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巴西現代化道路研究

編輯推薦

拉丁美洲是發展中國家**、*豐富多彩的現化代“實驗室”。這裡積累了現代化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內容簡介

在巴西現代化進程中，1964——1985年的軍人政權占有重要地位，它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同時在政治上以排斥性的、專制的威權主義為特征。本書主要從巴西各社會階級、集團在現代化模式和戰略選擇上的分歧與鬥爭入手，分析軍人政權產生的根源、采取的經濟政策及其成敗、威權主義統治的特點和後期向民主政治的轉變，並對同一時期拉美國家盛行的軍人政權和第三世界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作了有意義的探討。

作者簡介

董經勝，北京大學歷史學繫副教授，兼任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副理事長。著有《瑪雅人的後裔》、《拉丁美洲史》（與林被甸合著，即出）等。

“拉美國家現代化道路研究叢書”總序
前言
章1964年政變：巴西現代化的轉折點
一、對軍人政權產生根源的不同解釋
二、巴西的現代化，1870—1930年
三、瓦加斯與巴西的現代化，1930—1954年
四、通向政變之路，1954—1964年
第二章軍人政權的建立和經濟調整
一、“安全與發展”：軍政府的執政理念
二、向威權主義體制的過渡
三、經濟調整
第三章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
一、威權主義體制的強化
二、武裝鬥爭與政治高壓“拉美國家現代化道路研究叢書”總序
前言
章1964年政變：巴西現代化的轉折點
一、對軍人政權產生根源的不同解釋
二、巴西的現代化，1870—1930年
三、瓦加斯與巴西的現代化，1930—1954年
四、通向政變之路，1954—1964年
第二章軍人政權的建立和經濟調整
一、“安全與發展”：軍政府的執政理念
二、向威權主義體制的過渡
三、經濟調整
第三章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
一、威權主義體制的強化
二、武裝鬥爭與政治高壓
三、“威權狀態”——一種非制度化的威權主義
四、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奇跡”
第四章政治開放與負債增長
一、政治開放的啟動及其根源
二、政治開放的進程，1974—1978年
三、“負債增長”戰略的實施
第五章還政於民與債務危機
一、政治開放的繼續，1979—1982年
二、還政於民，1983—1985年
三、“通過交易的轉型”——巴西民主化進程的特點
四、債務危機和經濟調整
第六章後軍政權時期的文武關繫和民主化的鞏固
一、文武關繫與民主
二、巴西後軍政權時期文武關繫的演進
參考文獻
後記
出版後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線試讀

