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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在這個世紀的人類歷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發生，那就是中國的再崛起。經歷了200年憂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奮鬥之後，古老的中華文明的復興將成為整個世界都必須認真面對和適應的現實……

內容簡介

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中，鋻於中國的疆域範圍、人口規模以及在歷史上曾經達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遠不隻是這個東方大國內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僅關乎十多億炎黃子孫的命運，也將對全人類的福祉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復興的過程及其對世界而言的後果，一方面取決於中華文明的內在價值體繫和當代中國民眾及中國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世界對中國的態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準備承認中國的重新崛起，並始終以寬容友善的姿態接納它、幫助它，那麼，中國復興的過程將會一片坦途，世界也將在這一過程中分享到極大的好處；相反，如果世界對中國的重新崛起充滿懷疑和恐懼，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麼，中國復興的過程必將伴隨著痛苦和挫折，整個世界也將不得不同中國一起承受這個過程所帶來的不幸乃至災難。

作者簡介

陳季冰，1967年12月生於上海；1990年7月畢業於同濟大學熱能工程繫，獲工學學士學位；1992年7月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第二學士）；1992年78進入文彙報，歷任經濟部記者、編輯、財經新聞版主編兼經濟觀察專刊主編、經濟部主任助理；2002年1月離開文彙報，擔

楔子 “中華復興”與“大國精神”
1.走出“歷史悲情”
2.從“渴望被承認”到“身份自我確認”
3.認識世界，認識西方，認識自己
4.民族復興的精神準備
卷一現代化的後一躍
章現代化的精神歷程
1.穿越“歷史三峽”
2.現代化：精神內核與現實路徑
3.一個“後發”現代化的標本
第二章改革需要再出發
1.要務：政府自我改革
2.“精英責任”與制度改進的“推動力”
3.愈合“社會的精神分裂癥”楔子 “中華復興”與“大國精神”
1.走出“歷史悲情”
2.從“渴望被承認”到“身份自我確認”
3.認識世界，認識西方，認識自己
4.民族復興的精神準備
卷一現代化的後一躍
章現代化的精神歷程
1.穿越“歷史三峽”
2.現代化：精神內核與現實路徑
3.一個“後發”現代化的標本
第二章改革需要再出發
1.要務：政府自我改革
2.“精英責任”與制度改進的“推動力”
3.愈合“社會的精神分裂癥”
第三章新世紀“關鍵詞”
1.“和諧社會”、“利益集團”與民主政治
2.“以人為本”的民本敘事
3.“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兩大問題
4.“節約型社會”和“創新型社會”的中國路徑
第四章百年現代轉型的後一環
1.一個誕生中的業主委員會
2.新聞自由、新聞規範與媒體的“社會共同體”
3.培育政治現代化的社會基礎
卷二西方的“中國想像”
第五章從伏爾泰的天堂到黑格爾的地獄
1.“新加坡不在中國嗎？”
2.西方認識中國的五個階段
3.中國：西方自我關照的一面鏡子
第六章 “唱衰中國”——當代的兩種“中國想像”（上）
1.“中國饑餓論”
2.“中國統計數字造假論”
3.“中國崩潰論”
4.“中國無關緊要論”
第七章 “中國威脅論”——當代的兩種“中國想像”（下）
1.經濟威脅
2.政治和軍事威脅
3.人口、資源、環境威脅
4.“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基礎
第八章另一個中國
1.鄭和的故事，一段歷史注腳
2.中國歷史上兩次不同尋常的遠行
3.現在，西方準備好了嗎？
卷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
第九章知識精英的思想分化
1.“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
2.“民族主義”與“天下主義”之爭
3.“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
第十章對“改革之爭”的評價
1.“郎咸平旋風”與“改革之爭”
2.“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終結
3.不是向左還是向右，而是向前還是向後
第十一章 “民意”的轉向及其後果
1.“原罪”的密碼
2.社會對管制的需求
3.“新雙軌制”的罪與罰
4.“順應民意”的新一輪政府權力擴張
5.“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
卷四通往文化重生之路
第十二章政治與文化
1.當春節遭遇“聖·瓦倫丁節”……
2.“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
第十三章古今中西之辯
1.“抵制聖誕節”與“棄龍”風波
2.古今中西，月亮哪個圓？
3.佛教的引進——整合異質文化的一個成功先例
4.“帝國語言”的命運
第十四章面向未來的文化重生
1.餘英時：文化危機與文化重建
2.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3.許倬雲：中國文化突破與普世世界文化之催生
4.為中國文化的重生努力和祈禱
尾聲上海神話
1.從巴黎到紐約
2.“世界之都”的中國輪廓
