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李德成為“太上皇” 被博古“引進”蘇區的李德，很快否定了毛澤東的遊擊戰 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秘密決定紅軍主力“大轉移” 博古和李德原打算把毛澤東留在蘇區，毛澤東堅決不同意， 周恩來則提議讓毛澤東隨軍長征 中央紅軍開始“大轉移”，李德為“大轉移”設計了一個“甬道式”前進方案 紅軍面臨絕境，李德大發雷霆；朱德忍無可忍，頂撞李德 

第二章 李德的結局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被稱為“中央隊三人團”，他們開始公開批評李德、博古 通道會議，毛澤東主張西進入黔，李德半途憤而退出 黎平會議，李德托病不參加 猴場會議，排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糾正李德、博古的錯誤，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李德結束在中國的軍事生涯 

第三章 張國燾儼如黨中央善於投機的張國燾，成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張國燾悄悄命令大搬家 張國燾擅自成立“中共西北特委”和“西北聯邦政府”，儼如黨中央組織 

第四章 短暫的蜜月懋功會師，短暫的蜜月 “ 北上”還是“南下”？毛澤東與張國燾的輪交鋒 撫邊村，毛澤東迎接張國燾；兩河口，兩軍暫時統一思想 張國燾打如意算盤，實質是向中央要權 曾中生不服張國燾家長式統治，張國燾頓起殺機 中共中央讓張國燾當紅軍總政委；張國燾仍遲遲按兵不動， 松潘戰役流產 張國燾開始攤牌，毛澤東堅決拒絕毛兒蓋會議通過北上戰略，張國燾苦苦思考南下計劃

 第五章 從反對“北上”到另立“中央” 張國燾反對“北上”方針，正式下達“南下”命令 葉劍英秘密傳送電報，毛澤東緊急避險 徐向前反對“紅軍打紅軍”，紅一、四方面軍干部戰士默默分手 中央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毛澤東說暫時不能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張國燾“反對毛、周、張、博北逃”，組織圍鬥朱、劉 張國燾另立“中央”；朱德、劉伯承堅決抵制 紅軍大戰川西，張國燾南下受挫 第六章 希望破滅張國燾寫信給林育英，希望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 張國燾被迫取消“中央”，神色黯然 紅二、紅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賀龍悄悄地對張國燾說：“小心我打你的黑槍！”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新的問題。為了總結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對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同時為了就近指導中國共產黨，斯大林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為使陳獨秀和張國燾能夠參加六大，共產國際直接向他們發出邀請。陳獨秀拒絕了共產國際的邀請。張國燾勸陳獨秀接受邀請，他說：“如果不去，你與共產國際及中央間關繫的破裂，隻是時間問題。”陳獨秀則認為他的處境與張國燾不同，即使出席，也難有所挽回。張國燾在和陳獨秀商談後，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也就是從這時起，張國燾與陳獨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張國燾通過參加中共六大，又在中國共產黨內活動了10年。1931年初，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閉幕10天後，張國燾回到國內。這時，王明已經掌握了中共實權。