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轉型時期的中國工會研究

一、勞動關繫轉型與中國工會研究的興起

二、有待解釋的中國工會現像

三、中國工會研究的社會理論意義

四、中國工會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章 西方工會理論模式：啟示與限度

一、早期工會經典理論

二、西方工會的理論模式

三、西方工會模式的啟示與限度

第二章 轉型時期中國工會研究：文獻評述

一、走向法團主義的中國工會？

二、法團主義的總體性理解及其不適用性

三、轉型時期中國工會研究方法評述

第三章 轉型時期中國工會理論框架：國家治理參與

一、中國工會研究與社會主義中國研究的理論傳統

二、中國工會研究與傳統單位制變遷的政治經濟背景

三、中國工會的角色與職能：國家治理參與中介

第四章 國家治理框架下的中國工會組織與制度變遷

一、勞動關繫轉型視角下的中國改革分期

二、改革初期的中國工會：單位制下工會的角色和職能

三、改革中後期的中國工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角色和職能

四、轉型時期中國工會運作機制初步分析

第五章 中國工會運作的意識形態、制度與機制繫統

一、中國工會運作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政治條件

二、中國工會運作的制度繫統

三、中國工會運作的機制繫統

結論

一、中國工會：走向國家治理參與

二、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繫的變革

三、研究不足及今後可能議題

參考文獻

致謝

在改革前及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中國的勞動關繫實質上就是一種國家與職工之間的行政關繫，由國家提供對工人的總體性安排和保護，“國家統一規定就業政策、勞動工資政策、勞動保護政策、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很明確，而且應該說考慮得也比較周到，過去搞平均主義大鍋飯，對工人照顧得比較好，但水平比較低，在當時來講，這種勞動關繫矛盾不突出，勞動糾紛也不多。當然如果有勞動糾紛的話，也不是工人能解決的，那是整個國家來調整”（，1995a：125），換言之，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就是政府的一個生產車間，“人財物”、“產供銷”都由國家統一包攬承辦，在這種體制下，社會利益的一致性被過分的強調，並且勞動關繫和利益調整問題都被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張國祥，1995：177-178），這樣也就掩蓋或忽視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差異性，更不用說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如此，也就使得工會喪失了利益基礎和觀念基礎——因為工會作為社會經濟矛盾的產物，其前提就在於強調（勞資之間）社會利益的差異性和矛盾性，這必然也就使得中國工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身份的模糊，往往成為“黨委的辦事機構和行政的附屬部門”。當然，“這種被掩蓋的矛盾、被模糊的身份、被忽視的作用並不會引人注目，這是因為，從國家經濟的宏觀決策到企業的微觀管理都是國營的，都是黨在直接、具體指揮和掌管的，加之‘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這種被掩蓋的社會經濟利益差異運行在很低的水平上，呈現出一時和表面上差異並不大，矛盾並不激烈，產生的影響也並不明顯的狀況。”（李永海，1998a：807）

也正是因為此，中國工會不僅身份模糊，而且在行動上也常處於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處境，因為勞動關繫的確立和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是種“國家行為”，“工會稍有動作，就可能成為政府的對立面，弄不好就是與政府分庭抗禮，就是搞工團主義”（張國祥，1995：177-178）。不僅如此，工會甚至“根本無權過問那些與工人切身重大利益相關的政策問題，且不說工資晉升問題，甚至就連企業一年給工人發幾副手套，廠長都沒有多少權利”（，1995a：109）。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工會確實難以按西方工團主義運動史意義上的工會形像來對自身進行界定，或者說，在勞動關繫的參與過程中，中國工會缺乏西方工團主義意義上的工會之實質內涵，而更多的是行政附屬或黨委辦事機構，並沒有在勞動關繫上發揮實質作用。因此我們可以形像將其描繪為處於勞動關繫舞臺的“後臺”，扮演黨政部門協調勞動關繫的幕後輔助者角色。

而恰恰是中國的改革，使得“職工的就業、收入、勞動保險和福利等具體利益已由過去的主要是職工與國家的關繫，轉變為職工與企業的關繫，並向市場化、契約化方向發展”（，1996：39），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企業、職工三者利益關繫也進一步分化和明確，職工的身份也不再是國家職工，而變為企業職工（張丁華，1994a：102-106）。在這種利益分化的情形下，工會作為勞動關繫的主要參與者的身份纔開始具有了可能性：首先從國家的角度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與職工的那種直接的行政關繫（其組織載體是各個單位）已經“斷裂”，在某種意義上，國家需要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來實現“支部建在連隊上”，實現國家對職工的社會主義承諾和保護，用一種意識形態的措詞，就是“黨和國家需要工會把職工群眾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並在“改革、發展和穩定中發揮作用”（張國祥，1996：327），換言之，在國家的治理層面，工會開始獲得了自身的特定身份，即作為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參與國家治理；其次從職工的角度來說，他們在面對強勢的資方時，需要有一種組織化的渠道來實現自身的利益表達、綜合和維護，這不僅僅是在企業層面的參與，而且包括在國家層面的政治性參與；後，從企業角度看，它也需要設置一種制度化的參與平臺來實現對職工的治理，而工會往往會扮演一種積極配合、輔助的角色，幫助企業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繫
。

當然，以上理由並不必然使得中國工會成為（職工的）選擇。參照西方國家的工運史來看，在工人、企業和國家之間建立起聯繫的中間團體多種多樣，不僅有工會，還有諸如同業公會、行會、教會、協會等社團組織，而且即使是工會組織，也是存在著諸多不同的形像和組織形態，更重要的是，這些社團組織大都是自下而上的、民間性的或市民社會中自發產生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假設，中國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勞動關繫緊張和衝突，或許可能會發展出類似西方意義上的社團組織來重構社會的基礎秩序，當然這中間必然也會像西方工人一樣，中國工人需要付出長期且巨大的痛苦為代價。但是，從中國的政治體制結構來說，這種可能性在當前基本上不存在。

事實上，且不說直接對現存政治體制進行挑戰的工人自組織——比如1989年政治風波中的“工自聯”——根本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使對於那些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的草根性的工人組織，比如同鄉會，都不具有合法性，這些組織要麼後被吸納到現有工會組織體制內，比如義烏市總工會就曾經將那些自組織的民間工人群體吸納到工會的組織體制之中，成為合法的工人權益維護組織（陳有德，2005），要麼後被取締
；至於那些具有“獨立工會”傾向的組織，尤其是在一些國外基金會支持下的工人自組織，同樣不具有合法性，而且往往會被賦予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和否定。因此，在中國工人的組織問題上，把廣大的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被當作是一個非常嚴肅的、重大的“政治問題”，“全國所有的工會組織都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不允許有任何‘第二工會’。國內外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希望在中國成立所謂的‘獨立工會’。他們企圖通過下崗職工聯誼會，老干部退休職工保障促進會等形式來滲透……現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看到我們下崗職工那麼多，企業困難比較大，他們也要乘機插手”（，1999a：152）。“國內外敵對勢力，妄想在我國成立所謂獨立工會的實質，是他們企圖‘西化’、‘分化’我們整個策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嚴肅的政治鬥爭。他們打的旗號無非是說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具體講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官辦的，不是獨立的，是依附於中國共產黨的。對於這種論調，我們坦率而明確地回答：中國工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今後仍然必須是這樣……在中國，我們不允許有脫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謂的獨立工會建立起來，我國憲法也不允許”（，1998a：326-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