章1964年政變：巴西現代化的轉折點
1964年3月31日，巴西內地米納斯吉拉斯州的一支軍隊正向裡約熱內盧進發。以裡約熱內盧為基地的軍派出一支分遣隊前往阻敵，然而，當兩支部隊會合後，後者加入了政變軍人一方。第二天一早，正在裡約熱內盧的巴西總統若昂．古拉特（Joao Goulart）發現軍隊大部已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但他還抱有後一線希望，因為如果沒有聖保羅的第二軍的支持，軍人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統率第二軍的阿毛裡．克魯埃爾（Amaury Kruel）將軍沒有參與政變，部分原因是他與政變方的主要領袖卡斯特-9•布朗庫（Caste．10 Braneo）將軍不和。古拉特總統請求克魯埃爾將軍繼續忠於政府，但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支持取決於總統與共產主義者領導的勞動總司令部（Comando Geral do。Trabalh0，GCT）決裂，古拉特的答復是，對他來說，勞工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克魯埃爾回答道：“那麼，總統先生，我們就沒有什麼可做了。”①古拉特明白，局勢已無可挽救了，於是前往裡約熱內盧市區的桑托斯杜蒙特機場（Santos Dumont），乘飛機直飛巴西利亞。從巴西利亞，古拉特飛往他的家鄉南裡約格朗德州。在那裡，第三軍司令尚未參與政變，同時，總統的妻弟、激進的民族主義代言人萊昂內爾•布裡佐拉（LeonelBri：ola）正號召民眾抵制政變。但是，4月2日，第三軍參與政變，兩天後，古拉特流亡到烏拉圭。古拉特政府被一場軍事政變結束了。翻政府並不罕見。然而，1964年的政變卻非同以往。傳統上，巴西軍人的行為一般局限在廢黜行政首腦，然後將政權轉交給另一文人集團，而1964年政變後，軍人沒有像以前那樣將政權交還文人，而是直接建立了長期的軍人統治。為什麼會發生這一轉變?國外學術界對此進行過較深入的研究。
有的學者從經濟角度人手，認為1964年巴西建立軍人政權的根源在於依附性資本主義條件下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的結果。一方面，這種工業化在其早期階段的迅速增長既刺激又吸收了下層階級日益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這種工業化的內在局限性終導致了經濟增長的急劇下降。為了實現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依附性資本主義必須建立軍人獨裁以控制下層階級日益增長的需求。這些學者認為，60年代初巴西的經濟衰退是進口替代工業化危機的結果，而軍人政權的建立是擺脫經濟衰退、重新實現增長的前提。在對這一觀點的具體闡述中，又出現了不同的解釋。
巴西經濟學家塞爾索•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和歐伊•馬裡尼（RuiM．Mafini）認為，60年代初，巴西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面臨著從普通消費品生產向耐用消費品和奢侈品生產的過渡。當時，經濟衰退的根源在於收入分配狀況限制了耐用消費品的市場規模。因為隻有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纔能夠購買像汽車這樣的商品，所以，要想保持經濟的增長，隻有以工人階級為代價，使中上階層的收入大大增加。也就是說，解決危機的途徑是，將收入進一步集中到上層階級手中。而在進口替代的早期階段，經濟的迅速增長不僅提高了工人的收入，而且增強了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因此，要克服危機，隻有依靠軍人政權強有力的鎮壓手段。①章1964年政變：巴西現代化的轉折點
1964年3月31日，巴西內地米納斯吉拉斯州的一支軍隊正向裡約熱內盧進發。以裡約熱內盧為基地的軍派出一支分遣隊前往阻敵，然而，當兩支部隊會合後，後者加入了政變軍人一方。第二天一早，正在裡約熱內盧的巴西總統若昂．古拉特（Joao Goulart）發現軍隊大部已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但他還抱有後一線希望，因為如果沒有聖保羅的第二軍的支持，軍人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統率第二軍的阿毛裡．克魯埃爾（Amaury Kruel）將軍沒有參與政變，部分原因是他與政變方的主要領袖卡斯特-9•布朗庫（Caste．10 Braneo）將軍不和。古拉特總統請求克魯埃爾將軍繼續忠於政府，但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支持取決於總統與共產主義者領導的勞動總司令部（Comando Geral do。Trabalh0，GCT）決裂，古拉特的答復是，對他來說，勞工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克魯埃爾回答道：“那麼，總統先生，我們就沒有什麼可做了。”①古拉特明白，局勢已無可挽救了，於是前往裡約熱內盧市區的桑托斯杜蒙特機場（Santos Dumont），乘飛機直飛巴西利亞。從巴西利亞，古拉特飛往他的家鄉南裡約格朗德州。在那裡，第三軍司令尚未參與政變，同時，總統的妻弟、激進的民族主義代言人萊昂內爾•布裡佐拉（LeonelBri：ola）正號召民眾抵制政變。但是，4月2日，第三軍參與政變，兩天後，古拉特流亡到烏拉圭。古拉特政府被一場軍事政變結束了。翻政府並不罕見。然而，1964年的政變卻非同以往。傳統上，巴西軍人的行為一般局限在廢黜行政首腦，然後將政權轉交給另一文人集團，而1964年政變後，軍人沒有像以前那樣將政權交還文人，而是直接建立了長期的軍人統治。為什麼會發生這一轉變?國外學術界對此進行過較深入的研究。
有的學者從經濟角度人手，認為1964年巴西建立軍人政權的根源在於依附性資本主義條件下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的結果。一方面，這種工業化在其早期階段的迅速增長既刺激又吸收了下層階級日益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這種工業化的內在局限性終導致了經濟增長的急劇下降。為了實現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依附性資本主義必須建立軍人獨裁以控制下層階級日益增長的需求。這些學者認為，60年代初巴西的經濟衰退是進口替代工業化危機的結果，而軍人政權的建立是擺脫經濟衰退、重新實現增長的前提。在對這一觀點的具體闡述中，又出現了不同的解釋。
巴西經濟學家塞爾索•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和歐伊•馬裡尼（RuiM．Mafini）認為，60年代初，巴西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面臨著從普通消費品生產向耐用消費品和奢侈品生產的過渡。當時，經濟衰退的根源在於收入分配狀況限制了耐用消費品的市場規模。因為隻有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纔能夠購買像汽車這樣的商品，所以，要想保持經濟的增長，隻有以工人階級為代價，使中上階層的收入大大增加。也就是說，解決危機的途徑是，將收入進一步集中到上層階級手中。而在進口替代的早期階段，經濟的迅速增長不僅提高了工人的收入，而且增強了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因此，要克服危機，隻有依靠軍人政權強有力的鎮壓手段。①