張國燾雖然瞧不起王明，但是還是靠向了王明。張國燾在黨內刊物《實話》連續發表了《擁護四中全會與兩條路線上的鬥爭》《執行黨的路線與加緊兩條路線上的鬥爭》等文章，擁護王明，得到王明的信任。在得到王明的信任後，張國燾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931年11月，張國燾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張國燾去鄂豫皖後，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在蘇區主持開展了錯誤的“肅反”運動。1932年10月紅軍撤出鄂豫皖蘇區後，張國燾帶領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創建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張國燾悄悄命令大搬家嘉陵江是長江水繫中流域面積的支流，古稱閬水、渝水，因流經陝西省鳳縣東北嘉陵谷而得名，上源為白龍江和西漢水，前者發源於四川省若爾蓋縣的郎木寺，後者發源於秦嶺西南，因在漢江之西，故稱西漢水，直至陝西省略陽縣兩河口以下始稱嘉陵江，與白龍江相彙於四縣昭化。嘉陵江全長為1119公裡，昭化以上為上遊，行經高山地區，多暴雨，有“一雨成災”之說；昭化至合川為中遊，有航運之利；合川以下為下遊段。嘉陵江流域面積16萬平方公裡，超過漢江，居長江支流之首。嘉陵江切穿華蓥山後，形成風光奇麗的瀝鼻、溫塘、觀音三大峽谷，在重慶彙入長江。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 糾正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實際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航道。1月20日，中央紅軍向川黔邊的赤水河進軍，擬從瀘州至宜賓一帶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轉移。其計劃如下： 我野戰軍目前基本方針，在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鄂之間活動，來牽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一四方面軍在我野戰軍渡江之先，應向重慶方向積極行動，吸引重慶川敵之主力於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戰軍順利渡江。在我野戰軍渡江後，則轉向倉溪至南部之嘉陵江兩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戰軍與川敵進行決戰，以打通橫貫川西北的聯繫。為此，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電令紅四方面軍總部，由川陝革命根據地向西出擊，強渡嘉陵江，策應和配合中央紅軍渡江作戰。電稱： 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遊渡江，若無障礙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繫。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地協同作戰，先擊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

