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利交進一步貶值，日本出口進一步擴大，同時也催生了美國的住宅價格泡沫和金融泡沫。也就是說，“向全世界（尤其是美國）散發低成本的資金”是日本的“罪狀”。


日本的執政當局對此“罪狀”也是承認的。日本銀行副總裁山口廣秀在2008年10月21日的國會質詢會上說：“日本銀行長期實行的低利率和定量貨幣寬松政策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加貸款在海外的投資交易，所以日本的金融政策有可能對海外金融市場帶來一定的衝擊，這是不可否認的。”我認為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那麼，對於日本所犯下的“罪行”，誰應該承擔責任呢？應該是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經濟界的領袖，以及煽動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學者。


話說至此，雖說日本是“共犯”，但並沒有享受到太多的利益。這幾年出口企業的業績大增是事實，從日本整體來看，我強烈地感覺到日本被主犯美國“利用”了，並且今後還要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這就是書名用“罰”字的理由，對於大部分日本國民來說，用“罰”這個字是不恰當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受到了一定的懲罰，由於異貶值正向正常水平回歸，日本持有的外國資產已經發生巨額損失，其規模接近因美國次貸危機造成的世界金融機構總損失額的一半。


從個人角度看，那些投資於外幣儲蓄和外幣信托的人以及在外彙交易中購買外幣的人，都已經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我們把寶貴的儲蓄供奉給美國，可人家卻倒打一耙（借款不還）。更可氣的是——美國的投資銀行的高管們卻領著連日本人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薪水，而我們又不能讓他們用個人的薪水還賬，真是天理難容。然而，發生這種事情並不是被誰所強制的，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的，所以造成的損失也隻能自己默默地承受。


日本該受“罰”的不隻是外幣資產的貶值，今後還將遭受未曾有過的經濟不景氣的襲擊。這一點很重要。

波襲擊——出口企業減產、業績大幅度下滑，相關企業破產並導致失業人數大幅度增加（這一波襲擊基本完成）。第二波襲擊——因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增加和股價下跌導致自有資本減少（在銀行決算中也已經開始顯現）。因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是相互影響的，所以經濟不景氣會進一步擴大化。又因為這種不景氣事態是我們所未曾經歷過的，所以很難準確地預測危機在未來的哪個時點爆發。不過，日本經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是毋庸置疑的。


面對這種未曾有過的事態，政府又是如何應對的呢？其一是發放定額的補助金。這種應對策略除了“為選舉賺取人氣”外，看不出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其二是實施賣空管制和現價凍結金融商品。這種應對策略的實質就是把即將暴露的問題隱藏起來。由此可見，政府是不可信的，面對即將到來的危機，我們隻能自衛。


不隻是推行寬松貨幣政貶值政策的直接責任人，就連普通市民——本書的讀者也會隨之受害，經濟危機將所有的日本國民卷入其中是沒有道理的。對此，我認為：在事態擴大的過程中，媒體沒有發出警告、沒有喚起國民自衛意識的責任是十分巨大的。


“批判美國金融帝國主義”的聲音多了，這是近輿論的潮流。可是，這樣的議論並不會使事態得到任何改善。

現在重要的就是要發揮每一個人的能力，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

在小說《罪與罰》的結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如下的陳述：

“這裡是新故事開始的地方，那是……從一個世界向另一個世界的緩慢過渡，這個故事讓我了解了一個從前聞所未聞的新的現實，那就是新故事的主體吧。”


我特別喜歡這一段，可是我們日本人何時纔能領悟到其中的內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