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見識城邦·論歐洲

編輯推薦

★什麼是歐洲？歐洲將何去何從？歐洲的統一與否，對世界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歐洲崛起的經驗和挑戰，為正處在邁向全球性大國征程中的中國，帶來怎樣的借鋻和反思？
★中信出版社時政類重磅新書，基辛格《論中國》、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之後，托尼?朱特《論歐洲》。
我非常贊同當代卓越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關於歐洲的論述。——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歐盟委員會主席）
中國和歐盟都在經歷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進程，都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雙方要加強在宏觀經濟、公共政策、區域發展、農村發展、社會民生等領域對話和合作，尊重雙方的改革道路，借鋻雙方的改革經驗，以自身改革帶動世界發展進步。——*（中國國家主席）
1．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歐盟外長索拉納、英國保守黨領袖霍華德等歐美政治首腦人物一致推崇。
托尼?朱特是近二十年來歐美***的歷史學家之一，以對歐洲問題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同時，他也是一位擁有廣泛傾聽者的權威學者，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歐盟前外長索拉納等政治首腦人物對他推崇備至，經常援引他的觀點和言論。弗朗西斯?福山、尼爾?弗格森等著名學者更毫不掩飾對他的崇敬之情，盛贊他是“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講述歐洲的故事，分析歐盟的前景，沒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可以說，當托尼?朱特談論歐洲的時候，歐美各國政要、學者、社會精英都會認真聆聽！
2．史詩巨著《戰後歐洲史》之後，當今世界*受尊崇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再論歐洲。
《戰後歐洲史》（四卷本）是當代***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歷時十餘載而成的心血巨著，被譽為“關於戰後歐洲歷史的**著作”“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而《論歐洲》是托尼?朱特在約翰?霍普金斯中心所做的繫列講座，是他潛心研究歐洲問題的集成，相當於鴻篇巨制《戰後歐洲史》的精華本。這本書篇幅適當，論述優雅，見解精闢，能讓我們輕松便捷地對歐洲問題擁有全面的認識。
3．這是對“二戰”後歐洲歷史的精彩而簡潔的回顧，同時，也是我們時代*重要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對歐洲未來趨勢的權威預測。
歷史是現實的根源。要把握歐洲的未來，就必須回到歷史。德國復興對歐洲穩定的意義、法國在歐盟中地位的下降、歐洲福利國家體制的財政壓力、蘇聯解體的衝擊、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認同、西歐外來移民的社會問題……朱特將這塊曾經分裂的大陸視為一個變化中整體，真實還原歐盟崛起的歷史脈絡，細致審視蘇聯解體後的歐洲社會，清醒分析歐盟的未來挑戰。《論歐洲》中的每一段都值得細細品味，每一句都能予人思考和啟發。它的價值不僅僅在於讓我們認識歐洲，更在於讓我們了解世界、掌握未來。

內容簡介

當托尼·朱特談論歐洲的時候，歐美各國政要、學者、社會精英都會認真聆聽！什麼是歐洲？歐洲將何去何從？歐洲統一將對世界產生什麼影響？翻開托尼·朱特《論歐洲》，更新我們對歐洲的認識、對世界的理解。
歐洲，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進程，正以毫不聲張的方式重塑著現代世界。目前，具備成為全球大國的實力或潛力的政治實體隻有三個：美國、中國和歐盟。有樂觀者聲稱，21世紀將是歐洲的世紀。
但對於歐洲的未來，托尼·朱特持審慎的態度，甚至自稱為“歐洲悲觀論者”。通過明晰、理智和優雅的文字，他將這塊曾經分裂的大陸視為一個變化中的整體，梳理了“二戰”後歐洲的發展脈絡。他認為，西歐戰後復興和重新崛起的有利形勢將永遠不會重現；而接納夢想“回歸歐洲”的東歐諸國，給不再繁榮的歐洲帶來沉重的負擔；失業、老齡化、移民和地區發展不均衡等社會問題正在加劇，並到處掀起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浪潮；作為歐洲政治安全閥的社會福利體繫壓力倍增，面臨崩潰的危險……
以其敏銳的觀察和深邃的洞見，他指出，“歐洲”理念越來越浮誇和違背歷史事實，歐洲已陷入自我邊緣化的境地；歐盟隻有對歐洲的前景做出恰當的評估，正視未來危機的征兆，停下擴張的腳步，完善“現實存在之歐洲”的制度，纔可能走出困局。當托尼·朱特談論歐洲的時候，歐美各國政要、學者、社會精英都會認真聆聽！什麼是歐洲？歐洲將何去何從？歐洲統一將對世界產生什麼影響？翻開托尼·朱特《論歐洲》，更新我們對歐洲的認識、對世界的理解。
歐洲，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進程，正以毫不聲張的方式重塑著現代世界。目前，具備成為全球大國的實力或潛力的政治實體隻有三個：美國、中國和歐盟。有樂觀者聲稱，21世紀將是歐洲的世紀。
但對於歐洲的未來，托尼·朱特持審慎的態度，甚至自稱為“歐洲悲觀論者”。通過明晰、理智和優雅的文字，他將這塊曾經分裂的大陸視為一個變化中的整體，梳理了“二戰”後歐洲的發展脈絡。他認為，西歐戰後復興和重新崛起的有利形勢將永遠不會重現；而接納夢想“回歸歐洲”的東歐諸國，給不再繁榮的歐洲帶來沉重的負擔；失業、老齡化、移民和地區發展不均衡等社會問題正在加劇，並到處掀起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浪潮；作為歐洲政治安全閥的社會福利體繫壓力倍增，面臨崩潰的危險……
以其敏銳的觀察和深邃的洞見，他指出，“歐洲”理念越來越浮誇和違背歷史事實，歐洲已陷入自我邊緣化的境地；歐盟隻有對歐洲的前景做出恰當的評估，正視未來危機的征兆，停下擴張的腳步，完善“現實存在之歐洲”的制度，纔可能走出困局。
清醒、坦率且極具說服力，托尼·朱特對歐洲歷史圖景的還原和未來前景的分析發人深省，因而深受歐洲領導人重視。對希望洞悉未來世界格局的讀者而言，《論歐洲》不可忽略；而對急於應對社會變革挑戰的讀者來說，《論歐洲》不可不讀。

作者簡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奧威爾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21世紀初最*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