因我軍入川，劉湘已無對你們進攻可能，你們若進攻劉敵，亦少勝利把握，與我軍配合作戰距離較遠，蘇區發展方向亦較不利；西線則田部內訌，鄧（錫侯）部將南調，楊（森）、李（家鈺）、羅（澤州）兵單力弱，勝利把握較多，與我軍配合較近，蘇區發展亦是有利的。故你們宜迅速結集部隊完成進攻準備， 於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至兵力部署及進攻目標，宜以一部向營山之線，為輔助方向；而以倉溪、閬中、南部之線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從敵之堡壘間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敵後，在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敵人，於運動中包圍消滅之。若你們依戰況發展，能進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帶，則與我軍之配合為有力，同時我們要估計到敵人可能以較少兵力利用堡壘鉗制四方面軍，而乘野戰軍立足未穩之際轉移主力實行突擊，以收各個擊破之效，因此你們作戰方針從速決定，電復。不言而喻，中央的這份電報提出了一個牽動全局的戰略方針問題。在張國燾接到中央的電報前，紅四方面軍曾就有過“川陝甘計劃”。這一計劃是徐向前提出來的，即依托老區，發展新區，以打擊胡宗南部為主要目標，奪取甘南的文（縣）武（都）成（縣）康（縣）地區，將川陝根據地發展為川陝甘根據地。徐向前提出“川陝甘計劃”的著眼點在於：，川陝甘邊的胡宗南部是蔣介石的嫡繫，是“川陝會剿”的主力部隊。該部雖戰鬥力較強，但同四川軍閥和陝南的西北軍均有矛盾，處境孤立。四川軍閥是被紅軍打怕了的，西北軍對紅軍敬而遠之，紅軍集中主力打擊胡宗南，他們很可能袖手旁觀。而消滅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蔣介石“川陝會剿”計劃的重要一著棋。第二，文、武、成、康地區位於漢水和白龍江流域， 人口不少，也較富庶，利於紅軍解決物資和兵員問題，也有利於擺脫眼前的困難。第三，依托老區，向川陝甘邊發展，進退自如，回旋餘地大，不致造成無後方作戰的危險。會上，徐向前充滿信心地說：“我看這個計劃是能夠實現的。隻要我們集中3 個軍以上的精銳部隊突然出擊，不惜花上大的代價搞掉胡宗南，我們的武器彈藥就能得到很大補充。有了新的根據地，兵員問題、糧食問題也好解決，對付敵人新的‘會剿’就好得多了。” 會上，張國燾、陳昌浩等人均認為徐向前的分析判斷正確，是一個比較切實可行的計劃，表示贊同。會後，部隊開始了大規模的整訓，但計劃一直沒有執行。就在此時，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渡江的電報到了張國燾的手中。張國燾接到中央電報後， 認為事關重大，與陳昌浩、徐向前商議，當即決定召開緊急會議。2月初，徐向前率、昭化回川陝蘇區後，出席了四方面軍總部在旺蒼壩召開的會議，討論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上的問題。會上， 大家討論激烈， 但找不出立即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好辦法來。原因有三： 一是蒼溪、閬中、南部一帶處嘉陵江中遊，江闊水深，對岸沿江及縱深地帶有鄧錫侯、田頌堯兩軍幾十個團築壘防守，紅軍又缺渡河船隻，如無一兩個月的時間做準備，就難以完成渡江西進的任務。二是川陝蘇區的東部、南部有劉湘、李家鈺、羅澤州、楊森等部共100 多個團的配置，如紅軍主力渡江作戰，川軍乘虛進擊， 川陝蘇區就有完全喪失的危險。三是像四川那樣的地形，山險路隘，派出少部兵力遠離根據地作戰，等於拿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張國燾說：“中革軍委要求我們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敵後，運動殲敵，策應紅一方面軍北進，看來中央方面處境已相當艱難，我們若主力西渡嘉陵江，則要離開川陝根據地了。” 徐向前說：“我們渡江，昭化以北較容易，可渡江之後向南發展， 將遇劍門之險，若從昭化南渡江，江闊水深，且有敵重兵把守，渡江亦難。如今徐海東率紅二十五軍到達了鎮安、南田、商縣一帶，陝軍孫蔚如正調兵‘圍剿’，我們不如出兵打陝軍、迷惑和調動敵軍，一方面接應紅二十五軍，一方面創造渡江的時機。” 陳昌浩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見。會議決定：收縮東線部隊，一方面做積極渡江準備，一方面集中部分主力出陝南，執行“川陝甘計劃”。