但是，這種解釋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薩繆爾•A•莫利（Samuel A．Modev）、戈登。W·史密斯（Gordon W．Smith）已經證明，在巴西，收入的集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計的。②而且，為了刺激耐用消費品的消費，也沒有必要使社會收入向上層集中，因為巴西工人的消費支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用來購買耐用消費品的。①而且，發展耐用消費品工業並不必然需要建立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阿爾波托•赫希曼（Albert 0．Hirschman）注意到，50年代庫比契克政府時期，同樣出現了耐用消費品工業，特別是汽車工業的巨大增長，而當時並沒有建立威權主義體制。②
阿根廷學者吉列爾莫•奧唐奈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認為，60年代初巴西經濟的衰退是由經濟“深化”過程中產生的困難引起的。進口替代首先在容易進行的部門，如紡織和食品工業中展開，在這一階段，工業資產階級為了擴大國內消費品市場，適當增加了工人的收入，從而形成了一個將工人和企業家階級聯合在一起的民眾主義聯盟。但是，一旦國內市場對簡單制成品的需求飽和，工業發展就陷入了困境。此外，盡管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或許減少了對進口消費品的依賴，但因進口中間產品和資本貨的花費驚人，從而造成了國際收支赤字、外債增加和通貨膨脹等一繫列嚴重的問題。這些經濟困境迫使政府決策層采取經濟緊縮政策，即減少對民眾的經濟分配、加快資本積累、發展中間產品和資本貨工業、深化工業化進程、吸引外資。要實現這一目標，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和政治活動就必須得到控制。但在進口替代早期階段的民眾主義時期，工人階級已經組織起來，其經濟要求和政治參與水平正在提高，因此，為了保證工人的順從，建立鎮壓性的軍人政權是必需的。③
奧唐奈的觀點曾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很多學者也對此提出了疑問。謝拉（Serra）研究發現，1964—1974年軍政府統治時期，巴西經濟並沒有出現資本深化現像，而恰恰是在民眾主義占主導的50年代後期卻有過資本深化現像。邁克爾•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也指出，1964年政變後，巴西經濟的恢復首先是由於耐用消費品，特別是汽車生產的迅速增長帶來的，到1970年，資本貨和中間產品纔開始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並取代耐用消費品成為領先的增長部門。也就是說，重工業的增長與其說是經濟恢復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恢復的結果。①考夫曼（Kaufman）進一步指出，巴西經濟從輕工業到重工業轉變的轉折點應是1950年。當時，國內工業已經提供了90％的本國紡織品的需求，耐用消費品和非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已經開始。在1964年軍人政變後，資本貨的進口替代，或者經濟的“深化”水平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如果經濟的“深化”與政變前經濟的衰退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繫，那麼，“深化”是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決衰退的途徑。
許多學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拉美軍隊中強調內部安全和遊擊戰爭的“國家安全學說”的產生，是60、70年代出現一繫列軍人政權的根源。根據薩戈爾斯基（Zagorski）的解釋，“國家安全學說”是全面戰爭概念的延伸。傳統戰爭意味著職業軍人在戰場上的公開較量，而全面戰爭則意味著摧毀敵人進行戰爭的能力。②雖然全面戰爭的概念可追溯到拿破侖的“武裝國家”（nation-in-arms），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證實了除軍事力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對於贏得戰爭的重要性。工業動員、自然資源、科學技術、國家統一和政治家的治國策略在盟國的勝利中都起了關鍵的作用。非軍事因素對一個國家保護自己的能力越來越被看做是至關重要的。由此，國家防御的概念被“國家安全”所取代，其含義是，在其他國家的行動面前，一個國家實現其國家目標和利益的能力，“所有旨在消除、減輕、中立或根除目前阻礙國家目標的實現或維持的措施、計劃、標準”都是國家安全政策。④從一開始，這種新的軍事戰略理論就與冷戰的國際環境緊密聯繫在一起，拉美軍方的戰略理論家認為，在“自由世界”和“國際共產主義”的兩極對立中，拉美屬於“西方基督教文明”一邊。古巴革命的勝利使拉美軍人進一步加強了對於“共產主義威脅”的關注。拉美左派對古巴經驗的仿效，使拉美軍人感到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迫在眉睫。卡斯特羅在古巴廢除原武裝力量，更使拉美軍人感到，一旦共產主義革命成功，軍隊將是個犧牲品。
60年代，在巴西、阿根廷等國，面對日益激進的民眾主義和經濟衰退的形勢，軍人認為，欠發達構成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軍人有義務出面恢復政治秩序，建立新的經濟增長的條件，以避免發生卡斯特羅式的叛亂。
阿爾弗雷德·斯蒂潘將這一學說稱之為與“舊職業化”有著根本區別的軍人“新職業化”。“舊職業化”意味著軍人的行動應集中在反對外來入侵的傳統戰爭，意味著軍人應接受文人的控制。而在“新職業化”下，軍人認識到，幾十年來，拉美實際上沒有對外戰爭，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是國際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是通過公開的入侵，而是從國家內部通過顛覆民主制度和武裝暴亂對西方世界進行攻擊。軍人認為，作為拉美社會中受訓練程度與現代化程度的部門，軍隊有責任接管政權，對社會和政府實行全面控制，直到這一威脅完全消除為止。因為這一威脅看上去將無限期的存在下去，也因為內部顛覆勢力得到當時世界超級大國之一蘇聯的支持，所以，軍人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也必須是無限期的。①
“國家安全學說”基本上是從美國傳播到拉美的。60、70年代，美國在巴拿馬美軍基地和美國國內對拉美軍人進行反暴亂的訓練。拉美的軍事學術機構和軍事學院也增加了反暴亂和與政治相關的課題的教育內容，力圖實現軍官戰略思想的轉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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