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如何超越國家間的敵友認識？

導論 中日關繫與世界認識

一、
中日兩國的相互認識：他者的視角

二、
東亞民族國家的特質

三、
認識世界秩序形成的方法

章 戰後中日關繫：回顧與展望

一、
新視角：非對稱性及其歷史起源

二、
非對稱性的結構：歷史與現實的交錯

三、
世界認識的重建

第二章 現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自我認同的歷史與邏輯

一、
民族主義視角的交錯

二、
尊王攘夷：天皇制民族主義的起源

三、
戰後天皇制民族主義與歷史認識

四、
天皇制民族主義與“無責任體繫”

五、
民族主義視角的再反思

第三章 現代日本的右翼：何謂民族精神？

一、
日本右翼與國家的品格

二、
新視角：日本的右翼與右翼的日本

三、
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普遍主義的精神結構

四、
右翼思想的啟示

第四章 現代日本的政治結構：誰在決定外交政策？

一、
兩種“民主主義”的衝突？

二、
國民的權力：日本新聞媒體的功罪

三、
日本民主政治的結構：政黨與政府

四、
民主制度與對外政策

第五章 現代日本的國民主權：地方自治的視點

一、
日本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

二、
日本地方政府的定位

三、
地方政府的改革理念

四、
地方自治的實踐：事例分析

五、
日本的政府理念與國民主權

第六章 現代日本的東亞認識：“東亞共同體”的理念與困境

一、
尋找東亞的公共性

二、
兩種亞洲認識的對立

三、
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構想與中國認識

四、
“東亞共同體”與中日關繫

第七章 東亞世界秩序新論：危機與新生

一、
再論中日關繫

二、
東亞傳統世界認識的失範

三、
東亞民族國家的困境

四、
東亞普遍主義的重建

結語 面向世界：超越“戰勝—戰敗”的思考

一、
世界史中的兩種“戰後”認識

二、
“世界國”的自我認識與實現

參考文獻

自序

如何超越國家間的敵友認識？

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關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2012年涉及領土歸屬的釣魚島問題出現危機後，雙方的對立逐步升級，許多國際問題的觀察家們甚至開始認真討論兩國發生偶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這種狀況讓人感到錯愕：雙方此前40年間以“友邦”—即“中日（或日中）兩國互為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為口號的交往，竟然導致了雙方互為潛在“敵國”這一暗淡局面的出現。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的歷史時刻，這種局面的出現給我們提出了怎樣的問題與任務？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隻有再次回到歷史進程中重新審視自我，纔能將問題的形成機制揭示出來。顯然，1945年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是我們開始這種反思的一個恰當起點。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抗戰建國中，“中華民族”浴血重生，再次成為世界史的主體民族，而世界秩序亦由此幡然一變。今日我們所見之總體性的和平，在其起點處有著中華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與曾經獲得的榮光—我們曾經是這個世界秩序的締造者。

然而，在戰後直至今日的世界秩序變動的過程中，這個新生的中華民族必然要不斷面對全新的問題與挑戰。中國的國內戰爭（1946—1949）與朝鮮戰爭（1950—1953）的爆發，急劇改變了東亞乃至全球的世界秩序。中國與世界的關繫，也隨之發生了劇變：從締造者轉變為挑戰者。近年中日關繫所呈現出的困難狀況，隻有將其置於這種世界秩序的轉換與世界史民族的自我證成的過程，纔能得到恰切的認識與應對。我們首先要有世界民族的自我意識。

那麼，作為具體的現實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認識日本近年的對華政策？進一步追問，我們應當怎樣面對當下東亞乃至世界自身？如果嚴肅地審視當下的現實，我們就不難注意到我們的處境具有某種特別之處—成長中的中國一方面正在對世界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面臨著來自世界的多種壓力，這種況境意味著什麼？不拘答案如何，隻有準確地把握這個世界，中華民族作為主體民族纔能進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並終參與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有鋻於此，在本書中，我們將以中日兩國的相互認識為案例，通過“他者”的眼光，將問題的癥候描繪出來。我們將重新審視中國成長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從而再次將抗戰建國的世界史意義呈現出來。

關於我們面臨的現實狀況，茲舉一例說明。在今日海內外的新聞媒體中，我們常會看到諸如“中東問題”、“伊拉克問題”、“阿富汗問題”等多種關於“問題”的說法。這一說法本身很少用於當今世界的大國，因為“問題”本身具有“麻煩”、“有害”，因而“有待解決”等消極含義。然而作為例外，我們常常會在日本的中國論中看到“中國問題”這種表述。在一些當代日本學者和政治家的認識當中，中國的發展（或者說“崛起”）充滿了不確定性，可能會影響地區秩序的安定，因此日本的繁榮與和平有賴於“中國問題”的解決。