會後，紅四方面軍一面投入強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的準備工作，由三十一軍和總部工兵營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隱蔽造船，並進行強渡江河的訓練；一面派一部兵力進擊陝南，接應紅二十五軍，並迷惑和調動沿江的守敵北向，為在蒼溪、閬中一帶渡江創造戰機。2月3日，徐向前率12個團的兵力突襲陝南，10多天內先後攻占了寧羌、勉縣和陽平關等重鎮，殲滅國民黨軍4個多團，俘敵團長以下4000餘人。蔣介石趕忙集兵向川陝邊境增援。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廣昭調陽平關地區；鄧錫侯部的5個江防團北進接替廣昭的防務；國民黨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師，亦向陝甘南部移動。2月中旬，紅四方面軍發動的陝南戰役達到了虛晃一槍、調動敵人的基本目的後，急速回師川北，擬從嘉陵江中段渡江西進。

正當徐向前指揮廣昭戰役之際，中央紅軍已離開遵義，向赤水城前進。2月16日，中革軍委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改變了擬從瀘州上遊渡江向川西轉移的計劃。電文說： 我野戰軍原定渡過長江直接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赤化四川，及我野戰軍進入川、黔邊區繼續向兩北前進時，川敵以12 個旅向我追擊並沿江布防，曾於1 月28 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以與二、六軍團及四方面軍呼應作戰。接到中革軍委電文後，紅四方面軍總部決定西渡嘉陵江，以呼應中央紅軍作戰。對此，張國燾有他的說法： 渡過嘉陵江，支援方面軍順利進入四川地區，我們認為這是首要的任務。我們認為方面軍是全國紅軍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許多重要干部也都隨一方面軍行動，他們正在艱苦掙扎之中，如果我們不能及時赴援，可能招致中國革命的無比損失，也會使我們負疚良深。關於西渡嘉陵江及其之後紅四方面軍實行“川陝甘計劃”的行動， 顯然張國燾和徐向前有不同的想法。張國燾也同意“川陝甘計劃”，張國燾認為：由於劉湘的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在川陝蘇區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川陝蘇區已不可能再守，紅四方面軍究竟應該去哪裡呢？也許“川陝甘計劃”可以尋找一個新的去向。很明顯，徐向前提出“川陝甘計劃”則是為了發展和保衛川陝蘇區，張國燾同意“川陝甘計劃”則是為了創造條件“放棄”川陝蘇區， 尋找新的“落腳點”。徐向前從陝南率軍回師後，立即投入緊張的強渡嘉陵江的準備工作。徐向前認為，紅軍趁勢從嘉陵江中遊西渡，可實現“川陝甘計劃”，機不可失。眼下中央紅軍雖暫時放棄了向川西轉移的計劃，但紅四方面軍陝南戰役已達到調動敵人北向的目的，同時東線在敵人進逼下，已放棄了城口、萬源等地，紅四方面軍的後方機關也轉移到南江地區。況且，紅四方面軍渡江也便於下一步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渡江這一點上意見是一致的。隨後分工，由徐向前制訂戰役計劃；東線紅軍加快收縮，向嘉陵江東岸集中。根據敵情和地形，主要渡江突破地段選在哪裡為好呢？ 從江防上看，川軍在400裡的嘉陵江防線上共部署了53個團，其中鄧錫侯的第二十八軍共21個團，防守以北的朝天驛至射箭河一線，田頌堯的第二十九軍共32個團防守昭化以南的射箭河至南部的新政壩一線。嘉陵江由北而來，在四川倉溪以上，由於兩岸峭壁林立，江面狹窄，江水咆哮奔騰。而倉溪至閬中一段，江面開闊，東岸塔子山可俯視西岸，便於發揚火力，西岸灘頭平坦，便於集兵。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講到了渡江地點的選擇，他說： 嘉陵江寬而且深，水流湍急，兩岸多是懸崖峭壁。敵軍鄧錫侯、田頌堯兩部，據險設防，這對我們當時落後的裝備來說，可稱天險。我親自審定各個可能的渡江處所，後選定由倉溪縣城附近地區渡江。這裡江面甚寬，對岸又有敵方重兵駐守，我的軍事顧問們多不以這個選擇為然，我則認為這個地方的條件好，而且敵人絕不會疑心我們會在這裡渡江，我們正可以利用它們的疏忽。張國燾作為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後審定渡江地點是有可能的。實際上渡江地點是徐向前率參謀人員親自實地踏勘後定下來的，主要地點就定在倉溪附近的塔子山。