3.蘇州河以北……
4.鍛造面向未來的“城市人格”
後記

在線試讀

卷一
中國人如能對我們的文明揚善棄惡，再結合自身的傳統文化，必將取得輝煌的成就。但在這個過程中要避免兩個的危險。，全盤西化，拋棄有別於他國的傳統。那樣的話，徒增一個浮躁好鬥、智力發達的工業化、軍事化國家而已，而這些國家正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國侵略的過程中，形成拒絕任何西方文明的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隻有軍事除外）。（引自《中國問題》第4頁，【英】羅素著，秦悅譯，學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貝特蘭·羅素
全球著名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集團在2003年10月發表的一份題為《與BRICs共同夢想——通往2050年之路》的報告（注：這也是所謂“金磚四國”的出處，BRICs是Brazil（巴西）、Russia（俄羅斯）、India（印度）、China（中國）的英語開頭字母的縮寫，它與英語中“磚”（Brick）一詞諧音。這個名詞是高盛集團在上述報告中首先提出的，報告稱，到2040年左右，上述“金磚四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目前的G6（G7中除去加拿大），全球經濟增長重心將向這些國家轉移，並將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預測計，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在2007年超過德國，在2015年超過日本，並終在2039年超過美國。在此後的幾年裡，高盛公司的研究人員又對這一預測作出過多次修正。他們稱，早2035年，遲到2042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大國。（例如，率先提出“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全球經濟研究部主管吉姆·奧尼爾後來又預測，按照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速，“很可能在2035年，中國就會成為比美國更大的經濟體”。見《高盛談金磚四國——預言2035年中國成經濟體》，載2006年5月24日《北京晨報》；相關報道亦見2006年12月5日《參考消息》第16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預測也幾乎與上述結果一模一樣。（見【美】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m）《接受中國的崛起（上）》，《讀書》2005年第6期。）這個預測得到許多權威經濟學家的響應，《華爾街日報》2006年春對12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采訪結果表明，有半數受訪者認為，中國終將超越美國，坐上世界經濟頭把交椅。卷一
中國人如能對我們的文明揚善棄惡，再結合自身的傳統文化，必將取得輝煌的成就。但在這個過程中要避免兩個的危險。，全盤西化，拋棄有別於他國的傳統。那樣的話，徒增一個浮躁好鬥、智力發達的工業化、軍事化國家而已，而這些國家正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國侵略的過程中，形成拒絕任何西方文明的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隻有軍事除外）。（引自《中國問題》第4頁，【英】羅素著，秦悅譯，學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貝特蘭·羅素
全球著名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集團在2003年10月發表的一份題為《與BRICs共同夢想——通往2050年之路》的報告（注：這也是所謂“金磚四國”的出處，BRICs是Brazil（巴西）、Russia（俄羅斯）、India（印度）、China（中國）的英語開頭字母的縮寫，它與英語中“磚”（Brick）一詞諧音。這個名詞是高盛集團在上述報告中首先提出的，報告稱，到2040年左右，上述“金磚四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目前的G6（G7中除去加拿大），全球經濟增長重心將向這些國家轉移，並將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預測計，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在2007年超過德國，在2015年超過日本，並終在2039年超過美國。在此後的幾年裡，高盛公司的研究人員又對這一預測作出過多次修正。他們稱，早2035年，遲到2042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大國。（例如，率先提出“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全球經濟研究部主管吉姆·奧尼爾後來又預測，按照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速，“很可能在2035年，中國就會成為比美國更大的經濟體”。見《高盛談金磚四國——預言2035年中國成經濟體》，載2006年5月24日《北京晨報》；相關報道亦見2006年12月5日《參考消息》第16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預測也幾乎與上述結果一模一樣。（見【美】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m）《接受中國的崛起（上）》，《讀書》2005年第6期。）這個預測得到許多權威經濟學家的響應，《華爾街日報》2006年春對12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采訪結果表明，有半數受訪者認為，中國終將超越美國，坐上世界經濟頭把交椅。
