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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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主主義在後福特主義經濟中的困境，在於其是否有能力在不損害消費者的選擇權或企業家的首創精神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範圍內擴大社會的平等。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在打破實施社會民主主義政綱所必須的各種制度。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沒有替代的政策，其價值體繫的基礎又遭到削弱，它們面對的是不確定的未來。

內容簡介

本書共分七章。章考察各種類型的社會民主主義，特別是北歐模式和南歐模式之間的區別。每一種模式的特征均做了詳細討論，並指出了各自的大量內部問題，這些問題直接關繫到每個模式運行的方式。本章還考察了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共同面對的一繫列外部問題。第二章對已經發表的探討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和經濟失敗及其傳統要素受到削弱的方式的主要理論做了評述。第三章考察構成社會民主主義南歐模式的幾個國家的政黨。第四章考察社會民主主義北歐模式的政黨。第五章對準確地代表“新”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新工黨及其發展做了詳細的探討。第六章考察“新”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考察的方式是案例研究。結語部分對全書做了總結，並提出了一個觀點：為了獲得執政地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已經放棄了原來的立場，采取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綱。

前言
導論
章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多樣性與變化
第二章解釋社會民主主義“衰落”的理論
第三章社會民主主義的南歐模式
第四章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模式
第五章英國：新工黨的發展
第六章 “新”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
第七章結語
附錄1 受訪人簡歷
附錄2 若斯潘1995年總統競選宣言
附錄3 新的工黨黨章第四條
附錄4 老工黨與新工黨的比較
附錄5 工黨政策立場的變化前言
導論
章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多樣性與變化
第二章解釋社會民主主義“衰落”的理論
第三章社會民主主義的南歐模式
第四章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模式
第五章英國：新工黨的發展
第六章 “新”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
第七章結語
附錄1 受訪人簡歷
附錄2 若斯潘1995年總統競選宣言
附錄3 新的工黨黨章第四條
附錄4 老工黨與新工黨的比較
附錄5 工黨政策立場的變化
縮略語表
索引
參考文獻

在線試讀

章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多樣性與變化
引言
人們在討論西歐左翼政黨的演變時，采用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這種模式可以稱之為“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這種模式有助於提供一個將這些政黨納入其中的總體框架，使我們能夠把這些政黨作為同“類”政黨加以考察。然而，這是一種誤導，因為它排除或忽視了北歐和南歐這兩種互為補充的社會民主主義體繫之間的明顯差別。這兩種模式的基本價值觀和信念是相同的，因而都可以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模式，但是，不同國家的歷史和文化造就的政治制度和政黨組織是不一樣的。所以，隻研究“古典”社會民主主義是不恰當的。
本章首先對社會民主主義困境的性質做了說明，然後指出，考察社會民主主義的更準確的方式，是考察北歐的模式和南歐的模式。這兩種模式更確切地反映了相關國家和相關政黨的特征。每一種模式都存在一繫列與各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相關的內部制約。但是，這兩種模式都有許多影響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基本上是一個持有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的政黨是否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內發揮作用的問題。在過去，這意味著放棄他們的革命綱領和適應資本主義制度。在某些國家，一些政黨就因為這個問題而分裂成為兩個對抗的政黨，造成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共產黨爭奪相同的選民（藍領工人階級）的局面。持共產主義觀點的人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起的作用，就是損害工人階級可能取得的成就，使工人階級完全受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支配。章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多樣性與變化
引言
人們在討論西歐左翼政黨的演變時，采用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這種模式可以稱之為“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這種模式有助於提供一個將這些政黨納入其中的總體框架，使我們能夠把這些政黨作為同“類”政黨加以考察。然而，這是一種誤導，因為它排除或忽視了北歐和南歐這兩種互為補充的社會民主主義體繫之間的明顯差別。這兩種模式的基本價值觀和信念是相同的，因而都可以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模式，但是，不同國家的歷史和文化造就的政治制度和政黨組織是不一樣的。所以，隻研究“古典”社會民主主義是不恰當的。