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
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奧威爾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21世紀初最*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
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
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
托尼·朱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並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文風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
其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沉痾遍地》《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思慮二十世紀》等。其中，《戰後歐洲史》被譽為“關於戰後歐洲歷史的*著作”“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

序言
第一章：美好幻覺
第二章：東方之請
第三章：徹底告別
後記
索引

前言

序言
本書以我在博洛尼亞約翰?霍普金斯中心所做的繫列講座（承蒙《紐約書評》以及Hill & Wang出版社贊助）為基礎。我要感謝該中心主任羅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教授的熱情接待，感謝《書評》（La Rivista dei Libri）的編輯皮埃特羅?科爾西（Pietro Corsi）教授幫助組織和贊助講座。講座後的熱烈討論非常有幫助，我希望能在書中展現出從聽眾那裡學到的東西。本書最初的想法來自與羅伯特?西爾維斯（Robert Silvers）和伊麗莎白?西弗頓（Elisabeth Sifton）的談話，我要特別感謝他們的建議和鼓勵。
本書既非隨性之作，也遠稱不上歷史著作，它的目的是探討三個當代問題：歐盟的前景如何？如果並非一片光明，那麼原因何在？歐洲的統一與否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從提出的這些問題和將要給出的答案來看，我似乎會被貼上歐洲懷疑論者的標簽，尤其我還是英國人——如果隻看國籍而不考慮居住地的話。面對這種指控，我首先要自證清白。我非常希望歐洲能實現統一，任何了解歷史的人都不會真正想要回到那個由封閉和相互猜疑的民族組成的不算太遙遠的近代歐洲。無論我們因為什麼遠離了那個歐洲，結果都是好的，而且越遠越好。序言
本書以我在博洛尼亞約翰?霍普金斯中心所做的繫列講座（承蒙《紐約書評》以及Hill & Wang出版社贊助）為基礎。我要感謝該中心主任羅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教授的熱情接待，感謝《書評》（La Rivista dei Libri）的編輯皮埃特羅?科爾西（Pietro Corsi）教授幫助組織和贊助講座。講座後的熱烈討論非常有幫助，我希望能在書中展現出從聽眾那裡學到的東西。本書最初的想法來自與羅伯特?西爾維斯（Robert Silvers）和伊麗莎白?西弗頓（Elisabeth Sifton）的談話，我要特別感謝他們的建議和鼓勵。
本書既非隨性之作，也遠稱不上歷史著作，它的目的是探討三個當代問題：歐盟的前景如何？如果並非一片光明，那麼原因何在？歐洲的統一與否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從提出的這些問題和將要給出的答案來看，我似乎會被貼上歐洲懷疑論者的標簽，尤其我還是英國人——如果隻看國籍而不考慮居住地的話。面對這種指控，我首先要自證清白。我非常希望歐洲能實現統一，任何了解歷史的人都不會真正想要回到那個由封閉和相互猜疑的民族組成的不算太遙遠的近代歐洲。無論我們因為什麼遠離了那個歐洲，結果都是好的，而且越遠越好。
但對某個結果的向往是一回事，認為它有可能實現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本書的目的旨在表明，真正統一的歐洲完全是不可能的，堅持這種夢想是不明智和自欺欺人的。在這點上，我想自己是個歐洲悲觀論者。與歐洲共同體的奠基人讓?莫內（Jean Monnet）不同，我認為任何超過溫和限度的“驅逐歷史”行為都是不理智或不可行的，因此我在本書的最後呼吁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或重新認可民族國家。出於同樣的原因，我還想指出，無論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未來是否應該寄托於完全一體化的歐洲，這種結果事實上很難實現，因此，更明智的做法也許是停止相關的承諾。
本書寫於維也納，這對它的觀點和基調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片大陸的中心，歐洲的前景和它即將面對的困難與歐盟大部分機構所在的西部邊緣略有差異。中歐的帝國遺產和今日的偏遠地位，德國無處不在的影響，與“前南斯拉夫”的毗鄰，近在咫尺的古老東西分界線以及兩個歐洲間至今仍然相當顯著的差異——因為它們，歐盟在這裡的前景顯得比在更北面和更西面的地區黯淡。在此，我還要特別感謝紐約大學批準我公休，感謝人文科學院（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及其負責人克裡齊斯托夫?米夏爾斯基（Krzystof Michalski）教授慷慨地邀請我在公休期間造訪維也納。

媒體評論

托尼·朱特所獲贊譽
世界主流媒體：
大師級的歷史學家，具有傳統情懷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無畏的勇者。
——《時代周刊》（Time）
一位*的歐洲歷史學家、卓越的寫作者和敏銳的思想家。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托尼·朱特文筆流暢，敘事強如海濤，論戰筆鋒更盛……他能夠在過去中洞見未來，使其著作充滿獨特的時代感。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歐美政治首腦：托尼·朱特所獲贊譽
世界主流媒體：
大師級的歷史學家，具有傳統情懷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無畏的勇者。
——《時代周刊》（Time）