對充滿歷史感的中國人來說，2040年是一個敏感時刻，令我們刻骨銘記的“鴉片戰爭”就是在200前的這個時候爆發的，當代中國人普遍把它視作中國衰落的像征。國際上的另一項預測說，到21世紀中葉，大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將超過整個北美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份額，上升到1/4，這一數字差不多正好回復到200年前的水平。當然，比較現實地來看，中國真正崛起為一個經濟強國還要走過一段漫長的路途。例如，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即便維持現在這樣的高速度，中國可能還需要花30到40年時間纔能使自己的人均GDP超過亞洲鄰國日本，至於趕上美國則可能需要整整一個世紀。然而，總量上的“世界”已經足以令國人揚眉吐氣，也令世界為之震動。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說，“把中國視為一個大角色是遠遠不夠的，她是人類歷大的一個角色。”而法國前總理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的話更會強烈地感染我們，“對我們的孩子們來說，他們所遵循的將不是美國標準，而是中國標準。”
所有這些都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美麗的畫面：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失敗、屈辱和挫折以後，中國又一次回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一個激動人心的“中國世紀”已經在向我們招手！這一切來得太快了，快得讓我們不敢相信，更讓我們來不及作出必要的反思。然而，越是在這樣的時刻，反思就越顯得必要和緊迫。讓我們聽一聽經濟學界的泰鬥、美國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A·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1915- ）的評論：“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體，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礙的話——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如果’。”這個“如果”正是我在本書“楔子”部分論及的所謂“中國重新崛起”的層次問題，即中國的現代轉型能否順利完成？而在我看來，未來的30年將是我們民族為實現獨立、富強、民主、自由的漫長而曲折的現代化運動的“後一躍”。
章現代化的精神歷程
1.穿越“歷史三峽”
從《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那雙樂觀但有些膚淺的眼睛看出去，未來的世界是“平”的。在他那本一時令洛陽紙貴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中，弗裡德曼指出，中國的發展是使世界變平的主要動力之一。（參閱《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簡史》（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美】托馬斯·弗裡德曼著，何帆等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就全球未來大趨勢粗略地看，弗裡德曼也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雖然他顯然過於樂觀和天真。但對於我們自己來說，中國的未來遠不是“平”的。相反，我們眼中的“中國景觀”不僅到處坑坑窪窪，而且布滿懸崖斷壁。
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的30年裡，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還將邁過許多關隘。隻要做一個簡單的梳理，我們就會發現，即便不考慮中國在國際上的風險，僅國內矛盾和風險疊加在一起，就一點都不會比我們過去30年的經歷來得平坦和便捷。
在經濟層面，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調——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個人貧富差距——如果得不到較快的扭轉，中國不僅在未來不可能保持現有高增長，還將出現嚴重的社會不穩定；“三農”問題、結構和城市化在未來或許能轉化為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主要內在動力，但在當下卻是難以承受的壓力。在社會層面，資源環境的瓶頸很早之前就已顯現無疑，如果中國在這方面不能成功地超越西方的現有模式，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新路，也許整個世界都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由於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眼前的“人口紅利”將在未來不到20年迅速耗盡，屆時中國將面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驟然老齡化，如何避免“未富先老”這個難題已不是未雨綢繆的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現實。後，臺灣問題一直是懸在中華民族上空的一枚“定時炸彈”，如果不能穩妥和智慧地拆除這顆炸彈的引線，一旦臺海局勢失控，兩岸中國人辛苦積累了幾十年的現代化成果有可能毀於一旦……
