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邁向國際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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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聯合國在全球實施16項維和行動。決定實施維和行動的力量是什麼？迄今維和行動的利弊得失又如何？

內容簡介

作者長期在聯合國繫統工作，對聯合國及多邊事務十分熟悉，掌握許多手資料。本書從西方國家駐聯合國官員的新穎視角出發，以冷戰後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演變為切八點，結合人道主義事務在聯合國議程中的地位，以及美國與聯合國的關繫，剖析了聯合國內部各大力量的互動情況，勾勒了聯合國運作的總體輪廓，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和平的形勢。從中可以了解聯合國及其對人道主義危機的反應，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作者簡介

讓-馬克·誇克（Jean-Marc Coicaud），巴黎索邦神學院政治學-法學博士、巴黎政治學院法國國家博士，曾任哈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哲學繫和法學院研究員，巴黎大學副教授，紐約大學法學院全球事務研究員；法國外交部文化專員、歐洲議會（財政委員會）立法助手，美國和平研究所高

序言
鳴謝
導論
章20世紀90年代和平行動的範圍和局限
一、和平行動從量變到質變
二、評估和平行動：並不如意的結果
第二章聯合國作為國際官僚機構的缺點
一、聯合國的政治缺陷及其對和平行動的影響
二、聯合國的運作缺陷及其對和平行動造成的損害
第三章國際政治與進退兩難的團結
一、從加強國際團結到國際團結的局限性
二、人道主義危機與國際團結的兩難處境
第四章克林頓的外交政策及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困惑
一、克林頓的暫時性國際主義序言
鳴謝
導論
章20世紀90年代和平行動的範圍和局限
一、和平行動從量變到質變
二、評估和平行動：並不如意的結果
第二章聯合國作為國際官僚機構的缺點
一、聯合國的政治缺陷及其對和平行動的影響
二、聯合國的運作缺陷及其對和平行動造成的損害
第三章國際政治與進退兩難的團結
一、從加強國際團結到國際團結的局限性
二、人道主義危機與國際團結的兩難處境
第四章克林頓的外交政策及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困惑
一、克林頓的暫時性國際主義
二、克林頓國際主義同美國國會和軍方的分歧
三、美國的優勢地位對和平行動的影響
第五章布什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團結的邊緣化
一、國家安全同多邊主義原則和團結之間的矛盾
二、伊拉克是布什外交政策構想的試驗場
三、布什的外交政策構想與未來的國際秩序
第六章邁向國際法治
一、國際法治與團結的公共政策
二、（民主）賦權的多邊規範與加強國際團結
三、國際參與方和國際團結的加強
四、變革美國領導作用的必要性
結論：從國際團結到國際安全，從國際安全到國際團結

在線試讀

章20世紀90年代和平行動的範圍和局限
在聯合國采取的各類行動中，和平行動受人關注，這在20世紀90年代尤為如此。在此期間，和平行動成為處理局部衝突、應對人道主義危機和與之相關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現像的主要手段。冷戰結束以後，和平行動多種多樣，措施廣泛復雜，吸引了公眾的目光。但是，無論90年代的和平行動在質和量上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我們都不應該對其感到過分高興。之所以要保持清醒，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同滿足各自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分配的資源相比，主要大國在和平行動方面的資源配置相對較小；二是和平行動的結果成敗參半。
一、和平行動從量變到質變
與過去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和平行動在質和量兩方面具有顯著的不同。對國際社會而言，這些和平行動的難度是非常大的。
和平行動的量變
能體現90年代和平行動在量上的演變的，是兩組數字：和平行動的數量及其調動的資源（尤其是財力和人力資源）。
和平行動的數量
1991至2001年間，共進行了三十餘起和平行動。與1948至1988年間的13起相比，這一數字是非常大的。這些和平行動在全球部署的地域範圍也令人印像深刻：非洲14起，歐洲9起，美洲6起，亞洲4起。在20世紀的後10年，活動為密集的恐怕是1991至1995年底。在此期間，共啟動了16起和平行動，其中許多是為復雜的行動。雖然1995至1998年間的行動數量減少了，但是，維持和平依然是聯合國活躍的職能。在此期間，共采取了11起行動。1999年以後，隨著在科索沃、東帝汶、塞拉利昂和剛果部署大規模的和平行動，行動數量再次大幅增加。