一位*的歐洲歷史學家、卓越的寫作者和敏銳的思想家。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托尼·朱特文筆流暢，敘事強如海濤，論戰筆鋒更盛……他能夠在過去中洞見未來，使其著作充滿獨特的時代感。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歐美政治首腦：
托尼·朱特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人。
——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歐洲議會議長）
我非常贊同當代卓越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關於歐洲的論述。歐洲過去曾經歷許多恐怖的事情——大抵也正因如此——恰是歐洲人應該給世界提供一些中肯的建議，以避免重蹈覆轍。
——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歐盟委員會主席）
托尼·朱特擺脫了陳腐的冷戰模式，合理評價歐盟的角色，為理解歐盟提出極富啟發性的嶄新觀點。
——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英國保守黨領袖）
歐美著名學者：
托尼·朱特是擁有廣泛傾聽者的權威，是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繫教授）
作為一名關注20世紀歐洲的歷史學家，朱特不但記錄下而且也代表了世紀之交的意識形態巨大轉變。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政治學家，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
他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史學家，也是同代人中最敢言的公共知識分子。
——拉希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著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
托尼·朱特擁有作為旁觀者卻仍投身其中的優秀傳統，是參與政治事務同時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識分子。作為歷史學家，他最為獨特的成就之一是將20世紀歐洲知識分子和政治歷史相整合，以揭示一種在思想與現實、理念與行動、書籍與人群之間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
——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著名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
托尼·朱特有一種非凡的能力，能看到並傳達宏大的圖景，同時，還能深入這件事情的核心，大多數專業學者兩者都做不到，他們隻在這兩者之間飄著。但朱特既能夠談論這個大圖景，又能闡釋在當下它為何重要。
——馬克·裡拉（Mark Lilla，著名思想史學者、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教授）
與自己辯論，尤其是與自己的激情辯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標志。朱特隻要一息尚存便從未停止思索。……朱特永遠不會聲稱他給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問對了所有問題。對此我們唯有感激。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著名文化學者、作家、政治評論家）
托尼·朱特的這部優雅著作將引發兩大戰後問題的討論：什麼是歐洲？以及，歐洲將何去何從？
——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美國著名外交政策顧問）
近來，許多有關歐洲的書，不是一味頌揚歐洲大陸過去的輝煌，就是過早地為歐洲的超國家一體化額手稱慶。托尼·朱特這本書則非常與眾不同。對於許多美國政治觀察家的歐洲浪漫主義，及其誇大制度重要性的趨向而言，本書無疑是一劑振奮人心的解毒劑。
——威廉姆·賽峰（William Safran，科羅拉多大學名譽政治學教授）

在線試讀

第二章東方之請
存在幾個歐洲？這樣的問題聽上去顯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覺上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隻有一個歐洲，正如隻有一個亞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樣，歐洲分為北部和南部，東部和西部，各部分還可以繼續細分。誠然，歐洲東部的邊界是模糊的，沿著一片廣大的、地形學上不明確的地域與西亞接壤；但其他部分的邊界是足夠清晰的。此外，歐洲是一個自我意識歷史悠久的小洲，這意味著歐洲人的身份比根據地理起源決定的“非洲人”“亞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確。比如，盡管人們偶爾會嘗試確立某種“泛非洲”意識，但把非洲人聯繫起來的幾乎隻有共同的殖民地經歷。相反，“歐洲性”則是歐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緣關繫和共同的過去，他們似乎的確分享著某些天生和基本的東西。
有意思的是，歐洲人長期以來共有的並把他們聯繫起來的紐帶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識。在各族群內部和之間劃清界限是這個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維定勢之一。這個過程4世紀末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單一實體變成了兩個部分的總和；加洛林王朝的興起鞏固了分裂的結果，讓此前處於無政府狀態、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歐洲西部擁有了明確和穩定的邊界。查理曼於9世紀建立的帝國與“二戰”後最初的“六國”歐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同樣覆蓋了法國、聯邦德國、比荷盧三國和意大利，盡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並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羅馬、加洛林王朝和之後的某些帝國沒有精確的邊境線，而是把界牆（limes）、邊境區（marches）和軍事區作為邊界；加洛林王朝的東部邊界和拜占庭帝國的北部邊界一直是不精確的。但到了14世紀，當歐洲的邊界“封閉”後，東西歐洲的區別也變得極為明顯。