無須說，這個“中國問題”的說法對我們而言顯得有些刺耳。但正因為如此，它激發了我們對自身的發展狀況的思考。比如，對於我們自己面臨的問題，即現代國家建設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目標認識以及與其相輔相成的目標約束機制？中國將如何順利融入並建構這個世界的秩序，無論這其中包含著怎樣的相互誤解？對於這些問題，在本書中我們統稱其為“世界認識”的問題。對21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而言，這一問題之重大不言而喻。

因為問題重大，所以我們必須謹慎地加以分析。為此，本書將致力於下述個案問題的具體分析—仿照前面的說法，我們將致力於分析“日本問題”，即對中國的成長與發展可能帶來不確定性因素的“日本問題”。具體而言，此處的“日本問題”不是指日本自己所設定的諸如“成為正常國家”、“成為政治大國”、“擺脫戰後體制”等國家目標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如“修改憲法”、“歷史認識”等具體問題，而是意味著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如何與日本交往的問題。在戰後東亞世界秩序的背景下，中國與日本的交往方式，也就等同於與世界的交往方式。

這種主題設定將導致我們在展開論述時要面臨特別的困難。其中，民族主義無疑是主要的約束性要素—以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的近代世界體繫，必然造成國家間或敵或友的關繫。這種國家觀念以人類作為生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感為代價，支配了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世界史進程。

從今日世界社會的現狀來看，民族主義正在耗盡其歷史的正當性，因為它正在成為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障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繫列新變化，諸如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新組織、自由貿易的迅速展開、國際法的進一步制定與落實、傳媒與互聯網技術的發達等，將人類的普遍聯繫與共同屬性凸顯了出來。在國家、人民相互關聯的世界中，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全新的性格。顯然，這也正是中日關繫的世界秩序背景。這種以普遍交流為特征的秩序，正在消解並替代曾經充滿國家間對立與敵意的世界秩序。

因此，如何克服民族主義的思維方式，從更大的區域範圍乃至世界全體的角度看待安全、和平與繁榮問題，成為所有國家，尤其是大國所必須面對的問題。面對問題，我們隻能求助科學的分析，而非情感的好惡。正因如此，本書將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待相關問題，致力於將“友邦”與“敵國”觀念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揭示出來。在政治的層面上，隻有繼續克服敵友這一陳腐的觀念，我們纔能主體性地推進世界秩序的轉換，世界社會也纔能看到人類文明的繼續發展。

後，要再次強調的是，經過數十年的奮鬥，現代中國如今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正置身於這一大時代的情境當中。這種具有人類史意義的狀況要求我們具有高度的時代自覺與歷史使命自覺。隻有如此，我們纔能正確理解中國發展的世界史意義，也纔能確保我們自己的健康成長。

2015年2月1日

於昆山寓所

現代日本的東亞認識：“東亞共同體”的理念與困境（一）

在論及中日關繫的未來時，人們常常以“二戰”後歐洲的區域統合為事例，試圖說明，建立亞洲版的“歐盟”，即近十數年來出現的“東亞共同體”，將是有效的手段。這種看法不錯，因為共同體的內在結構將化解近代以來世界秩序的內在問題—因自我—他者境界線的劃分，將其他國家置於潛在的“敵國”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重新組織，人類的共同性得到了呈現與有意識的建構。“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則進一步激發了這種共同體建構的主體熱情。

近年日本興起的“東亞共同體”論除具體有上述時空背景外，還有以下考慮：它是日本面對東亞及國際秩序變遷時，對自身外交政策的重新設計與定位，盡管目前一切還都停留在構想的層面上。此外，由於東亞古典文明（即中華古典文明）將為“東亞共同體”提供某種共同的文化要素與心理要素，“東亞共同體”論將展現出某些普遍主義的性質。這種普遍主義的性質，顯然有利於克服目前中日關繫乃至東亞區域內的對立因素。

那麼，這種“東亞共同體”論，展現了怎樣的東亞認識？通過這種更廣闊的區域認識，日本對中日關繫進行了怎樣的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構想中的“東亞共同體”與“二戰”以來形成的東亞世界秩序之間具有怎樣的關繫？這種關繫對中日雙方的國家目標提出了怎樣的挑戰？這些問題構成了本章的討論對像。

一、 尋找東亞的公共性

關注國際社會秩序歷史與現狀的人們不難發現，自19世紀中葉以來，東亞地區—這裡特指包括中國、日本以及朝鮮半島在內狹義上的區域—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熱點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地區除了“二戰”以來的朝鮮半島統一以及中國統一的問題之外，朝鮮的核武器開發、中日領土與領海爭端、日韓領土爭端、日本與亞洲鄰國間的歷史認識等問題一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因而該地區亦成為世界上不穩定的地區之一。在21世紀初的十餘年間，東亞地區的變動已經讓人目不暇接。如何理解與認識該地區的變動就成為我們必然要關注的問題。

