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62年秋天，我從杭州大學歷史繫畢業後，曾有繼續深造的強烈願望，可是由於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總是不能實現。1978年春天，全國科學大會閉幕不久，從北京傳來了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那時我正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學任教，聽到這則消息後，除了覺得有些遺憾，並無太多的想法，原因很簡單，以前招收碩士研究生的年齡都要求在35周歲以下，而此時我已年近40，哪裡還會有報考研究生的奢望?當年4月3日中午，我偶然從一份過時的《杭州日報》上看到一條消息，稱報考研究生的年齡放寬到40周歲，報名時間也延遲到4月5日結束(原來截止時間是3月底)。我不覺一陣興奮，就毫不猶豫地跑到所在區的招生辦公室報了名，由於時間倉促，連報名所需的照片也是暫欠的。經過5月中旬和7月上旬的初試及復試，我被錄取為母校杭州大學歷史繫宋史研究室的碩士研究生，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夙願。1962年秋天，我從杭州大學歷史繫畢業後，曾有繼續深造的強烈願望，可是由於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總是不能實現。1978年春天，全國科學大會閉幕不久，從北京傳來了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那時我正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學任教，聽到這則消息後，除了覺得有些遺憾，並無太多的想法，原因很簡單，以前招收碩士研究生的年齡都要求在35周歲以下，而此時我已年近40，哪裡還會有報考研究生的奢望?當年4月3日中午，我偶然從一份過時的《杭州日報》上看到一條消息，稱報考研究生的年齡放寬到40周歲，報名時間也延遲到4月5日結束(原來截止時間是3月底)。我不覺一陣興奮，就毫不猶豫地跑到所在區的招生辦公室報了名，由於時間倉促，連報名所需的照片也是暫欠的。經過5月中旬和7月上旬的初試及復試，我被錄取為母校杭州大學歷史繫宋史研究室的碩士研究生，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夙願。
這樣，我榮幸地成了著名宋史專家陳樂素、徐規兩位教授的學生。一年後，樂素師調往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徐師就成了我的導師。徐師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尤精於考據。他待人寬厚，謙虛謹慎，淡泊名利，這在宋史界是眾所周知的。他誨人不倦、甘為人梯的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對我學習和研究上關懷備至，熱情扶植(畢業後也一直如此)，可謂終生難忘。有時我一篇文章交上去，他就會放棄自己案頭的工作，通宵達旦地幫助修改，次日便將我找去，從文章內容、結構到每個標點，都一一當面指正，這中間凝結了先生多大的心血!徐師不僅要求學生把學問做好，更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他經常教育我們：做人不可追名逐利，切忌趨時曲筆。在學習和研究上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思想境界。這些都使我深受教益，成為我後來做人和做學問的座右銘。
可是，由於大學時代的勞動和政治運動特別多，真正學習專業知識的時間少得可憐，再經過後來十幾年時間的荒廢，過去所學到的一點點歷史知識更是變得十分生疏。因此我下定決心，要以加倍的努力來彌補自己先天的不足。幸虧有名師的指導，加上料理家務、撫養和教育子女的重擔，全部由慈母王雲霞、賢妻向幼琴兩人承擔。她倆婆媳關繫四十年，始終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互相體貼，互相幫助，從未有過面紅耳赤之事發生，從而極大地支持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和研究中去。在三年研究生學習期間，我幾乎足不出戶地徜徉在史學研究的海洋裡，如饑似渴地吸收著史學的營養，努力鑽研，從而提高了自己從事史學研究的能力。
研究生學習期間，通過學習《續資治通鋻長編》、《宋會要輯稿》、《宋史》等典籍，我對宋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試論北宋科舉制的特點及其歷史作用》，這為我後來深入研究以宋代為主的中國古代選舉制度史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基礎。
研究生畢業後，我被留在本繫宋史研究室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先是承擔了《中國古代選舉制度史》的授課任務，我邊教學邊研究，不久就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近二萬字的《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一文，此文在當時中外史學界曾引起較大反響。爾後，我又陸續發表了有關宋代科舉制度與社會的論文多篇，並出版了《宋史選舉志補正》一書，此書後來成了日本東洋文庫以中嶋敏教授為首的“宋史選舉志研究會”的指定參考書。1993年鼕天，廣島大學文學部主任教授寺地遵先生還聘請我出任該校東洋史研究室的非常勤講師，赴日本給他的研究生講授《宋代科舉制度史》。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徐規先生要我給本專業的研究生開設一門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的課程，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這門課程很重要，它不僅能幫助學生了解中國古代史的基本史料，掌握尋找史料、鋻別史料的本領，而且還可以向他們介紹一些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基本方法，可惜現在已長期沒有人講授了，希望你能將它開設起來。”當時，我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剛剛起步，有關史料學的知識更是膚淺，鋻別和利用史料的基本功也不夠扎實，覺得要勝任這門課程的教學任務，恐怕有負重任，心裡頗為躊躇不安，但在先生的一再鼓勵下，還是硬著頭皮接受了下來。在徐師和研究室其他老師的幫助下，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不僅較好地完成了這門課程的授課任務，而且結合科研，撰寫了一部尚有新意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不久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8年春天，我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著名教授梅原郁先生的邀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日本進行了歷時半年的共同研究，研究的題目是“宋代的法制與社會”。本來，我對宋代法制史了解不多，但通過與日本學者的互相探討，並充分利用在日本易於查閱某些罕見古籍的有利條件，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些許成績。我不僅積累了不少有關法制史的珍貴史料，而且還及時完成了長達三萬字的《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響》的專題報告，次年刊登於日本有名的東洋史研究刊物——《東方學報》上。回國後，又發表了一些與該課題有關的論文。