今天，人們有時會認為，東西歐的分割線是冷戰時期的人為產物，是在單一文化空間內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鐵幕。事實並非如此。在19世紀，當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們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烏克蘭的廣袤土地時，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說過一句名言，把通向維也納東門外的公路視作亞洲的開始。他不是第一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曾在1669年遊歷過哈布斯堡王朝國土的英國人愛德華?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剛一踏入匈牙利，“我們就好像離開了自己的世界……在抵達布達（Buda）前，我們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個部分，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 無論他們的偏見源於何種動機，這兩位奧地利人和英國人都提到和證實了一條從北向南貫穿歐洲中部的隱形分割線。15世紀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爾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驚人相似的忿恨之詞：“我們著名的但澤港（Danzig）落在波蘭人手裡，我們的出海口阨勒海峽（Sound）落在丹麥人手裡。”在三個多世紀後，這兩個地方將成為當代歐洲衝突的導火索。但策爾蒂斯不滿足於此，而是繼續抱怨說，東部的某些聚居區“被從日耳曼本土分開……比如特蘭斯瓦尼亞（Transylvania）的薩克森人，他們和我們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語。”第二章東方之請
存在幾個歐洲？這樣的問題聽上去顯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覺上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隻有一個歐洲，正如隻有一個亞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樣，歐洲分為北部和南部，東部和西部，各部分還可以繼續細分。誠然，歐洲東部的邊界是模糊的，沿著一片廣大的、地形學上不明確的地域與西亞接壤；但其他部分的邊界是足夠清晰的。此外，歐洲是一個自我意識歷史悠久的小洲，這意味著歐洲人的身份比根據地理起源決定的“非洲人”“亞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確。比如，盡管人們偶爾會嘗試確立某種“泛非洲”意識，但把非洲人聯繫起來的幾乎隻有共同的殖民地經歷。相反，“歐洲性”則是歐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緣關繫和共同的過去，他們似乎的確分享著某些天生和基本的東西。
有意思的是，歐洲人長期以來共有的並把他們聯繫起來的紐帶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識。在各族群內部和之間劃清界限是這個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維定勢之一。這個過程4世紀末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單一實體變成了兩個部分的總和；加洛林王朝的興起鞏固了分裂的結果，讓此前處於無政府狀態、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歐洲西部擁有了明確和穩定的邊界。查理曼於9世紀建立的帝國與“二戰”後最初的“六國”歐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同樣覆蓋了法國、聯邦德國、比荷盧三國和意大利，盡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並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羅馬、加洛林王朝和之後的某些帝國沒有精確的邊境線，而是把界牆（limes）、邊境區（marches）和軍事區作為邊界；加洛林王朝的東部邊界和拜占庭帝國的北部邊界一直是不精確的。但到了14世紀，當歐洲的邊界“封閉”後，東西歐洲的區別也變得極為明顯。
今天，人們有時會認為，東西歐的分割線是冷戰時期的人為產物，是在單一文化空間內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鐵幕。事實並非如此。在19世紀，當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們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烏克蘭的廣袤土地時，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說過一句名言，把通向維也納東門外的公路視作亞洲的開始。他不是第一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曾在1669年遊歷過哈布斯堡王朝國土的英國人愛德華?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剛一踏入匈牙利，“我們就好像離開了自己的世界……在抵達布達（Buda）前，我們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個部分，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 無論他們的偏見源於何種動機，這兩位奧地利人和英國人都提到和證實了一條從北向南貫穿歐洲中部的隱形分割線。15世紀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爾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驚人相似的忿恨之詞：“我們著名的但澤港（Danzig）落在波蘭人手裡，我們的出海口阨勒海峽（Sound）落在丹麥人手裡。”在三個多世紀後，這兩個地方將成為當代歐洲衝突的導火索。但策爾蒂斯不滿足於此，而是繼續抱怨說，東部的某些聚居區“被從日耳曼本土分開……比如特蘭斯瓦尼亞（Transylvania）的薩克森人，他們和我們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語。”
