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贊嘆不已又滿懷妒忌，這便是滿人對於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機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這個“魚米之鄉”，繁榮興旺的農業與勃勃發展的商業造就了優雅的氣質和學術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糧食供應，是經由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的。因此，幾百年來，帝國的統治者們便發現，他們需要不斷地同江南上層人士爭奪那裡多餘的糧食。同樣令北京統治者感到頭痛的，是如何纔能建立起對於江南倨傲不遜的上層學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學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並不僅僅是在科舉考試中占有一席之地或獲得高官厚祿。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對這個久已存在的江南問題，在處理這種愛恨交織的關繫時，弘歷以自己的方法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凡在滿族人眼裡漢人特征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裡的文化奢侈，學究氣，也講究藝術品位，但從滿人古板嚴謹的觀點來看，這裡的文化也腐敗。正是因為江南文化有著種種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纔對滿人的價值觀念——那種弘歷喜歡想像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威脅。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的損害。
皇帝本人既為江南所吸引，又為江南所排斥。在訪問江南後，弘歷將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滿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崇。但除了精巧與優雅外，江南也意味著墮落與漢化。江南頹廢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裡就任的優秀官員們，不管他們本是旗人還是漢人。長江下遊的社會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蝕牙齒一般腐蝕著人們的美德。大學士劉統勛的兒子劉墉（這當然是北方的一個好家族）在剛剛擔任了一任江南學使後，於1762年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份措辭嚴峻的奏折。他對江南已經商業化的富紳在力量與影響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況作了描述。 “生監中滋事妄為者，府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官吏們“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吏”，結果使枉法的人得到開釋，而官府則對的行為熟視無睹。由於地方上層人士勢力強大，府縣官吏為明哲保身，學會了對麻煩睜一眼閉一眼的精妙技巧。弘歷批示道：劉墉“所奏實切中該省吏治惡習”。江南士民風尚本來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縱，“遂致漸染日深”，達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歷接著寫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為甚，此固非劉墉一人之私言也。”兩江總督尹繼善和江蘇巡撫陳宏謀便是不好的樣板。這兩人在這一地區任職時間長（尹繼善六年，陳宏謀四年），但兩人均以“無事為福”為信條。兩人都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上和下睦”已成為他們為官的習慣。再加“其下屬又大半往年舊屬”，他們已慣於為之文過飾非。上司對下屬的監督極為松散，以至於那些貪官污吏敢於串通一氣，“有意延擱公事”。尹、陳兩人對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難逃其咎。如果像他們這樣的高官能身為表率，其下屬又怎敢為非作歹？他們必須對“怠玩相沿如劉墉所奏”的官吏“據實參處”。如果他們隻是以此來對付自己的政敵，則“更難逃朕洞察”。
江南的墮落甚至侵蝕了諸如尹繼善這樣的滿族中堅分子，更不必說像陳宏謀這樣的漢族資深官僚了。江南的烏煙瘴氣滲入了各個層次，從省級大員到縣級官員，無不為之波及。為使官員們避免受到地方影響而設計的回避制度，也難以抵制在道德風氣敗壞的長江下遊地區長期為官而受到的侵蝕。如果說。江南文化對滿人來說是一個陷阱，那麼，素質本來就差一些的漢族官吏（甚至是秀的漢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縱、任人唯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小心翼翼以及優柔寡斷，等等，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官員們在與皇帝的通訊中戰戰兢兢、謊話連篇。這就是對滿清政權的完美健全構成了威脅的江南陋習。當我們對1768年官吏們在皇帝反妖術運動的巨大壓力下的所作所為進行考察時，就會對這些陋習有更多的了解。
弘歷在江南問題上的恐懼，又將滿人被漢化的問題與他作為皇帝的一個更常見的憂慮——行政機構效率下降的問題——聯繫在一起。到弘歷統治中期，從他的言論中似乎透出了一種直接的預感：被漢化的滿人與腐敗的漢人官吏正在攜手使大清帝國走上王朝沒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機為弘歷同這種焦慮對抗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機會與環境。弘歷可以用極為輕蔑的語言為那些威脅到或背叛了滿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記號，以此來廓清並捍衛這種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黨術士，通過對他們的鎮壓來去除江南文化的墮落腐敗。但就在這個當口，妖術之風卻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發源地，在全國範圍內爆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