學的學科內涵、方法與指向
——對話李路曲教授/105

中國政治學的學科體繫拓展
關乎國家的民族政治學
——對話周平教授/119
國家安全學學科建構的中國探索
——對話肖晞教授/133
從歷史社會學到歷史政治學
——對話郭臺輝教授/147
跨越邊界的中國政治傳播研究
——對話荊學民教授/164

中國政治學方法取向
向實求學：用腳底板做學問
——對話房寧教授/183
社會科學研究的革新之道
——對話唐世平教授/204
社會科學研究的“狐狸”本色與歷史質感
——對話李鈞鵬教授/217
後 記/236

道中有“道”
徐 勇

“政治學人”平臺的趙吉老師讓我為本書寫個序。我以為我是書中的被訪者之一，不適合寫序。趙吉老師說以後的書都會依照這一模式，我因此應允下來。談不上序，隻是個人體會。
在中國，“道”既指道路，也指道理。人們為什麼走這條道而不是那條道，自然有其道理。
“政治學人”平臺很有影響力，首先在於其時代性。近年來，該號刊發了一批政治學人專訪。本次將第一批學人專訪結集出版，並以 《政當其途——中國政治學的知識自覺》為名，我以為十分貼切。這一批學人剛好經歷了我國政治學恢復重建的歷史時刻，他們走過的學術道路反映了中國政治學恢復重建的歷程。
我國歷史上有深刻的政治思想，但作為一門建制性學科的政治學，是20世紀纔從外國引進的。隻是由於歷史原因，中國政治學起步不久便中斷了一段時間，直到20世紀80年代纔得以恢復重建。
政治學的引進和恢復重建，都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那就是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學習和追趕作為現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初始，後來者對先行者難免抱著一種仰視的態度。近代以來，我國社會科學的學習路徑是從歐美，經由日本，再到中國。尤其一段時期裡，大量學人赴日本學習，這也讓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大量概念和術語從日本傳到中國。20世紀80年代，我國進入主動學習的大開放時期。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直接從歐美翻譯學術著作，一批學人赴歐美學習。我們這一代學人剛好經歷了這一時期，對翻譯進來的學術著作趨之若鹜，如饑似渴地閱讀，也幾乎都有到美國等國家學習和訪問的經歷，處處感到新鮮，當時甚至會有一些仰慕。
但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有著共同特征，即少有政治迷信。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起的開放是主動性開放，學習是為了自身的強大。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實踐和經驗不斷校正著學者的視角和心態。這就是對外國學術從仰視到平視，從被動吸收到主動吸收，從“我注六經”到“六經注我”，學習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問題。這就有了知識自覺、學術自覺和理論自覺。自覺是成長成熟的第一步。早在20世紀初，毛澤東便提出“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從而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同理，隻有“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中國的政治學纔能成長和成熟起來。本書落腳於政治學的路徑選擇，以“知識自覺”作為落點，反映了中國政治學的歷程。本書收錄的學人訪談，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微觀表達。
“政治學人”平臺很有影響力，其次在於其定位很高。平臺提出了一個很響亮的口號，就是要做大學問和出大學問。做大學問是政治學人的共同心聲。當有了知識自覺和學術自覺後，便不甘於在人之後亦步亦趨了。更重要的是中國到了一個能夠產出大學問的大時代。“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馬克思)當下的中國與世界，有太多大問題需要回答。坦率地講，目前中國的政治學水平與大時代的要求之間的差距還很大。盲目容易造成迷信，自覺也容易產生自滿。自覺隻是第一步，更艱難的路程在後面。大時代為產生大學問提供了基礎，但並不等於會自動產生大學問。應該看到，理論相對於實際有一定的滯後性。成熟的理論建立在成熟的實踐基礎上。黑格爾說過，“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馬克思在撰寫 《資本論》時特別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他為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成熟的英國長期僑居。當今的大時代還處於大變革之中，大學問的產出有一個過程。
但是，大學問不能馬上產出並不意味著不作為，我們不能坐等大學問飛來。學術發展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學科建制化的好處是為眾多人做學問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的體制性基礎，其缺陷是容易急功近利、急於求成。隻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纔能成為巨人，而不是將巨人推倒成為“巨人”。盡管中國的政治學人開始有了難得的學術自覺，但也不能不看到，學術界存在高度“同質化”的問題，同樣的選題、同樣的結論比比皆是，由此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泥淖。我以為，要做大學問，首先要有對歷史和實踐的深度關懷。沒有歷史，就沒有深刻；沒有實踐，就沒有本源。其次要掌握扎實的基礎理論。沒有基礎理論，就難以獲得學術的視角和敏銳度，難以將碎片化的材料通過理論加以整合，也難以獲得由零到一的原始性創新。最後要構建包括中國經驗在內的可通約的概念和理論。概念和理論的來源有中國性，但概念和理論本身具有可通約性，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得到理解。本書訪談對像在我國政治學恢復重建中發揮了骨干作用，也積累了豐富的治學經驗，更為後學提供了有益的導向。
“政治學人”平臺很有影響力，最後在於其公共平臺性。共同體是人類自古以來所追求的美好目標。現代共同體的特點是每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通過相互溝通交流，或彼此受益，或達成共識。盡管大學問不容易產出，但需要為出大學問營造良好的氛圍。19世紀是西方出大學問的世紀，當時能夠出大學問，除了適逢大時代以外，便是有相互討論批評、以學術為志向的氛圍。“政治學人”平臺自開辦以來，為創造良好的政治學研究氛圍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包括本書的出版。
相信讀者通過閱讀本書，不僅會看到學者們走過的學術道路，更重要的是會理解學術道路中的“道理”！
2024年4月19日於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