與不萊梅的亞當（Adam of Bremen，11世紀的編年史學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從易北河以東開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樣，策爾蒂斯及其繼承者們所描繪的是一種從10世紀末開始便在西歐反復出現的情感：羅馬帝國、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國、霍亨索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邊界就是歐洲的邊界。由於馬扎爾人來到多瑙河平原9世紀）歐洲唯一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是日耳曼定居者向東部的遷徙，西歐人會自然而然地把東歐的土地視作某種意義上的“陌生世界”，那裡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蠻人。即使當這些人早已成為東西方帝國的臣民後，上述態度仍然沒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這條古老的裂痕。從羅馬帝國晚期開始，所有的歐洲帝國都和某種統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繫。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別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作為它們繼承者的俄國人和奧地利人延續了這一做法，但隻有東部的帝國逐漸把世俗和精神權力聯繫甚至結合起來。因此，這兩種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歐洲不同地區的代表。實際上，歷史悠久的教會區劃和習慣在許多方面是歐洲人所有分歧中最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國天主教的教區體繫借鋻了羅馬帝國行省組織的地理劃分；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干的邊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統治者賦予基督徒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效忠，特別是軍事效勞）都明白無誤地反映了東正教作為該地區標簽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雜的地區，宗教信仰同樣體現和決定了社會地位：在波羅的海地區，地主是天主教徒，農民是東正教徒。這種社會—宗教的分歧也體現在語言上。正如說意第緒語是猶太人的標識，在今天的波蘭和烏克蘭，信奉東正教的農民說立陶宛語、羅塞尼亞語或其他土語和方言，而同一地區的天主教徒則說波蘭語。到了19世紀，以哈布斯堡王朝為首的歐洲各地出現了“民族”身份的覺醒，這大多和語言聯繫在一起，即使有的語言並不古老，甚至是為了政治目的被發明（或改造）的；選擇某一種克羅地亞或斯洛伐克方言作為未來國家的“民族”語言也許不完全是隨機的，但無疑是武斷的。
在西歐，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現在東西之間，而是南北之間。到了17世紀，這種分歧已經相當明顯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爾文宗或聖公會），語言屬於日耳曼語繫，並按照明確的邊界被劃分成民族國家；南方人則使用拉丁語繫的語言，信奉羅馬天主教，他們的聚居區仍然處於皇帝或教皇的統治之下。盡管在法國和德國的國內歷史上，或者在西歐統治者之間的衝突史上，這些分歧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但它們的意義永遠比不上東西歐之間的隔閡。這是因為從近代史伊始，西歐國家間的文化和商業聯繫便超過了它們的分歧，從12世紀的城市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部歐洲擁有共同而自成一體的歷史。
誠然，西歐的經濟和文化重心經歷過巨大的變遷——從萊茵蘭到倫巴第，然後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納，隨後又回到低地國家，最終停留在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國的首都。但它們很少會過於偏東，甚至從未越過維也納。無論布拉格和維爾紐斯（Vilnius）一度多麼繁榮，它們從來都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歐洲國家”的首都，就像某個歷史時期的佛羅倫薩、馬德裡、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和維也納那樣。至於這種現像的原因何在，我們在此不做討論。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興起和美洲的發現讓歐洲歷史的中心大幅轉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亞新教貴族在白山戰役中的失利無疑是波西米亞的一場歷史性災難，因為16世紀的布拉格剛剛經歷過學術和藝術的繁榮。莫斯科大公國的興起終結了波蘭在歐洲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現實（盡管沒有終結它的長期夢想）。上述事件都已成為過去，但從此以後，我們眼中的大部分歐洲史實際上都是西歐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說由南北兩部分組成的西歐具有明確的邊界，而不幸的東歐同樣如此，那麼兩者的分界線在哪裡呢？是不是從的裡亞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澤）的古老連線？既然加洛林王朝的邊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地區（某些部分）的界線，以及1947年後“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西部邊界體現了驚人的一脈相承，那麼是否足以得出結論，它們中必有一條可以作為分界線呢？從達爾馬提亞沿岸到立陶宛，的確存在著一條由要塞、邊境定居地、戰略性村鎮和歷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組成的連線，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德國人和斯拉夫人，奧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交彙點。但它所通過的地區也是波蘭人、立陶宛人同俄國人交彙、融合和衝突的場所。羅馬天主教的勢力範圍遠比格但斯克偏東，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鎮和山谷仍有人說（或曾經說）德語，而波西米亞則是工業革命的參與者，並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當繁榮的地區（沒有什麼能比工業革命更好地區分西歐和歐洲其他國家了）。為了方便起見，是否應該像許多人提出的那樣，單獨劃分出一個“中歐”呢？