動用的資源
隨著和平行動數量的增加，國際社會對其投入的財力和人力資源也隨之增長，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章20世紀90年代和平行動的範圍和局限
在聯合國采取的各類行動中，和平行動受人關注，這在20世紀90年代尤為如此。在此期間，和平行動成為處理局部衝突、應對人道主義危機和與之相關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現像的主要手段。冷戰結束以後，和平行動多種多樣，措施廣泛復雜，吸引了公眾的目光。但是，無論90年代的和平行動在質和量上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我們都不應該對其感到過分高興。之所以要保持清醒，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同滿足各自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分配的資源相比，主要大國在和平行動方面的資源配置相對較小；二是和平行動的結果成敗參半。
一、和平行動從量變到質變
與過去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和平行動在質和量兩方面具有顯著的不同。對國際社會而言，這些和平行動的難度是非常大的。
和平行動的量變
能體現90年代和平行動在量上的演變的，是兩組數字：和平行動的數量及其調動的資源（尤其是財力和人力資源）。
和平行動的數量
1991至2001年間，共進行了三十餘起和平行動。與1948至1988年間的13起相比，這一數字是非常大的。這些和平行動在全球部署的地域範圍也令人印像深刻：非洲14起，歐洲9起，美洲6起，亞洲4起。在20世紀的後10年，活動為密集的恐怕是1991至1995年底。在此期間，共啟動了16起和平行動，其中許多是為復雜的行動。雖然1995至1998年間的行動數量減少了，但是，維持和平依然是聯合國活躍的職能。在此期間，共采取了11起行動。1999年以後，隨著在科索沃、東帝汶、塞拉利昂和剛果部署大規模的和平行動，行動數量再次大幅增加。
動用的資源
隨著和平行動數量的增加，國際社會對其投入的財力和人力資源也隨之增長，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財力方面，聯合國成員國（尤其是有影響力的國家）通過對聯合國繫統的捐助，承擔了和平行動不斷攀升的開支。1991至2000年間，和平行動的支出總額相當於1948至1990年間維和行動總支出的近10倍，高達19。這些支出遠遠高於聯合國的正常預算。但在90年代整個聯合國繫統在和平行動上的總支出中，這還隻是很小的一部分。除此項開支外，還必須加上人道主義、重建和其他恢復經濟所需的支出——這些費用終由聯合國成員國通過向與聯合國實行預算單列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nisation，WHO）、世界糧食計劃署
（World Food Programme，wFP）、聯合國兒童基金（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提供財政貢獻來支付。
聯合國成員國還為另外兩類措施直接提供資金，以此承擔與和平行動相關的追加費用：國際人道主義干預及其他與和平行動相關的費用。
90年代，國際干預同過去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體現了國際社會希望參與，甚或可能使用武力，以解決人道主義危機的意願。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後（除1999年春有爭議的科索沃干預行動之外），國際干預行動通常由一國或國家集團領導並具體指揮（大多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索馬裡、海地、波黑、科索沃和東帝汶進行的干預行動，對牽頭實施的國家來說耗資巨大。為了協調國際干預行動的各個方面，在索馬裡實施了恢復希望行動和聯合國特遣部隊的國際干預行動。在1992年12月至1993年5月間，其軍事方面的行動耗費美國十。在海地，美國領導下的干預行動在1994年9月至1995年3月間，耗費了美國納稅人2。在波黑，北約領導下的多國執行部隊在1995年12月至1996年年底之間，耗費有關參與國5。1999年春，在科索沃進行的空中行動耗資近4，均由北約——主要是美國——承擔。在東帝汶，澳大利亞支付了東帝汶國際部隊的大部分費用——該項行動為成立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開闢了道路。
