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爾?傑伊?卡西奧拉（Joel Jay Kassiola ），1945年生人，舊金山州立大學行為科學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政治學教授。於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與哲學博士學位。三十多年前由純政治理論研究轉向環境危機、現代性與政治理論綜合研究，主要著述有《工業文明的衰亡》（1990），《環境政治理論研究》（2003），以及關於環境政治理論與環境道德規範方面的論文。近年來轉向與綠色政治理論相關的中國政治思想、環境政策與中國發展的研究，主要著述有《西方工業文明的進退兩難局面與21世紀的中國路徑》（2007），《中國的環境危機》（2010）等。

餘靈靈，女，1955年生人，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繫，多年從事哲學及政治理論教學工作。主要譯著有：《蘇格拉底的後日子——柏拉圖對話集》、《存在與超越——雅斯貝爾斯文集》、《誘惑者的日記——克爾凱郭爾文選》、《世界哲學寶庫——世界225篇哲學名著述評》、《保衛世俗人道主義》、《布裡奇曼文集》等。

尚新力，男，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1982年畢業於北京經濟學院，現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多年從事《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課程的教學工作。主要著作包括：《凱恩斯傳》、《企業怎樣走出困境》、《大論爭——建國以來重要論爭實錄》、《世界哲學寶庫——世界225篇哲學名著評述》（譯著）等。

《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總序

徐崇溫



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無論是凱旋進軍，還是遭遇挫折，都在相當程度上同是否正確把握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繫有關。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什麼”的問題，直截了當地回答說：“社會主義一定要體現出優越於資本主義。如果還沒有達到這一點，就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努力的標志就是發展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序列上，社會主義是一種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這本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為什麼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體現出這種優越性呢?就客觀原因來說，這主要是因為在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而是在經濟文化較不發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還是一種“不夠格”的社會主義；而就主觀原因來說，則主要是因為沒有正確理解社會主義，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因而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在經濟文化較不發達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吸取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一貫思想。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思認為在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先進國家的幫助下，像俄國這樣擁有農村公社的經濟文化較不發達的國家，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強調，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吸收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列寧更把吸取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建設社會主義過程所面臨的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針對“左派共產主義者”把資產階級當做舊的無用的廢物完全拋開的主張，列寧指出：“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麼社會主義。”他還強調說：“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的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期間，列寧又特別致力於破除那種離開了社會結構的總體狀況，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抽像對比的觀察方法，堅決實行利用資本主義，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雖然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蘇俄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發展，但它畢竟在吸收外國貸款、引進先進技術等許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經濟建設的步伐。在蘇聯、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一大批利用西方技術和設備的大型企業撥地而起，在蘇聯以16.8%的工業生產年均增長率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隻是從20世紀30年代下半期開始，由於斯大林認為干部、技術問題已經解決，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取得勝利，這纔開始收縮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繫，使蘇聯的對外貿易額從1930年的16.43億盧布降至1939年的2.7億盧布，外資企業逐漸被取消，外國技術人員紛紛回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又壓縮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繫，斯大林還在1952年提出“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理論，認為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瓦解，在兩個相互對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場中，社會主義國家“不僅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而且它們自己還感到必須把自己生產的多餘商品輸往他國”。這就割斷了社會主義國家同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繫，把自己封閉起來，從而使蘇聯更加陷入關門建設的狀態。爾後，這種與資本主義“徹底決裂”的理論和實踐逐漸成了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到了我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更把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正常貿易叫做“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正是這種自我封閉狀態嚴重地阻礙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國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後來，又成為蘇聯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終於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陷於解體的一個經濟上的根源。

在總結這些歷史經驗的時候，鄧小平從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主題的新的時代高度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鋻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鋻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而要吸取和借鋻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資本主義，特別是要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在半個世紀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適應於形勢的發展變化，進行了一繫列的自我調整：在生產力方面，它借助於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術引進生產，使經濟獲得比較快速的發展。如果說，資本主義在19世紀創造了有史以來人類生產力的總和的話，那麼，從20世紀中期以來，它又創造了超過它自身在以前所創造的財富的總和；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它在歸資本家私有的企業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離以及“雇員持股計劃”卻又實現有效控股；在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繫方面，它發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參與決策和管理的制度，緩和勞資之間的衝突；在消費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廣泛推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福利國家”，緩解不斷擴大的貧富兩極分化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在上層建築方面，它建立繫統的國家干預機制，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內構成一個爭執、協商和妥協的結構，調節社會矛盾，避免社會爆炸。應當說，在這種種變化的背後，資本主義的本質依舊，但面目已非。盡管由於當代資本主義的這種種調整是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範圍內進行的，它並沒有解決同不斷發展的生產社會化之間的基本矛盾，相反地，這個矛盾還在新的基礎上不斷積累和加深著；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一繫列調整舉措，又畢竟緩和了社會矛盾，保證資本主義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繼續發展。早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曾就蘇維埃政權應該怎樣看待和對待資本主義當時的成就泰羅制問題指出：“它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繫列的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分析勞動中的機械操作，省去多餘的笨拙的動作，制定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實行的上述一繫列新的調整舉措也應當這樣看，這裡面，除了包含有我們需要摒棄的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新伎倆和手段之外，又顯然包含有我們需要借鋻和吸取的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須看到，吸收和借鋻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並不是一件沒有風險的、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是因為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還是世界主題的轉換，它們所改變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而隻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共處和鬥爭的形式。資本帝國主義始終想消滅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把它們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軌道。過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發動侵略戰爭來達到目的；現在，則主要憑借其在經濟、科技上的領先地位，控制國際市場，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通過同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和接觸，把它們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強加給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植起內應力量，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書中，就明確宣告：“我們的目標應當是使他們（指社會主義國家）參加我們兩種制度之間的一場和平競賽，這種競賽將會促進他們的制度發生和平演變”，“我們同東方接觸越多，就會使它受西方榜樣的影響越大。這樣做必然會加強那些正在促成演變的內部勢力”。除此之外，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對外開放，也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東西的消極因素，盡管同利用外國資本和科技加速發展帶來的積極效果相比，畢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視，不采取針對性的堅決措施而聽任其蔓延開來，卻會形成嚴重衝擊，貽害無窮，使社會主義變質成為資本主義。所以，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不久，鄧小平同志就強調指出：“絕不允許把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技術和某些管理的經驗，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外國，受資本主義腐蝕，而喪失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而這也就從另一個側面要求我們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確地而不是錯誤地了解當代資本主義。

正是基於這種為吸取和借鋻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設優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而全面、正確地了解資本主義的需要，在重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這套《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供廣大讀者研究參考。這套叢書以翻譯國外學者研究當代資本主義方方面面的論著為主，在適當時候再推出一些我國學者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論著。我堅信，在知己的同時又知彼，將有助於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抓住機遇，又經受考驗，從而加快我們的發展，在21世紀世界發展格局中掌握主動權，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