這樣做有很多好處。以裡加（Riga）到布拉格，的裡亞斯特到薩格勒布（Zagreb），然後經利沃夫（Lvov）回到波羅的海各點連線為界的四邊形區域擁有許多共同點。它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說斯拉夫語的天主教農民，都經歷過帝國的影響和民族主義思潮。在建築遺產和文學傳統上，那裡的城市和村鎮都確定無疑地體現了歐洲主流的風格，同時也帶有它們自身的鮮明特色和傳統。在1848年之後的一個世紀裡，它的文化明顯受到知識分子的影響，特別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與東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區截然不同，在許多個世紀裡一直試圖同後者保持距離。因此，該地區的“中歐人”非常看重東西羅馬帝國的古老界線，而按照這條界線，他們完全處於西羅馬部分。
但“中歐”的問題在於，這完全是一個近代概念，在歐洲的歷史上沒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現不可能早於晚期的開明專制君主們發起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特別是18世紀80年代的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打開民族國家獨立大門的《凡爾賽條約》幾乎已經讓它壽終正寢，希特勒隻是補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歐”唯一值得懷念的黃金歲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幾十年，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經歷了前所未有、日後再未重現的繁榮，就連利沃夫和薩格勒布等偏遠城市也沐浴在帝國夕陽的光輝下。然而，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西歐人）而言，無論在1848年前還是1945年後，中歐和東歐完全沒有明顯的區別。我們已經看到，對於一位17世紀的旅行者而言，布達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歐洲中部的緩衝地帶與更東面的異域世界的差異。
這種差異當然還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蘭東部多沼澤的平原屬於東正教的勢力範圍，雖然語言相近，但用另一種字母表書寫，與克拉科夫（Kraków）幾乎沒有共同點，後者是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學術的中心，深受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影響，同樣的差異也出現在黑山的高原地區與盧布爾雅那（Ljubljana，德語作Laibach）說德語的知識分子之間。但在上述兩個例子中，存在差異的地區都曾是同一國家的組成部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裡出現的並非東西差異，而是城鄉差異，如果真有所謂“中歐”的話，那也隻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過，在白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甚至希臘，的確存在著一個與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賦予布拉格或華沙，布達佩斯或薩格勒布現代意義的那個差異——它們是獨立國家的首都——也剝奪了它們加入“中歐”的可能性。它們的文化是都市文化，書面或口頭的文化語言是國際性語言——德語，而在說德語的人中，許多最傑出的代表是猶太人。這種真正的中歐文化的毀滅讓波蘭人的華沙、立陶宛人的維爾紐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達佩斯變成了和奧地利人的維也納一樣的偏遠小城。盡管身處歐洲中部，但他們所標榜的獨特“中歐傳統”最多隻是懷舊，甚至可以說是假貨。他們不願被和位於自己東部的土地與民族混為一談，這種想法是足夠真實和根深蒂固的——作為位於歐洲歷史十字路口的“邊境”民族，他們特別有理由避免讓自己在重要的抉擇中站在錯誤的一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標榜過去或者現在擁有獨特身份，以便確保自己永遠站在分界線“善的”（和安全的）一邊。
更好的做法也許是把歐洲的分界線看成非地理形式的。富歐洲和窮歐洲一直存在，不過兩者的分界線在過去的許多個世紀裡並不固定。在不算太久遠的時代，從馬賽到伊斯坦布爾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鄰內陸城市是歐洲最繁榮的地區之一。相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有歷史記載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貧窮的。但除了少數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況正好相反。城市並不總像現在這樣呈現出貧富兩極分化——後者更多的是昔日農村社會的主要特征，這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何以農村為主的歐洲東部和東南部會遠遠落後於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從漢堡到米蘭的歐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榮和發達的中心。
另一組對比的雙方是擁有和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這當然是一種政治差異，但又不僅於此。能在早前的世紀裡形成受到認可的民族並建立永久的國家是極其幸運的，這是荷蘭、瑞典、英國、法國甚至西班牙的歷史，與捷克人、波蘭人、克羅地亞人和其他許多民族歷史的關鍵性差異之一。北歐和西歐民族的建國過程從核心根據地開始，逐漸吞並周圍地區，直到因為地理或競爭限制而停止擴張。而現代東歐國家則是從俄國、土耳其、奧地利和德國等帝國的崩潰中降生的，這個過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東歐國家不僅沒有先入者優勢，而且它們的身份必然包含對領土和權力孤注一擲的主張，這無疑會損害提出相同主張的鄰國的利益——在許多案例中，它們主張的是同一片土地。這是東歐國家最大的不幸：它們的建國時間太晚，而且湊到了一起。於是，它們擁有了共同的歷史和弱點，並因此最終與西歐更幸運的那些民族有了關鍵性的差異。

後記