與和平行動相關、由成員國直接承擔的其他各類費用也相當可觀。例如，美國在海地為人道主義行動、重建、難民等其他事項的支出高達10。在巴爾干地區，數十萬波斯尼亞人逃往鄰國，這些鄰國家為此支付了大量的費用。在歐洲，波斯尼亞難民達70萬人，德國接收了近乎一半。1992至2000年間的難民事務總支出近10。雖然在理論上，這是波黑自己的問題，但實際上，據估計，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盟）為重建波斯尼亞經濟終支付了大約60。科索沃的情況也是如此，歐盟注定要為科索沃重建的大部分費用買單。
投入和平行動的人力資源數量也表明，國際社會在90年代對和平行動情有獨鐘，對和平行動的投入是空前的。1991至2000年間，在和平行動的框架下，共部署了約40萬名軍事和文職人員。由於一線人員眾多，因此難免出現了意外死亡。在此期間，共有九百餘名聯合國人員喪生，其中達到高峰的年份是1992年（60人）、1993年（252人）、1994年（167人）和1995年（123人），有好幾個國家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價。與此相比，在1948至1990年的四十餘年間，部署在一線的人員中有850人喪生。
除了派遣軍人參加維和行動之外，聯合國成員國——尤其是美國、法國和英國——也向領導人道主義干預的國際部隊派出了大量的人員。在高峰時期，部署在索馬裡的聯合國特遣部隊達3.7萬人，其中2.8萬人來自美國。在海地的多國部隊初為2.1萬人，主要由美軍組成。在波黑，1995年12月以多國執行部隊為名部署了近6萬名軍人；一年後，即：1996年底，穩定部隊成立，部署了3.6萬名軍人，其中北約部隊3萬人，非北約部隊6000人。美、法、英三國是上述行動的主要參與者。科索沃也得益於類似的情況：1999年6月成立的駐科索沃部隊，其鼎盛時期多達5萬名軍人，主要來自美、法、英三國，其次則來自其他北約和非北約國家。
和平行動的質變
冷戰結束後的和平行動，繼續履行著初為維和行動而設想的職責。派遣調停部隊、監督停火、維持緩衝區等行動繼續進行。這些行動中，有的開始於冷戰期間，但尚未結束；有的則是在新設立的和平行動的框架下進行的。不過，在90年代，和平行動也經歷了質的變化，這些變化極大地改變了和平行動的概念和實施。在有和平行動干預的危機中，上述變化意味著必須在這些危機的三個不同階段采取措施：在衝突爆發之前、在局部衝突和人道主義危機發生的過程當中、在危機結束之後。這些措施主要涉及：預防（衝突爆發之前）、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執行和平——包括使用武力和制裁（衝突發生當中）、建設和平（衝突結束之後）。
衝突預防
聯合國並不是等到20世紀90年代纔認識到衝突預防的重要性。《聯合國憲章》早就涉及了預防性外交這一主題。60年代初，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合爾德（Dag Hammarskjold）。即主張，應該把預防性行動視為維持國際和平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總體上看，直到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擔任秘書長並在1992年發表《和平議程》（An Agellda for Peace）的時候，預防性行動纔開始得到更多的重視。聯合國針對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爭端而部署部隊，次被視為國際外交與和平行動的重要內容。隨後不久，在和平行動框架下進行預防性軍事部署就變成了現實。1993年在前馬其頓共和國部署維和人員，便成為一件前所未有的新舉措。
人道主義援助、執行和平與進行制裁
在發生局部衝突和人道主義危機時，下面幾項倡議成為和平行動的：實施人道主義援助，把實施人道主義援助和執行和平結合起來，進行制裁。與過去相比，這幾項措施給和平行動帶來了重要的變化。
進行和平行動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就是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派遣調停部隊不再是主要的考慮），包括向受害者提供食品和庇護所、恢復水和電等的基本供應。在大多數情況下，在開展此類援助行動的同時，戰爭仍在繼續。這使得和平行動成為集人道主義援助與執行和平為一體的奇怪的組合。由於交戰一方或多方常常阻撓聯合國提供食品，因此，聯合國初不得不同各方談判，以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通過談判達不到聯合國所期望的結果的時候，要求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確保人道主義援助惠及有關受害者的誘惑便不斷增加了。終，允許使用武力以保護救援人員、確保向平民提供服務，成為後可以使用的手段。聯合國在索馬裡和波黑的行動即是例證。