本章首先對社會民主主義困境的性質做了說明，然後指出，考察社會民主主義的更準確的方式，是考察北歐的模式和南歐的模式。這兩種模式更確切地反映了相關國家和相關政黨的特征。每一種模式都存在一繫列與各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相關的內部制約。但是，這兩種模式都有許多影響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基本上是一個持有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的政黨是否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內發揮作用的問題。在過去，這意味著放棄他們的革命綱領和適應資本主義制度。在某些國家，一些政黨就因為這個問題而分裂成為兩個對抗的政黨，造成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共產黨爭奪相同的選民（藍領工人階級）的局面。持共產主義觀點的人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起的作用，就是損害工人階級可能取得的成就，使工人階級完全受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支配。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困境問題，可以說是一個具有一定連貫性的問題。彼得·蓋伊（Peter Gay，1962）在考察伯恩斯坦對馬克思的挑戰時認為，他們所進行的是一場關於原則與權力（principles and power）的辯論。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他們堅持的是構成社會民主主義方式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這個思路，可以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為了獲得執政地位而逐漸淡化其原則的。他們認為，獲得執政地位不僅可以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掌握國家的權力，還可以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實施推進自己核心信念的政策；不能獲得執政地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就不能推動自己的事業。如果接受階級不合作的概念，那麼，沒有特定政黨認同傾向和持有中間政治立場的選民，就是各種類型的政黨必須爭奪的對像。如果選民接受了新自由主義，則可以認為他們的態度發生了右轉；與此相應，社會民主主義方式的吸引力將會減小，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將會進一步淡化自己的原則。另一個與過去相關的因素，是關於自由與平等的辯論。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認為自由與平等是相互衝突的，也就是說，如果他們促進平等，就必然會影響某些人的自由。例如，如果采用累進稅制，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按較高稅率繳納稅款的人增進收入的自由就會受到限制。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容易招致“拉平”（“levelling down”）的指責，但他們認為這種方式提高了自由的總體水平。“為了找到一種使所有人的自由化的方式，他們不得不考慮限制自由，至少在把自由理解為政府不施加干預（1aissez faire）的意義上，他們不得不這樣做。”在受工業支配的體繫內，這種做法會增加自由。
對社會民主主義發展做過於簡單化的概括，可能會關注社會民主主義黨人的早期願望，他們希望改變自身的處境，但又缺乏改變處境的手段。早期階段，為了使工人階級獲得更多的參與機會，社會民主主義黨人越來越關注選舉改革。但是，修正主義者和堅持馬克思主義信念的人發生了分裂。社會民主主義黨人逐漸認識到，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但是，應該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之內堅持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選舉、議會辯論、工會活動以及合作是比革命更為可取的方式。從20世紀40—5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出現（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帶給其他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信心），為社會民主主義黨人按照自己的意願推行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手段。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明確認可和接受了市場的作用。然而，到70年代中期，這些政策手段被排除了，社會民主主義黨人在戰後初期獲得的思想上的自信幾乎喪失殆盡。社會民主主義的防衛色彩增加了，而激進的色彩則減少了。
但是，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陷入目前困境的因素，也發生了一繫列與以往不相干的變化。如果對選民的性質加以考察（如第二章中更詳細的討論），可以說，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前的核心選民，即工人階級，已經不再具有數量上的優勢。在這種狀況下，堅持議會手段更有可能造成原則的進一步淡化。社會民主主義所依賴的制度，即福利國家或工業的社會化／國有化，要麼走到了盡頭，要麼由於社會、經濟或政治的變化而被削弱。戰後時期思想上的自信，或者說是20世紀早期的樂觀主義消失了，社會民主黨人發揮影響的範圍受到了限制。在許多選民的眼中，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失敗，某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因此而長期在野，並采納了具有新自由主義因素的政綱。以前的希望逐漸消散了。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1956）的必勝信念顯得越來越空洞。此外，如果承認全球化的觀點，那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現在所面對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商業關繫和競爭，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新自由主義政綱占據支配地位，表明自由的意願實際上已經戰勝了平等的意願，因此，廣泛的辯論集中於關於稅收問題的對抗。新自由主義政綱的產業考量針對的也是自由對企業精神和勞動力市場運作的負面影響。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面臨的環境已經明顯改變，盡管過去的一些困境也保留了下來。