今天關於歐洲前景的討論一般會在潘格羅斯（Pangloss）和卡桑德拉（Cassandra）之間搖擺，也就是蒼白的保證和可怕的預言。我在前文已經指出，歐盟幾乎不可能一邊實現讓聯盟日益緊密的承諾，一邊按照相同的條件接納新成員。但這並不意味著此前取得的一切將因此崩潰，或者毫無意義。歐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盡管並不像其支持者所暗示的那麼了不起。畢竟，這正是幾乎所有人都想加入它的原因。
不過，無論在原則上多麼誘人，讓歐洲國家間的聯繫變得日益緊密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樣的承諾也許是不明智的。為了對歐洲的前景做出更恰當的評估，並對傳統國家的合適地位保持延續性的認識，我不想暗示國家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我們應該認清民族和國家的現實，而且一旦被忽視，它們就將成為危險的民族主義者的選票來源。
此外，舊式的民族國家也許的確更能贏得集體性效忠，更好地保護弱勢者，更公平地分配資源，並彌補跨國經濟形式的不確定性。在這點上，中型的地理和人口實體擁有某種長足的優勢。在歐洲的許多地方，重組已經成為現實——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當然還有南斯拉夫）必然不再會回到過去的憲法和行政形式。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鼓勵對現有國家的進一步分割，無論是以自我表決還是歐洲的行政聯邦主義為名。由此引起的倒退可能遠遠超過了帶來的好處。
歐盟是否應該接納東歐國家呢？關於“歐洲”應該在哪裡結束以及如何在地圖上標出一個統一大洲的邊界，我們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出於我曾經暗示的理由，前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永遠無法按照相同的標準加入歐盟。相反，從經濟上說，在可預見的未來讓歐盟以這樣的標準吸收東歐國家隻能是慈善之舉（聽上去可能有些刺耳）。那麼，西歐做出這樣的犧牲（假設它有能力做到）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呢？
讓我們把文化的親緣性問題放到一邊——也就是說，如果西歐被以任何方式同中歐和東歐分離，是否意味著它失去了自身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這是一個長久以來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但對於布魯塞爾的規劃者而言並非如此，他們的“歐洲”正在日益變成世俗和物質的聯盟——單一貨幣就是其最新的目標。今天的西歐人認為，保護自己免受來自東部和南部的人口與經濟威脅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對於更為傳統的威脅，歐洲所有的防務規劃者都心照不宣地認為，俄羅斯是對歐洲其他國家唯一的重大軍事威脅。這也許是對的，也許不是。更加難以判斷的是，如果一個不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盟把勢力範圍日益向前者當下的邊界推進，俄羅斯的威脅是否會變得更大。顯然，西歐和中歐的大國一直以來都認同要在俄國和本國之間保留緩衝國家。但讓許多西方外交官不置可否的是，將這些緩衝國正式納入歐盟是否可以讓它們更好地扮演地緣戰略的角色。
西歐人的爭論還自戀式地集中在歐盟本身的機制上。從《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簽署的那一刻起，從未間斷過的關於擴大和深化聯盟的爭論就簡化成了純粹的決策程序問題。歐洲集體行動的決定應該采用一致同意（像現在這樣）還是多數同意原則？如果是後者的話，多數派應該如何界定，他們的決定又有多大的效力呢？赫爾穆特?科爾、已故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們的政治顧問傾向於引入多數同意原則，以避免在試圖滿足那麼多成員國不同利益和訴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僵局；而英國和一些較小的成員國則傾向於保留否決權（1963年1月，正是夏爾?戴高樂動用該否決權將英國人關在了歐盟之外！），以避免出現有違它們利益的決定——甚至為了避免出現過多任何類型的決議。上述矛盾被推上前臺絕非巧合。面對艱難抉擇時，在“十五國歐洲”獲得壓倒性多數都幾乎不可能，更別提一致同意了。
防務和外交政策尤其如此，歐盟在這些領域一向死氣沉沉（盡管除了部分參與的法國，它的重要成員都是北約的完全參與國）。雖然美國對波斯尼亞進行了有效干預（也許有點兒晚），但歐洲不可能繼續在軍事上無動於衷；由於國內的政治壓力和經濟制約，美國無法在每次有需求時都能介入歐洲事務。在軍事或外交問題上，歐盟完全無法讓成員國達成共同的政策或行動。既然在十五個成員的情況下都很難做到，當成員數進一步增加後就更不可能了。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如果說歐盟及其前身曾經好比聯合國——在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決定，在艱難或關鍵問題上提出異議或者同意暫不做決定——那麼現在它似乎變得更像國聯，對於自己反對的決定，成員國干脆拒絕接受。與因為某個成員國的拒絕而無法達成一致決定所造成的道德和政治損失相比（比如希臘拒絕承認馬其頓，或者意大利因為與斯洛文尼亞長期的瑣碎的邊界糾紛而堅持阻止後者入盟），如果得到包括德國和其他較小國家在內的多數成員贊同的外交政策遭到英國或法國的拒絕，後果將嚴重得多。
那麼，保持歐洲的穩定，避免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國的內部問題激化不也是符合西歐人普遍利益的嗎？事實上，這是東歐人認為自己應該加入歐盟的最有力論據——避免東歐民眾間的矛盾，避免因“後共產主義轉型”的失敗造成國內動蕩——這對於離它們最近的西方鄰國最具說服力，特別是德國。但上述論據的出發點純粹是以防萬一，這也是為什麼歐盟試圖通過不完全成員資格和臨時關繫等手段來滿足東歐人的要求，而且與歐盟正面臨的實實在在且迫在眉睫的困難相比，它所代表的隻是未來和假設的問題。即使歐洲的大門真的因此而打開，結果也隻會是聯盟意義以及制度的大幅妥協。此外，“歐洲”的保護傘很可能不會超過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組成部分（波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許還包括斯洛文尼亞），使它們成為蕭條的歐洲遠郊。更東面的“拜占庭”歐洲（從拉脫維亞到保加利亞）隻能靠自己了，它過於接近俄羅斯及其利益範圍，西方對其挑釁式的吸收和聯合都是不明智的。