上述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單獨拿出來，都足以難倒當今世界上睿智果敢的政治家。10多年前中國經濟剛剛呈現加速起飛跡像時，這個時代著名的管理學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her，1909-2005）將中國比喻為一場全世界商業界都“不得不加入的賭局”。杜拉克的預測不能不說是相當悲觀的：“事實上，一個有經驗的賭徒對這場賭局所下的結論也許是：中國成功發展的可能性占三分之一，而中國陷入嚴重混亂的可能性，至少占三分之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面對所謂“中國崛起”的國際輿論，中國的決策者始終保持著一份謹慎和清醒，這決非刻意低調。美國卡內基和平研究會的一位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說：“我敢打賭，擺在布什案頭的需要立即處理的事項中，95%的是國際事務。而擺在中國領導人的案頭的緊急事項可能95%都與國內事務有關。”更具挑戰性的是，上述大部分難題都是當代中國所獨有的，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歷史中都找不到能夠直接拿來借用的教科書。“何況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須要改革程度之深，已經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與之類似而接近的例子。”曾以《誰來養活中國？》一書引發巨大爭論的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在他經常被引用的《中國對美國和對地球的挑戰》一文中說過：“由於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人類至今走過的所有道路對中國都不能適用。要不了多久，中國非得開拓一條全新的航道不可。這個發明了造紙術與火藥的民族，現在面臨一個跨越西方發展模式的機會……中國若成功了，就能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光輝的榜樣，為人仰慕效法；中國若失敗了，所有的人都將為此付出代價”。所以，中國的國務院總理面對中外記者時說，他心中的憂患意識經常讓他晚上連覺都睡不著。
但是，不論未來還將面對多麼大的困難和挑戰，有一點是肯定的：經過了一百年多年的社會變革，尤其是經歷了近30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華民族已徹底洗刷19世紀中葉以來積貧積弱的屈辱面貌，正迎來一個民族復興的偉大時刻。正像許多人看到的那樣，我們也許隻差一步就走到了200年現代化征程的終點。（注：提醒讀者不要誤解的是，這裡我用“終點”這個詞，決不是說達到了這一點上，中國就將一勞永逸地建成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我是有嚴格的限定的，此“終點”實際上等同於現代化的完成；而所謂“現代化”，並非一個無止境的過程，它也是有嚴格限定的，我將在本卷接下來的一章中簡單敘述。世界上永遠都不會有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完美社會隻存在於各種宗教或意識形態所建構的烏托邦中。所謂“現代化的終點”，更實際地意指達到那個階段以後，中國將結束200年來主導我們社會生活的那種持續不斷的整體性全面變革，從而在制度上進入一種類似於鴉片戰爭以前或現代西方那樣的相對“穩態”，而且這種“穩態”將會持續比較長時間，盡管在此期間社會的局部領域還會不斷發生變革，有時甚至瞬息萬變，但像過去200年裡經常出現的那種動輒動搖社會根基的顛覆性、全局性巨變則不太可能再輕易爆發。）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在多處說過差不多意思的話：中國的長期革命業已成功，目前已經到達了歷史和命運中的一個重要關頭。（見《放寬歷史的視界》第267頁，黃仁宇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想必他的這句話與我們上述的表述是同一個含義。但所謂“行百裡者半九十”，那麼，在當下這樣的歷史性時刻，我們將何去何從？
展望未來的好起點永遠是回顧歷史。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將近現代中國歷史形像地描繪為“歷史三峽”，而我們追求當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努力，實際上就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順利地穿越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瓶頸”，從而使華夏文明的航船進入一片浩蕩坦途。所謂“歷史三峽”，特點就是其階段性和曲折性。
……近代中國從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逐步走向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發展程序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循序作波浪式前進的。中國要現代化，就要通過許多次險惡的波濤，然後纔能風平浪靜，漸次走向富強安康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在通過這些不同的“階段”時，各個階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參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不是根據工程師的藍圖，一層層造起來的。