徐向前回憶說：“江面寬闊，敵意想不到紅軍會從這裡渡江。敵兵力配置單薄，防守亦較疏懈。” 戰後，田頌堯也不得不承認：“匪軍竟乘虛進攻，真可謂善於選擇弱點。” 徐向前的計劃是：實施重點和多路突擊相結合的戰法，以三十軍為主攻部隊，從塔子山強行突破後即向劍閣、劍門關方向進攻，協同三十一軍消滅該地守敵；以三十一軍從蒼溪以北之鴛溪嘴渡江，直插劍門關，進、昭化進攻，保障右翼安全；以九軍從閬中以北附近渡江，爾後以一部協同三十軍向北進攻，另一部消滅閬中、南部之敵， 保障左翼安全；以四軍為第二梯隊，接上述梯隊於蒼溪地區渡江， 主力相機向梓潼方向發展；四方面軍炮兵營配置於塔子山上，掩護三十軍強渡。兵力確定後，各部隊據此進行部署和準備，層層深入開展政治動員，大力開展河川戰鬥的訓練。紅四方面軍和根據地人民協力經過一個多月的辛勤勞動，還造出了可以同時運載3個團的船隻，還用毛竹扎了3 座浮橋。3月28日黃昏，渡江戰役打響。張國燾、徐向前將指揮部設在塔子山。各部隊按預定計劃推進至嘉陵江濱。渡江命令下達後，塗有“奮勇殺敵，爭取革命早日成功”大紅字的紅三十軍第八十八師的兩個營和四方面軍總部教導營的木戰船如百舸爭流，直衝對岸。臨近對岸之際，為敵發覺，敵人用猛烈的火力阻擋紅軍前進。在此萬分緊急時刻，王樹聲指揮炮兵開火了，密集的火力構成了道道火網，映紅了嘉陵江上空，掩護紅軍乘機從左、右兩側插入敵陣， 鞏固了灘頭陣地。隨即，大量後續部隊通過強架的竹扎浮橋，湧過江去。拂曉，強渡完全成功。紅軍乘勝追擊，一天推進70多裡。敵人經營多年、自誇天塹的嘉陵江防線此刻全線崩潰。紅四方面軍的左、中、右三路縱隊勝利渡江後，左翼九軍和四軍一部連克閬中、南部兩城，折而北進，抵思衣場地區；中路三十軍及九軍一部攻占劍閣；右翼三十一軍直指劍門關。徐向前在中路，抵劍閣後要副總指揮王樹聲立即率八十八師星夜向劍門關疾進，會同右翼三十一軍一部，火速搶占這一橫扼川陝通道的險關要隘——敵整個江防部署的戰略支撐點，為下一步的進擊創造條件。劍門關自古以來，就以“插翅難渡”的險要地形而著稱，為歷代兵家所重視。那裡的地形特點是南攻容易北攻難。北面山岩削立，山勢險峻，的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條件；南面則不同，地勢由低而高，坡度較大，容易進擊。東西兩側的高山，是川軍的重點防守區域，一旦被紅軍攻占即可形成從東、西、南三面攻關的態勢。4月2日中午，王樹聲命令部隊發起攻擊，經激戰後攻占了東西兩側的制高點，爾後全力攻關，僅半日時間即解決戰鬥，全殲守軍3 個團。接著，紅軍又乘勝推進，攻占了昭化。至4月17日，紅軍占領中壩，次日再克彰明。至此，嘉陵江戰役降下了帷幕。紅軍自3月28日渡過嘉陵江，連下閬中、南部、昭化、劍閣、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9 座城鎮，殲敵12個團，1萬餘人，攻占了嘉陵江至涪江之間縱橫二三百裡的廣大地區。這是紅四方面軍戰史上規模的一次渡江作戰，在整個紅軍戰史上，也隻有一方面軍橫渡湘江之戰可與之媲美。兩次戰役都十分壯觀， 湘江戰役更多的是悲壯，而嘉陵江之戰則豪邁雄壯。紅四方面軍的勝利，震驚了蔣介石，他對左右說：“朱毛匪已成強弩之末，不難在滇黔地區予以消滅，賀肖匪流竄湘鄂邊界，實力弱，隻有徐匪一股在川北，極為猖獗，我當以全力撲之。決不容許朱毛與徐匪會合。”蔣介石派駐重慶“會剿”紅軍的“參謀團”也判斷紅軍“企圖以江油、彰明為新根據地；因江油、中壩兩地，給養便利，既可進擾川西， 又能退據川甘邊區，即再向東竄，亦屬自如。” 當下，蔣介石派劉湘嫡繫王纘緒部13個旅為右路縱隊，令鄧錫侯、孫震各一部為左路縱隊，令胡宗南南下青川、平武配合，令唐式遵、李家鈺部阻止紅軍南下，擬將紅軍渡江部隊與川陝蘇區的聯繫切斷。徐向前向張國燾提出，此時聲南擊北，北出甘南，將來不及調整防御的胡宗南部圍殲在幾個孤立據點，實在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為此，他興致勃勃的擬出了作戰計劃，準備集結主力向北迂回，抄胡宗南的後路。令人氣惱的是，徐向前不斷打電報給張國燾，可是張國燾患得患失，遲遲下不了決心。