放棄革命性的政策，意味著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將能夠在現存的資本主義結構和制度中發揮作用。然而，近年來的情況表明，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同質結構，而是發展出了許多同樣以市場為基礎的變種。但是，每一個變種賦予個人和群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采納的是一種漸進的改良主義角色。出於某些理由，例如提供國家福利的需要和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需要，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增設了福利機構。這些機構對工人階級而言是保護性的，通常會使工人階級在物質上受益，而且有助於維護公眾對國家結構的信任。取得良好選舉績效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常常就是能夠履行市場提供者角色的政黨。履行這種角色的方式，常常就是為市場提供經過培訓和具有適應能力的勞動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綱領中的“左翼”成分，體現為社會的平等化，即防止財富和收入的不均。要在現存的國家結構內做到這一點，就要利用稅收體繫，就要提供公共服務。這種方式可以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提供參與社會的機會。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還以法團主義（corporatist）安排下的勞方與資方的合作來維持體制內的凝聚力。
社會權力的不均，被認為是考量財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副產品，隻做次要的考量，並未作為問題直接提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堅定地以議會作為實現自己目標的手段，並不觸動現存的社會權力關繫。打破現存的權力關繫，將削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使社會的各個階層共同奉行改良主義理念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增長，為實施福利國家提供了資金保障，社會民主主義也因此而受益。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共識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他們具有共同的目的和目標。
但是，這個歷史性的和解由於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而已經終結。用於指稱這一時期的名字不盡相同，如後福特主義、後現代等等，但這種轉變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嚴重挑戰。新的競爭形式和已經可以感覺到的全球化的衝擊，中止了以前那種穩定的經濟體制。那種經濟體制是以工業社會的男性全職就業和中央政府可以自行利用經濟杠杆為其基礎的；而這個新的經濟環境的前提，則是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和位居發展前沿的自由市場。
新的經濟環境已經對社會民主主義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它使藍領工人階級，即社會民主主義選舉基礎的核心力量發生了分化，靈活多變的小單位勞動環境無助於集體意識的發展，而且不可能歡迎工會的介入。社會流動的變化、技術改進、較高的失業率，以及人們必須在其工作生涯內多次改換職業等，使勞動場所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選民的性質變得越來越混雜。
第二，新的競爭形式注重的，是降低社會成本和勞動成本以使企業具有競爭的優勢。它所造成的後果是，企業再次采用不定期的用工方式，不斷承受降低工資水平和勞動條件的壓力。企業認為，社會成本的高企會影響自身的競爭力，他們更希望由福利國家承擔這些社會成本。但是，任何社會成本的轉嫁，都意味著由納稅人來承受這個負擔。提高納稅人繳納的稅款，則會產生福利國家能給納稅人帶來多大收益的問題。
由此導出第三個影響，即福利國家所起的作用。新的經濟發展時代的啟示是，福利國家所起的作用是阻滯人們的抱負。它使人們陷入周而復始的依賴，福利水平越高，人們越不可能認為就業是必要的，因而福利國家的範圍遭到質疑。對此，公眾的認識幫不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忙，因為公眾的看法是福利國家存在著官僚主義和辦事拖沓的現像。但是，福利國家的裁減範圍越大，享受福利救濟的資格就會愈發嚴格，中產階級也就因此而越有可能被排斥在福利國家之外。把他們排斥在福利國家之外，會削弱福利國家的稅收基礎，因為他們不會情願為不斷下降的福利掏腰包。這樣的推斷表明，這個群體可能轉向私營保險，以取代曾經由福利國家提供而現在已經喪失的保險，這對削減福利國家會造成進一步的壓力，因為為與自己沒有利害關繫的福利國家付錢，是他們所更不情願的。在這樣的經濟發展時代，降低經濟增長的水平，也會給為福利國家提供資金的稅收基礎造成更大壓力。有些人甚至認為，福利國家的結構與資本主義所要求的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是不相適應的。
第四，能夠使工資水平確切地反映生產力的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以及從事國際競爭的企業自由裁量範圍的要求，都意味著把工會看做是不合理的角色。工會的傳統作用是維護工人的利益、工資和工作條件，可以說這與新時代的資本主義是不相容的，因為新時代的資本主義更具成本意識。
第五，稅收的作用遭到質疑，因為它對吸引內向投資和激勵雇員勞動具有負面的影響。
第六，由於再分配涉及到向比較富裕的階層征稅，所以被認為是不適當的。追求社會中財富和收入的平等化，會削弱以不平等為其動力的市場的運作。
新自由主義的政綱基本上是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綱是不相容的，因為它會削弱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它對再分配、平等、稅收、國家、工會和就業標準的作用提出了挑戰。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為擔心的，是對福利國家的影響。福利國家的開支，實際上意味著削減福利國家。因此，戰後時期存在的社會福利與經濟福利之間的平衡，正朝有利於後者的方向發展。
以上所述的影響中，有許多是具有挑戰性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已經認識到了它們的重要性。新的經濟時代，相對於以往的各個資本主義時代，尤其不能不允許“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綱得以推行。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必須應對的挑戰，就是提出一種與新的經濟環境相應的方式。其危險在於，這種改良主義實際上意味著，為了維持選民的支持而放棄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這是權力與原則之爭的一個變數。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在於，新的經濟時代正在瓦解實施社會民主主義政綱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社會民主黨人沒有替代的方案，而且其價值體繫正在被削弱，他們選擇的是一條不斷妥協的道路。對兩種主要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考察，可以說明這種困境，第六章將詳細討論這兩種主要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困境及其近年來向“新”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轉化。