再者，這些不同階段的主題，且往往是前後對立的，峰回路轉相互矛盾的。因此，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家，在推動一種現代化運動之時（不管這一運動是激進的“革命”或緩進的“變法”），他們都要抓住該階段所特有的主題，從而推動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題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時代所遺棄，甚至流入“反動”，變成“革命對像”。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題而亂搞不急之務，躐等前進，那就變成空想或過激。空想、過激，對群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他的運動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階段的空想，往往也可變成次一階段的主題。如此各“階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的；它是或緩或急，永遠不斷向前流動的。
在唐德剛視野中，中華政治文明在歷史上一共經歷過兩次大的轉型。次是在兩千年前的秦漢時期，第二次則始於鴉片戰爭，至今尚未完成。建立並興盛於西周的封建制度（注：唐德剛先生定義的“封建制度”與大陸歷史學界一般界定的“封建社會”有很大差別，據我本人的理解，它更接近於歐洲中世紀以後出現的那種封建制。）到了東周時期開始崩解，經過春秋戰國的戰亂征伐，終由秦始皇統一中國。秦“不立尺土之封”，廢除“封建制”，改立“郡縣制”，次奠定了大一統的中華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這就是中國中華文明歷史上的次轉型，它的成果可以高度抽像和簡化為下列12個字：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用唐德剛的話來說，前六字是政治上集權，一切向中央負責；後六字則是經濟上開放，化公為私。與此同時，整個經濟、文化、社會也隨著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確立而一起轉變，其過程是激烈而痛苦的，需要很長時間纔能逐步穩定下來。實際上，這次轉型萌前4世紀中葉的“商鞅變法”，基本完前2世紀末漢武帝所落實的“鹽鐵專賣”，歷時將近300年。（同上第6頁、第224頁）至此，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從一個高等群居動物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向一個以自由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以高度科學化的文官制度為骨干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宇宙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在這個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中華文明不斷地統一了那些還生活在“部落主義”方式下的“少數民族”，將它們納入一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文明大熔爐中，直至全“天下”整合為一，天衣無縫。這一次的大轉型將“國家強於社會”為特性的東方集權體制確立為一種“定型”，這一秩序此後延續了兩千年而穩定不變！兩千年間，雖然我們這塊土地上經歷了無數朝代興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和英雄起落……但“運行於這個定型之中的政治經濟的組織原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識分子的思維邏輯、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基礎等等卻穩如泰山，絲毫未動。”所以極富洞見地指出，“千載猶行秦法政”。
但是，這一延續了兩千年的“秦漢模式”到19世紀中葉卻再也無力維持下去——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之下，中華文明被迫作出“第二次的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唐德剛稱之為“歷史三峽”。這是一個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瓶頸期”，它是社會僵化和“淤塞”造成的，衝出瓶頸的過程在哲學上叫做“突破”，在歷史學上叫做“轉型”。在這段歷史的瓶頸期裡，我們原來兩千年不變的“靜如處子”的古老社會忽然間“動如脫兔”，幾乎是十年一變，用李鴻章的話說，我中華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則不幸（抑或有幸？）生於這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二個“轉型期”內，更令人痛苦的是，這一次轉型不是自發、漸進的，而是被迫的、驟然發生的。按照唐德剛的預計，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需要兩百年，到2040年左右。當然，如果歷史出現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及其令中華民族承載的苦難還會延長下去。窮則變，變則通，一旦變通了，我們就將再度獲得一個新的穩定的制度“定型”，並開啟中華民族下一個強盛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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