正當徐向前用電報不斷詳告張國燾，繼續實施“川陝甘計劃”時，張國燾想的卻並不是早進擊甘南，而是已決定放棄川陝根據地，正在嘉陵江邊指揮“大搬家”。殘陽如血，蒼山如海。波光粼粼的嘉陵江上，上百隻船滿載笨重的機器往西岸行駛著，東岸邊上，各種物資仍然堆積如山，長長的隊伍、黑壓壓的人群源源不斷地湧向岸邊，登上渡船，跨上浮橋，進到西岸。長長的隊伍是撤出川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黑壓壓的人群是尾隨紅四方面軍的蘇區老百姓，許多是紅軍戰士的家屬，他們希望隨著紅軍走，紅軍到哪他們也到哪。張國燾身材高大，肥面大耳，威風凜凜地站在西岸的高崖上，晚風吹拂著他的頭發，顯得極為瀟灑。但是在他的心裡，卻一再浮現著川陝蘇區滿目瘡痍的戰爭場景。劉湘的“六路圍攻”，蔣介石的“川陝會剿”雖然被英勇的紅四方面軍打破，但是，川陝根據地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尸橫遍野、臭氣熏天，加上瘟疫流行，居民逃亡，十室九空，慘不忍睹。張國燾後來回憶說： 在這種山嶽地帶作戰，對敵我雙方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害……綏定萬源宣漢一帶，唐式遵部所占領過的地區，遍地都是死尸，到處遺棄著傷者病者……一當地村莊，經過敵軍騷擾後，居民多已逃亡，物資更是十室九空。川北蘇區的領土，也是一片荒涼景像，尤其是曾被敵軍蹂躪過的地方。耕作受著戰爭的妨礙，田地不是雜草叢生，就是荒廢了。居民的糧食和其他積蓄，一部分被紅軍消耗了，另一部分則為敵人所糟蹋。疾疫流行……就是在這時猖獗的。蘇區內各集鎮上，冷淡蕭條，趕集的人大大減少了，市場上的貨物，更是寥寥無幾，人民的呼聲，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質匱乏的呻吟。在張國燾的心裡，他認為川陝根據地已經沒法堅持下去了。大權在握的張國燾認為中國革命是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時期，革命的形勢應該是退卻。他看到中央蘇區丟了，湘鄂西蘇區丟了，鄂豫皖蘇區丟了，感到川陝蘇區太靠前了。由此，他產生了一個總的指導思想，想把蘇維埃區域向西邊再退一步，退到第二線，他要去尋找新的地盤，到川西甚至於西康去建立根據地。嘉陵江戰役的勝利，使張國燾毅然決定放棄川陝蘇區。當徐向前來電要求繼續執行“川陝甘計劃”時，張國燾苦笑著想：川陝已經名存實亡，川陝已經沒有了，何來川陝甘？ 張國燾沒有用他放棄川陝蘇區的想法去說服前線將領。事實上，由於紅四方面軍各主要領導人分散在各個戰略點上，找回來開會和往來商議幾乎都不可能。急速變化的局勢，前途難料的悲觀，也使他不好怎麼去解釋，也無法解釋。就這樣，張國燾悄悄地下了命令：所有主力部隊、地方武裝、機關、學校、工廠等統統撤離蘇區，向嘉陵江以西大搬家。多年以後，徐向前回憶起那段歷史時，說了一段很長的話，實事求是地評價了紅四方面軍退出川陝根據地這件事。他在《歷史的回顧》中說：整個說來，紅四方面軍退出川陝根據地，有它的復雜原因。優勢敵人的壓迫，長年戰爭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難，策應中央紅軍的緊迫戰略需要，湊到了一起。在這個意義上說，是歷史的必然。問題在於：主力紅軍撤出根據地後，沒有留下足夠兵力堅持遊擊戰爭，隻留下劉子纔、趙明恩等千把人槍，如果把三十三軍留下，要好得多；強渡嘉陵江後，猶豫徘徊，喪失了進擊甘南的戰機，使“川陝甘計劃”流產。“川陝甘計劃”未能實現，非常失策， 是關繫整個革命命運的問題。如果當時實現了這個計劃，我軍將能得到更大補充，中央紅軍北上就有了立腳點，形勢會不一樣的。當紅四方面軍撤出川陝根據地時，紅四方面軍中廣大指戰員甚至是相當一部分高級干部，根本不知道他們已經永遠放棄了那曾經戰鬥過的川陝蘇區。他們都仍以為川陝根據地還存在，過嘉陵江隻是為了擴大蘇區。