從現在開始，歐洲將以三種可能的方式之一被德國主導：原先的西歐（1989年前的）改由德國領導——大多數法國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政客對此可能感到不情願；支持德國的中歐國家，它們現在的領導人希望德國能在擴大後的歐盟中扮演溫和的角色；反對德國的中歐國家，在東部和南部鄰國眼中，德國帶來的更多是負擔和威脅而非利益。後兩者很可能會融合成一類——就像一則捷克的流行笑話所說，這個國家在未來隻面臨著兩種危險：德國人大量投資，完全控制了本國經濟，或者德國人不投資，導致本國經濟停滯不前。當然，德國在歐洲事務中不均衡的比重並非新現像。但與過去相比，受此困擾的不僅是焦慮的鄰國，也包括德國本身。
在1989年前後的幾年間，聯邦德國領導人曾急切地向法國等國保證，完全恢復主權的德國不會對它們構成威脅；從1990年開始，出於同樣的考慮，統一後的德國一直在迫切地為自己向東歐擴張的戰略尋找合作伙伴：與歐洲“快車道”的成員共同行動的話，波恩看上去就不那麼顯眼了。因此，與直接以德國公司的名義投資東歐相比，通過奧地利的下屬企業或“合資企業”就不會在當地引起那麼多反對。如果說1989年之前聯邦德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概括為“三個平衡”，也就是既不偏向也不得罪華盛頓、莫斯科或巴黎，那麼統一後的德國考慮的則是如何體現本國實力以及在東歐和中歐的歷史地位，不再顧及是否會引起西方盟友的恐懼，或者是否會引發德國人自己對民族野心重燃的擔憂。
正如某些德國作家所指出的，問題在於無論出於何種良好意圖，德國必然會造成歐洲的不穩定。出於這個原因，君特?格拉斯曾經堅決反對統一，而且至今仍對統一的影響表示憂慮和懷疑。阿登納及其同時代人締造的歐洲曾經確立了後希特勒時代聯邦德國的身份，但隨著戰後重組塵埃落定，那個歐洲現在卻陷入了不確定之中。某些戲劇性的歷史相似性也許不能說明問題——德國與奧地利事實上的聯盟並不等同於1938年的德奧合並，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擴張主義不太可能在德國卷土重來，更別說軍國主義了。然而，自從1871年以來，位於歐洲中部並擁有自身利益的強大德國永遠是其鄰國眼中令人不安的存在。
最近，英國首相在《世界報》（Le Monde）撰文探討了誰該為歐洲負責，該文以“建設21世紀的歐洲”為題，占據了一個整版，但居然一次都沒有提到德國！首相明確指出，歐洲的未來掌握在英國和法國手中，兩國對時局的發展方向表達了共同的擔憂，越來越多地為彼此提供支持；雖然沒有明言，但文中還是暗示了兩國的憂慮，無論是歐洲重心的東移，還是新的決策機制（它們的利益會被數量占優的小國稀釋），都將使兩國蒙受重大損失。另一方面，英法兩國（有時）有意願和能力在外交事務中擔當領導者。在大西洋聯盟今後的危機中，這將成為21世紀歐洲最重要的保障。
上述論斷可能有自我標榜之嫌，也符合英國在歐洲問題上好高騖遠的傳統，但並不意味著它是錯的。由德國主導的歐洲將與過去形成鮮明的反差，特別是沒有意願積極介入任何國際事務。這是因為德國非常希望把自己的顧慮和目的融入到盡可能廣泛的國際共識中。情況是否永遠如此是另一回事——納粹的創傷不可能無限期地留在德國公眾的良心上，德國的政客和選民們終有一天會不再那麼顧忌而表現得像其他大國一樣：向國外派遣軍隊，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實現國家目標，等等。但與此同時，德國主導的歐洲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一種奇特的惰性，它迫使成員國們將集體性國際干預行動限制在那些沒有爭議的環境或人道主義問題上。
由此產生的最深刻教訓就是南斯拉夫的悲劇，它顯示了歐洲在主動性上的缺失，避免卷入事態的心理，以及除了維持現狀之外沒有任何公認的集體性戰略利益。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也許會對美國人如此輕易地平息了波斯尼亞衝突感到妒忌。法國報紙上出現的尖刻評論表示，如果美國願意，它本來早就可以取得現在的成果，那樣的話就能拯救數以千計的生命。但事實上，波斯尼亞的亂局證明了“歐洲”大廈完全是空洞的，揭露了它對良好財政狀況和商業利益的自私迷戀。
1991年爆發的南斯拉夫戰爭還在恰當的時間提醒人們，德國人不是唯一不願看到德國在歐洲重建霸權的民族。塞爾維亞人的宣傳首先譴責了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獨立，然後又把矛頭轉向外部勢力對波斯尼亞的“干涉”，其中最強有力的論調之一是，德國和奧地利出於自身利益正在積極地尋求恢復“日耳曼—天主教”的中歐，分裂南斯拉夫的行動是一場條頓—哈布斯堡人的陰謀。甚至支持貝爾格萊德反對黨的記者也認同了對本國悲劇的這種解釋。為了避免落人口實，歐洲最強大的國家遲遲不願積極卷入這場戰爭，直到四年後纔派出一支小規模的德國部隊，而且僅限於執行嚴格的非戰鬥任務——甚至這都引起了德國思想界和政界（特別是綠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強烈反對。
這並不意味著法國或英國的行為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法國和英國人的確被迫采取了一些行動，無論那是多麼有限甚至不可靠——在聯合國顯露出令人難堪的無能為力後，英法於1995年向薩拉熱窩派遣了快速反應部隊。不過，因為這支部隊是由英法兩國組建的，而且沒有在任何“歐洲”的外衣下展開行動，它體現了巴爾干戰爭的另一個教訓：正如不存在有效的國際共同體，在國際性意圖面前，同樣也不存在有效的歐洲共同體。存在的隻是大小不一的勢力，而德國主導的歐洲至少現在並非其中之一。法國和英國會如何利用這次事件帶來的有限主動權，將取決於兩國政府選擇從波斯尼亞冒險中吸取什麼教訓。在遭遇蘇伊士之戰羞辱的四十年後，英法兩國將重溫相對外交自主的魅力和壓力。美國不再回頭照顧他們，“歐洲”也不再是可靠的庇護所。
因此，1945—1989年看起來越來越像是一段插曲。這並不表示我們將回到糟糕的老路上。過去發生的一切都會留下記錄和記憶，這也是為什麼記憶中的事不會簡單地重現。但人們也可能忘了去記憶（也許還可能忘了去忘記），而隨著我們離1945年越來越遠，建立一個不同世界的需求也將變得不那麼迫切。這正是為什麼我們不僅要看到已經取得的成果，還要認識到實現它們的那個歐洲共同體隻是手段而非目標。
如果把歐盟看作萬靈藥，像咒語那樣吟唱“歐洲”之名，在頑固不化的“民族主義者”異端面前揮舞“歐洲”的橫幅並高呼“悔改，悔改！”，那麼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現，“歐洲”的神話不僅完全無法解決這個大洲的問題，反而阻礙了對它們的認識。我們將發現，政治正確的做法幾乎被等同於掩蓋地方難題，仿佛僅僅提到歐洲的承諾就可以解決當地實際存在的問題和危機。很少有人想要否認歐洲所謂的本體存在。把它描述成仿佛已經是某種更強烈和集體意義上的存在，這樣做會起到一些自我實現的效果——此類願望的確能夠推動思想的發展，而且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事是它無法做的，有些問題是它無法解決的。“歐洲”不僅僅是地理概念，但也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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