對於多數東亞政治學者而言，在諸多論述中，“東亞共同體”顯然是富有魅力的一個提法，日本學者亦對此多有論述；之所以如此，其中重要的原因，如同英國《每日電訊報》在2009年10月5日的文章中不無憂慮地表達的一樣，日本與中國這兩個世界第二與第三大經濟體結成的“同盟”將成為世界上“強大的勢力”（ the most powerful force）。這雖然僅僅是一種媒體式的誇張表達，但的確會觸動許多人的神經。

僅僅進行紙上談兵式的“東亞共同體”論就會引發如此廣泛的關注，這種狀況意味著我們必須認真探討建構東亞共同體的可能性。上述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說法僅過了一年，中國的GDP總量就超過了日本，成為統計意義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格局當然會愈加激發中國學者探討建構東亞共同體的主體性熱情。然而回顧這種共同體論的歷史，我們遺憾地發現，在構想東亞共同體上，我們處於相對滯後的位置。

在國際社會科學的一般認識當中，區域共同體是指在某個特定的地理空間當中，處於該空間範圍內的國家與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安全保障等領域通過制度化的方式維持與確保相互合作關繫的一種區域秩序；這種秩序通過訴諸某種內在於該區域的“共同性”意識來克服近代基於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的局限，進而實現區域的共同和平、發展與繁榮。由1958年誕生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一路發展而來的“歐盟”（EU）就是這種共同體的一種現實模型。顯然，1990年代初率先由“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構想正是源於這種“歐盟模式”。此後，該構想由於中國與日本這兩個東亞核心國家的介入，逐漸成為政治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

由於構想中的東亞共同體將導致“二戰”後形成的東亞世界秩序的根本變動，它必然要引發一繫列重要的問題。對日本而言，如果說堅持“日美同盟”是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改變的政策的話，那麼，在這種政策背景下如何調整與中國的關繫，就將是決定日本版“東亞共同體”走向的決定性因素。在這種意義上，日本的“東亞認識”—其核心就是“中國認識”—構成了一個重要視角，讓我們得以觀察日本東亞共同體論的本質特征。那麼，在日本的自我與世界認識當中，“中國”居於怎樣的地位？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將重新考察近現代日本的“東亞認識”，以此作為分析日本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基礎。關於日本的亞洲政策與亞洲認識，中國學者已經注意到其“工具主義的”、“兩面派的”性格特征。這種實用主義的政策有助於日本獲得實際利益，但在處理富有戰略意義的東亞共同體問題上，很難說它是否與日本國家的長期利益相符。那麼，導致日本在“亞洲身份”認同上這種遊移不定的內在於東亞社會的結構性要素是什麼？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一樣，就“民族國家”這種現代世界秩序的主體而言，“中國”對於有史以來的日本一直是一個“巨大的他者”；這種狀況成為日本“亞洲”或曰“東亞”認識的結構性要素。就此而言，日本的“中國認識”構成了日本對外政策的一個隱性基點；日本自1990年代後期出現的“東亞共同體”論的重要課題，可以還原為這種“中國認識”。

從現實層面來看，小泉純一郎主政期間（2001—2006）日本與中國發生的一繫列“衝撞”行為，都與日本對中國曖昧的認識因素有直接的關聯。早在1990年代，在以成為“普通國家”為目標的一繫列內政外交的調整過程中，日本社會出現了整體性的“右傾保守化”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社會整體上對歷史認識問題變得非常敏感。然而，我們如果注意到無論是歷史認識問題還是現實中的利益衝突問題，都生成於“東亞”這一地緣政治學的框架內，那麼日本的所謂“內政問題”就徒具形式而已，因為正是該區域的“中國問題”對日本而言構成了其國家戰略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東亞共同體”論表明，日本政治精英已經認識到其自身問題的解決必須置於“東亞”這一框架之內進行。

然而，幾乎所有東亞共同體論者都在有意無意地回避一個本質性的重要問題：這個構想中的“共同體”在何種意義上具有“共同”的基礎？換言之，這個構想中的共同體其政治“公共性”的基礎是什麼？是文化學者關注的中國古典文化，還是經濟學者關注的現實中的經濟貿易關繫？不同學者基於各自立場會給出不同的回答。比如，有學者強調東亞各國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文化基因”，認為這將成為共同體的基礎。不過，這種“文化基因”具體何指，論者卻語焉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