張國燾擅自成立“中共西北特委”和“西北聯邦政府”，儼如黨中央組織嘉陵江戰役之後，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三位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又在劍閣會面了。劍閣、梓潼是穿山公路上的要衝，敵人很容易從南北兩方進行夾擊，因此，紅四方面軍繼續西進。同時，紅四方面軍還在南北兩路進行遊擊性攻擊，迷惑敵人，主力則直指江油、中壩。中壩是川北商業荟萃之所，有“小成都”之稱，良田美土、民眾富足，紅四方面軍在這裡盡量補充糧草。1935年的5月上旬，紅四方面軍占領了江油、平武、北川一帶，何去何從的問題又擺在了張國燾的面前。就在張國燾思考紅四方面軍何去何從的時候，紅四方面軍的電報破譯專家蔡威居然破譯了川軍和國民黨中央軍的電報密碼。從敵方電報中偵知：中央紅軍已經剩下不到3 萬人，而且陷入了四面“圍剿”之中， 目前尚在滇黔邊飄忽不定。張國燾認為，中央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已經失去了對全國紅色力量的掌控，紅一方面軍能否渡過長江仍是一個疑問。“誰有軍隊，誰強，誰就應該當領導”，這位紅四方面軍的鐵腕人物一會兒想著中央紅軍，一會兒又想起他在四川群眾中的地位和在四川軍閥眼中的分量。在當時的普通四川人看來，四川就是天下，他們關心和談論的， 主要還是關於四川的人和事，莫說毛澤東，甚至連“國民黨”“三民主義”、蔣委員長是誰也都搞不很清楚。在他們眼中，劉湘、劉文輝、楊森、田頌堯的官就是的了。而當時川北的軍隊和共產黨，是在張國燾的領導之下，他是黨中央派來的“天字號人物”，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正因為張國燾的權力太集中，而這種權力又不會受到任何制約，所以張國燾的自信迅速地膨脹起來。他的心裡已經在開始謀劃如何掌握“中央”大權，去指揮全國的紅色根據地了。張國燾想出了一個架空中央的辦法，那就是醞釀成立兩個新的組織：一個是“中國共產黨西北特區委員會”，內設政治局，儼如中央組織，對各地黨組織發號施令；一個是“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對各根據地發號施令。江油城南一個小村子的路邊，罌粟花肆無忌憚地開著，漫山遍野， 在微風中展開狐媚般的嬌容。張國燾踱著方步，一面思考著，一面迎接紅四方面軍的第二號人物——陳昌浩的到來。張國燾是一個有心計的人，他認為要將自己的設想變為現實，首先得爭取內部一致，尤其是要獲得威信很高的陳昌浩的支持，通過他那火一般的激情演講去說服其他同志。陳昌浩的馬隊飛馳而來，來到張國燾的眼前。陳昌浩叫了一聲“張主席”，隨即翻身下馬，與張國燾邊走邊談。“昌浩同志，情況怎麼樣？”張國燾關切地問。“川陝蘇區基本上撤完了。中央紅軍現在怎麼樣？”陳昌浩問。“中央紅軍還在滇黔山區裡轉。中央的意圖是要跟我們會合。”頓了頓，張國燾轉了一下話鋒，“紅一方面軍能否渡過長江仍是一個疑問。”“我們今後怎麼辦？還執行‘川陝甘計劃’嗎？”陳昌浩繼續問。張國燾給陳昌浩分析說：甘南有胡宗南把守，劉湘占有嘉陵江以東，南面是成都的門戶，鄧錫侯、孫震必定死守，目前看，的路是向西，進入川西北。陳昌浩邊聽邊想，向西就是藏族少數民族區了，那可是藏族集聚地。由於歷史的原因，川西北的藏族、羌族與漢人仇恨很深，加上地瘠民貧，語言不通，10 萬紅軍能生存嗎？ 張國燾似乎看出了陳昌浩的想法，繼續說：“我們被趕出了鄂豫皖後，我就在想，我們應當去哪裡呢？後來去了川陝。現在，川陝蘇區不得不放棄了，中央蘇區也丟了，中國革命正處在低潮，我們需要康復整頓，尋找新的路子。

我的意思是尋求一種革命的人民政府的新形式，如果可能的話，就叫西北聯邦政府。背靠深山老林，積蓄力量，以待革命高潮的到來。” 陳昌浩雖然一時轉不過彎來，但是出於對張國燾的信任，加上對革命的火熱激情，他接受了張國燾的勸說。一所地主的深宅大院， 巨大的廳堂裡擺滿了古色古香的雕花桌椅。張國燾、陳昌浩、王樹聲、許世友、餘天雲、程世纔等人激烈地爭論著。張國燾說：“撤出川陝根據地是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兩軍會合後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這個根據地，以北川一帶為據點，向川西北、甘南、西康東部發展。” 