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模式與南歐模式的特征
北歐模式和南歐模式都是理想型的模式，因而不能充分體現每一個西歐國家的所有差別。某些國家可能比另外一些國家更切合這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都不是純理論型的。它們的作用是對被簡單化的“古典”模式加以改善，以更準確地體現這些國家的特點，盡管把“古典”社會民主主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價值觀和目標的略稱仍然是恰當的。這就是戰後時期的現實，但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問題開始出現，“古典”模式開始瓦解。
北歐模式
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模式廣義上包括北歐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德國、奧地利、英國，以及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三國。奧地利是一個稍微特殊的例子，因為奧地利的大聯盟（Grand Coalition）長期處於執政地位，而且奧地利的社會與政府的關繫具有高度結構化和制度化的性質。北歐模式的特點如下。
，它存在一個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話語。某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因沒有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弱小而受益，但在某些國家，共產黨的勢力發揮著左翼中堅的作用。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對納粹主義，左翼在戰後初期獲得了合法地位。雖然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為了加強合法地位不得不與共產黨展開競爭，但北歐的情況與此不同，占有優勢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在這一時期，為了規劃經濟，保障充分就業，實現經濟增長，保持物價穩定，提高工資水平和實行再分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利用國家與資本主義合作。他們認為，所有制是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對重要的經濟部門實行了國有化或社會化。這種做法與不斷擴大的福利國家一道，不僅確保了國家在支出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獲得了支持其選舉的基礎。
第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采用的是領導集團的領導方式，而不是突出個人的領導方式。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黨員相信，他們能夠參與政策的制定，能夠使黨的領導層向黨員負責。不采用突出個人的領導方式，也就是說，黨的領導者或領導者們並不是實際上的領導，他們必須征詢廣大黨員的建議和意見。
第三，北歐模式各國的共識特性形成了法團主義的決策程序。為了實現社會的和經濟的目標，勞方、資方和政府可以采用非對抗的方式進行合作。這種合作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相關各方都希望取得相同的結果。強大的、有組織的工會被認為是合法的參與者，它們與資方的合作，可以實現使雙方受益的經濟增長。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認為，它應該發揮的作用之一，是促進合作和在兼顧自己的目標與價值觀的同時支持市場。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工會即使沒有有機的聯繫，通常也會保有密切的關繫。工會與各國政府之問的協定，是團結的保障，是使經濟改革具有牢固基礎的保障，也是高度深入社會的保障。高度密集的工會，使工會與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協議更易於執行，因為它們有實施的保障，而且這種法團主義安排有助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經濟政策的成功。這種強大的具有高度合作性質的公民文化，能夠使壓力集團、高端組織（peakorganizations）和政黨保持各自的力量。這種基於共識的法團主義體制，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提出的綱領是一種漸進的改良主義綱領。
第四，福利國家的基本要素，是提供廣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救濟。埃斯平一安德森（Espin9—Andersen，1990）把福利國家細分為三種類型：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雖然可以認為，北歐模式存在後兩種類型的福利國家，但兩者的基本發展趨勢都表現為團結（solidar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sm）。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由於規定了廣泛的社會權利，這種趨勢表現得尤其明顯，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追求的，是促進標準的平等的福利國家”。保守主義模式主要的特點，是保持地位差別。國家取代市場成為福利的提供者。再分配的成分雖然很低，但有助於維護傳統的家庭結構。自由主義模式的福利國家的基本特點，是進行救濟情況調查和發放中等水平的救濟金，其“福利救濟的發放對像主要是依賴國家救濟的低收入者，通常是工人階級”。在這種模式下，國家公開鼓勵利用市場提供福利。
南歐模式
社會民主主義的南歐模式廣義上包括西班牙、法國、葡萄牙和希臘。意大利的體制具有其南歐鄰國的某些特點，但其政治制度和政黨更為獨特，因而在許多方面是一個難以歸類的對像。意大利左翼政黨的發展過程以及後來成立的民主左翼黨（Party of the Democratic Left，PDS—DS），使意大利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特例。不過，在理想化的模式中，可以將它列入廣義的南歐模式。法國與其他南歐國家不同，它沒有經歷過獨裁統治，要更“先進”一些。南歐模式的許多特點，大都與南歐各國在20世紀70年代擺脫獨裁統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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