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給研究生增開了《宋史專題研究》的課程，幾年後，又接受了撰寫南宋史的重要課題。由於我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水平已有了較大提高，雖然任務不輕，但仍然用教學和科研互相促進的方法，一方面吸收宋史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所得，較好地講授了《宋史專題研究》這門課程，受到研究生們的歡迎。與此同時，通過對宋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思想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完成了《南宋史稿》的撰寫任務，並先後發表了多篇與之相關的論文。
21世紀初，有學者就我在《南宋史稿》上關於對“紹興和議”以及嶽飛、秦檜等人的評價提出了不同意見。社會上還出現了否認嶽飛為民族英雄的議論，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有人又提出了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觀點。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並著文加以商榷，期望通過坦誠的討論與爭鳴，為推動史學的健康發展作出一點貢獻。
……
這樣，我榮幸地成了著名宋史專家陳樂素、徐規兩位教授的學生。一年後，樂素師調往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徐師就成了我的導師。徐師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尤精於考據。他待人寬厚，謙虛謹慎，淡泊名利，這在宋史界是眾所周知的。他誨人不倦、甘為人梯的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對我學習和研究上關懷備至，熱情扶植(畢業後也一直如此)，可謂終生難忘。有時我一篇文章交上去，他就會放棄自己案頭的工作，通宵達旦地幫助修改，次日便將我找去，從文章內容、結構到每個標點，都一一當面指正，這中間凝結了先生多大的心血!徐師不僅要求學生把學問做好，更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他經常教育我們：做人不可追名逐利，切忌趨時曲筆。在學習和研究上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思想境界。這些都使我深受教益，成為我後來做人和做學問的座右銘。
可是，由於大學時代的勞動和政治運動特別多，真正學習專業知識的時間少得可憐，再經過後來十幾年時間的荒廢，過去所學到的一點點歷史知識更是變得十分生疏。因此我下定決心，要以加倍的努力來彌補自己先天的不足。幸虧有名師的指導，加上料理家務、撫養和教育子女的重擔，全部由慈母王雲霞、賢妻向幼琴兩人承擔。她倆婆媳關繫四十年，始終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互相體貼，互相幫助，從未有過面紅耳赤之事發生，從而極大地支持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和研究中去。在三年研究生學習期間，我幾乎足不出戶地徜徉在史學研究的海洋裡，如饑似渴地吸收著史學的營養，努力鑽研，從而提高了自己從事史學研究的能力。
研究生學習期間，通過學習《續資治通鋻長編》、《宋會要輯稿》、《宋史》等典籍，我對宋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試論北宋科舉制的特點及其歷史作用》，這為我後來深入研究以宋代為主的中國古代選舉制度史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基礎。
研究生畢業後，我被留在本繫宋史研究室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先是承擔了《中國古代選舉制度史》的授課任務，我邊教學邊研究，不久就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近二萬字的《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一文，此文在當時中外史學界曾引起較大反響。爾後，我又陸續發表了有關宋代科舉制度與社會的論文多篇，並出版了《宋史選舉志補正》一書，此書後來成了日本東洋文庫以中嶋敏教授為首的“宋史選舉志研究會”的指定參考書。1993年鼕天，廣島大學文學部主任教授寺地遵先生還聘請我出任該校東洋史研究室的非常勤講師，赴日本給他的研究生講授《宋代科舉制度史》。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徐規先生要我給本專業的研究生開設一門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的課程，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這門課程很重要，它不僅能幫助學生了解中國古代史的基本史料，掌握尋找史料、鋻別史料的本領，而且還可以向他們介紹一些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基本方法，可惜現在已長期沒有人講授了，希望你能將它開設起來。”當時，我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剛剛起步，有關史料學的知識更是膚淺，鋻別和利用史料的基本功也不夠扎實，覺得要勝任這門課程的教學任務，恐怕有負重任，心裡頗為躊躇不安，但在先生的一再鼓勵下，還是硬著頭皮接受了下來。在徐師和研究室其他老師的幫助下，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不僅較好地完成了這門課程的授課任務，而且結合科研，撰寫了一部尚有新意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不久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8年春天，我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著名教授梅原郁先生的邀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日本進行了歷時半年的共同研究，研究的題目是“宋代的法制與社會”。本來，我對宋代法制史了解不多，但通過與日本學者的互相探討，並充分利用在日本易於查閱某些罕見古籍的有利條件，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些許成績。我不僅積累了不少有關法制史的珍貴史料，而且還及時完成了長達三萬字的《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響》的專題報告，次年刊登於日本有名的東洋史研究刊物——《東方學報》上。回國後，又發表了一些與該課題有關的論文。
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給研究生增開了《宋史專題研究》的課程，幾年後，又接受了撰寫南宋史的重要課題。由於我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水平已有了較大提高，雖然任務不輕，但仍然用教學和科研互相促進的方法，一方面吸收宋史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所得，較好地講授了《宋史專題研究》這門課程，受到研究生們的歡迎。與此同時，通過對宋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思想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完成了《南宋史稿》的撰寫任務，並先後發表了多篇與之相關的論文。
21世紀初，有學者就我在《南宋史稿》上關於對“紹興和議”以及嶽飛、秦檜等人的評價提出了不同意見。社會上還出現了否認嶽飛為民族英雄的議論，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有人又提出了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觀點。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並著文加以商榷，期望通過坦誠的討論與爭鳴，為推動史學的健康發展作出一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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