張國燾還呼吁：“我們要建立西北聯邦政府，這個政府實施我們初入川時所制定的廢除苛捐雜稅的政策，但暫時還不能組織蘇維埃和實行土地分配。對於少數民族，政策的尺度要放寬些。我們不反對少數民族部落中的酋長、頭人、喇嘛、阿衡等，而且要幫助他們組織區域內的少數民族自治政府。這些自治政府派代表同漢族所推舉的代表，共同組織一個西北聯邦政府。” 會議接受了張國燾的意見。會後，張國燾即開始組織西北聯邦政府、少數民族委員會、中共西北特區委員會。這些籌設機構暫時設在北川縣境。紅四方面軍在江油召開高級干部會議之後，按照既定方針，攻占北川、茂縣、理縣、松潘等地。這一帶為川西北地區，山高嶺峻，溝深谷險，居住著漢、羌、藏、回等少數民族。5月18日，張國燾在茂縣擅自宣布成立“中國共產黨西北特區委員會”，宣布由他本人和陳昌浩等7 人為中共西北特委政治局委員，儼如黨中央組織，張國燾自任特委書記。隨後，張國燾又宣布李特等4 人為候補委員。5月30日，張國燾又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 張國燾兼任“西北聯邦政府”主席，由周純全等49 人為“西北聯邦政府執行委會”。接著，張國燾以西北聯邦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了《西北聯邦政府成立宣言》，說“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的成立，樹立了西北革命鬥爭的中心”“是赤化全西北具體的開始”“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便是西北革命運動的大本營領導者與組織者”，並把陝南徐海東同志領導的紅二十五軍、陝北劉志丹同志領導的紅二十六軍、川南孟光遠同志領導的紅九十三軍都說成是圍繞紅四方面軍的行動而行動的。“西北聯邦政府”成立後，向全國抗日反帝義勇軍、各革命團體以及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蘇聯和全世界各國工農組織發出了通電。張國燾以“西北聯邦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出《西北聯邦政府號布告》，表示要“堅決率領紅四方面軍三十萬健兒，陝甘紅二十六軍、陝南紅二十五軍、川南紅九十三軍，並團結和領導西北一萬萬五千萬民眾”“實現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勝利。

”儼然已有與即將到達西北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禮的姿態。張國燾為什麼要稱“西北聯邦政府”呢？用張國燾自己的話說：“就是幫助番民的政治解放運動。”實際上是另立政府機構，他想用聯邦自治來代替蘇維埃政權組織形式。張國燾實際上搞的是西北領導中心，大造聲勢，造成既成事實。很顯然，他認為在中心區域無法取得勝利，中國革命隻有偏安西北邊陲少數民族地區纔能求得發展。從他的“西北特區委員會”在慶祝“聯邦政府”成立祝詞中可以看出，他所說的這面旗幟的樹起：“統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奠定了中國革命西北後方的大本營”“西可收復西藏、西康，北可抵新疆、青海，南可進取雲南、貴州，陝甘川黔蘇區打成一片，這是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赤色龐大戰線。這是後戰勝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決勝戰爭，這是中國革命後的新階段。” 這是張國燾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分析，他沒有看到民族矛盾的上升必然會導致階級關繫的變化，他這些不切合中國革命實際的幻想，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成立“中共西北特區委員會”和“西北聯邦政府”這件事，實際上成為後來張國燾與中央分裂的一個重要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