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在有些事上可能出了差錯,但我的確在飛速成長。
一開始我在得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主持了一檔本地新聞廣播節目,後來又在紐約的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持兩檔國內新聞欄目。在這期間,在一次對發生在芝加哥南部的新聞進行報道的時候,我目睹了一些事情,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這是幾個月來在我的報道中出現的第6個葬禮,但這一次卻與以往不同。這是一個孩子的葬禮:一個10歲的小女孩在她自己的生日派對上,被幫派槍戰的流彈誤傷。
作為一名記者,我深諳講故事的法則。我曾無數次地敘述過這個故事,其中肆虐的暴力行徑是如此駭人聽聞,以至於當你以一種家庭成員般的原始感情來講述的時候,聽眾都會感到無比震驚,害怕同樣的事情也有可能發生在他們深愛的人身上。就像很多旁觀者一樣,我不知道當面對暴力惡行乃至生命遭到殘忍肆意的屠戮時,自己是否會變得麻木不仁。
我對此已感到疲倦。彼時,我正坐在恩格爾伍德—芝加哥混亂的一個街區—的一個教堂裡,被一群同樣疲倦的黑人教眾包圍著。然而,在這種情感枯竭的狀態下,我們依然聽到了關於希望的故事,正是那些故事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軌跡。
我聆聽牧師布道,望著被一眾遭受暴力欺凌的教徒環繞著的那位悲痛的母親,隨著祈禱的歌謠輕輕搖動身體,突然領悟到我們在新聞中講述故事的常用方式—比如又一次的幫派暴力事件奪走了我們孩子的生命—隻是我們所能選擇的諸多方式中的一種。這樣隻能麻痺大眾,卻不能讓每個人團結起來采取行動。我想,如果那一天我們關注的是其他一些方面,那會產生什麼樣的連鎖反應呢?
我們可以如此講述這個故事:一位母親被充滿愛心的教眾環繞著,他們支持著她渡過那段生命中的艱難時期。
我們還可以報道,盡管暴力帶來了悲劇,但統計數據顯示,恩格爾伍德正在慢慢變得適宜人們居住,這多虧了警察、社區領導和本地居民的努力協調。
這些報道並沒有僅僅關注痛苦與絕望,而是同時點燃了人們的希望,讓人們保有樂觀,對恢復社區秩序充滿信心。這些亦都是事實。
我很清楚,我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講故事,而後我把目光投向了紐約,在那裡報道國內新聞。這是槍擊案發生兩年後我得到的工作—剛好是在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在CBS 的主持臺上,我報道了美國自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之後嚴重的一次經濟下滑。我們報道了無數令人痛心的故事:人們失去了家園、工作與退休金。然而悲劇並非隻發生在經濟領域。坐在造價幾的演播室裡,閃光燈在頭頂閃耀,我詳細描述著500 萬桶原油是如何洩漏並終污染了墨西哥灣及其周邊環境。
2010 年7 月17日,我離職了。我離職並不是因為一直在講述悲劇,或者是工作時間過長,總得早起上班。對我來說,放棄這份工作—當攝像機上紅燈亮起來之後對著數百萬人播報新聞—也並不算是一種損失。 我離開是因為我看到了另一盞燈,而這本書就講述了這個故事。
通過這本書,你將會看到我在離開CBS 之後的那5 年中的所見所聞。你會發現,人們在改變交流方式之後,甚至改變了他們家庭、公司和社區的發展軌跡:一家龐大保險公司的領導改變了他的團隊的工作理念並創造了三倍的收益;新聞報道聚焦於經濟衰退中那些重拾幸福的事件而沒有提及任何一個消極故事,因此得到了當
年多的觀眾反饋;一對分居的兄弟,分別面臨著失去房子的威脅,於是重新住到了一起;某些公司的管理者通過訓練,為大腦減少了23% 的由高壓導致的負面效應;一個學校在短短幾年中將畢業率從44% 提高到89%,且仍在持續上升;兩分鐘習慣將許多人從曾經的悲觀主義者變為樂觀主義者;一群75 歲的老年人通過轉
變觀念而更加理性地應對衰老;一位高瞻遠矚的媒體巨頭利用積極研究來優化新聞報道;你也可以利用積極心理學中的驚人研究結論以及本書中講述的非凡故事來讓你的生活更美好。
我沒有因為從CBS 離職而不再做一個傳播者,而我也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名傳播者,並且通過改變傳播故事的方式,我們可以創造出積極的改變。
我們就從傳播積極能量開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