和平行動中的強制執行，經常與那些預計會使用武力的人道主義干預緊密聯繫在一起。此類人道主義干預行動以緩解人道主義危機為主要目的，是在和平行動部署之前進行的。例如，1994年9月在海地進行的維護民主行動、1999年3月在科索沃進行的聯合部隊行動以及。1999年9月在東帝汶部署的東帝汶國際部隊，就屬於這種情況。此外，在聯合國實施干預的過程中，也會開展此類人道主義干預行動。例如，在進行索馬裡恢復希望行動時，聯合國索馬裡行動的期行動就已經在進行之中了。後，此類人道主義干預行動也會發生在聯合國已經進行了長期的、實質性的干預行動之後。例如，在波黑的多國執行部隊，以及後來接替聯合國保護部隊的穩定部隊。與聯合國保護部隊不同的是，多國執行部隊和穩定部隊事先預想到，除了進行自衛之外，也可以為其他目的使用武力。
在衝突進行的過程中采取制裁措施，是90年代和平行動發生質變的另一種方式。聯合國成立以來的前45年裡，雖然安理會僅實施了兩次制裁（1966年制裁羅得西亞、1977年制裁南非），但在90年代，安理會卻通過了五十餘項有關制裁的決議。雖然安理會對伊拉克（1990年）、利比亞（1992年）、蘇丹（1996年）和阿富汗（1999年）實施的制裁，並不涉及和平行動問題，但是，在此期間通過的其他各項制裁均與和平行動有關。針對前南聯盟（1991、1992和1998年）、索馬裡（1992年）、柬埔寨（1992年）、海地（1993年）、安哥拉（1993、1997和1998年）、盧旺達（1994年）和塞拉利昂（1997年）實施的制裁，都應被看做是此類制裁。
建設和平
和平行動在90年代所經歷的質變，在一定程度上，是80年代末即已開始的一種趨勢的進一步發展。這一趨勢意味著，和平行動日益重視衝突結束後的建設和平的措施。這些措施直接處理兩類問題：軍事和政治問題。
對90年代的和平行動而言，放棄在衝突進行期間占主導地位的軍事文化，主要意味著要銷毀戰爭期間使用的軍事設備，實施排雷行動，確保志願遣返戰鬥人員並確保其重返平民社會。
在政治方面，建設和平措施意味著必須承擔重建政治機構的多重任務——即使不包括民主，也要從長遠的角度確立問責制、透明度與合法性。在不同程度上，這些措施包括，加強法治（比如通過訓練和重建當地警察部隊進行司法和刑事改革等方式）；通過對過去和現在的侵犯人權的現像進行監督和調查，加強對人權的尊重；為民主發展提供技術援助（包括幫助組織選舉、支持新聞自由）；推動衝突解決及和解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特別國際法庭也可以屬於政治措施之一。
1991年以後進行的大多數和平行動，都具有建設和平的一個或數個軍事和機制性的因素，例如：聯合國薩爾瓦多特派團、柬埔寨過渡時期聯合國權力機構、聯合國安哥拉核查團第二和第三期行動、聯合國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團、聯合國莫桑比克行動、第二期聯合國索馬裡行動、聯合國波黑特派團、聯合國科索沃特派團、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如果說90年代初設立的特別國際法庭僅針對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那麼後來，國際刑事司法審判也成為塞拉利昂和東帝汶衝突後重建努力的一個工具。
二、評估和平行動：並不如意的結果
仔細研究後就會發現，和平行動在90年代經歷的量的增加和質的變化，並不像其給人留下的印像那麼深刻，其調動的資源和產生的結果也是相當有限的。
集體安全及其資源不足
把聯合國恢復和平的努力，同成員國——尤其是主要成員國——在自身利益和任務上的投入進行對比，就會發現聯合國恢復和平的努力依然處在邊緣的位置。
軍隊的配置
首先，在90年代，聯合國重要成員國在大多數情況下為和平行動提供的部隊數量極少，遠遠低於他們自身的綜合國力。例如，英國在1994年向聯合國和平行動提供了3800人，法國5200人，美國1 000人。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英國現役軍人和文職人員總數為40.6萬人，法國61.4萬人，美國276萬人。也就是說，英國向聯合國派遣的軍事人員占其總兵力的0.9％，法國為0.8％，美國還不到0.04％。這使和平行動患上了兩個“慢性病”：人員部署上的滯後和所部署的部隊人員不足。
財政承諾非常有限
各國的國防預算與其劃撥給聯合國和平行動的資金之間存在的差異，進一步表明，成員國對和平行動所作的承諾是有限的。90年代，聯合國在和平行動上的總支出為19，而1991至1999年間全球的軍費開支總額卻高達約6.9。為應對90年代出現的危機，成員國向聯合國提供的資金隻相當於各國政府軍費總額的0.3％。90年代，和平行動平均每花，各國軍費即花掉3。即使對於那些為和平行動作出很大貢獻的西方大國，這一比例依然嚴重地向國內軍費傾斜。在這一方面，首當其衝的便是歷史上的軍費大國：美國。1991至1999年間，美國聯邦國防預算約為2.5，高出聯合國維和總預算125倍。在90年代和平行動開銷的1994年，美國向維和行動提供的經費據估算約為10.，而其自身國防開支卻高達313。同年，法國向維和行動提供的經費據估算約為1.，而其自身國防開支卻高達42。英國向維和行動提供的經費據估算約為2.，而其自身國防開支卻高達42。也就是說，聯合國和平行動每花，美國便為自身國防花掉2，法國為2，英國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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