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

   
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他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並獲漢娜·阿倫特獎； 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

    托尼·朱特長期為《新共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並以尖銳的批評立場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其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未竟的往昔》《思慮20世紀》《事實改變之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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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作者簡介

    丹尼爾·朱特（Daniel
Judt），托尼·朱特之子，在紐約與佛蒙特長大，2017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歷史繫，目前在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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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何靜芝，譯作另有《暗笑》《生命不息》《科學踫撞“性”》《保守的人》等。

駐足停留 (丹尼爾·朱特)

序言

1記憶小屋

2夜

部分

3艱苦年代

4食物

5汽車

6帕特尼

7綠線巴士

8互仿的欲望

9五港總督號

第二部分

10喬

11基布茲

12鋪床工

13巴黎已成明日黃花

14革命者

15工作

16精英

17語言文字

第三部分

18向西去，朱特

19中年危機

20被禁錮的頭腦

21女孩，女孩，女孩

22紐約，紐約

23邊緣人

24托尼

尾聲

25魔山

譯後記

記憶小屋



    “小屋”一詞於我所引發的是一幅極為具體的圖景。它令我想起位於瑞士法語區昂貴的沃州滑雪區山腳下，那少人問津的謝希爾村莊裡的一棟民宿。我家一定在1957年或1958年去那裡度過 寒假。想來滑雪——於我而言不過是坐坐雪橇——本身必然乏善可陳
：我隻記得父母和叔叔一起艱難走過覆冰的人行橋步上滑雪索道，在那裡消磨掉整個白天。滑雪結束後又因為喜歡清靜而整晚窩在小屋裡，怎麼也不肯前往遊樂場所。

    這對我來說卻是寒假愜意的部分：中午剛過，雪上了無新趣的消遣就中止了，而後投向厚重的扶手椅，投向暖酒和分量十足的鄉村食物，並在散見陌生人的寬敞休憩室中度過悠長的傍晚。
那些陌生人可都了不得！謝希爾的這棟小民宿有個不尋常的地方：許多英國的末流演員顯然都喜歡頂著高踞山上的名流演員們所投下的倨傲的光環旅居此地。我們在此逗留的第二天傍晚，餐廳中響起的一陣卑猥不潔的言辭激得我母親站了起來。母親對污言穢語並不陌生——她在西印度碼頭區附近長大，對此時有耳聞——但她在學徒期間就擺脫了自己出身階層的下人氣，學成了淑女美發師那類有理有節的好風度，斷然是不肯讓自己的家人暴露在這樣污穢的言語中的。

    夫人端莊地穿過餐廳，來到唐突了大家的那一桌前，要 求他們住嘴：餐廳裡還有孩子。考慮到我妹妹當時尚不足18個月，而我又是店內的孩子，這要求多半是為照顧我而提出的。肇事的年輕演員們——而且就像我後來揣測的那樣，都沒有工作——立即道了歉，還邀我們一同用甜點。

    這群人簡直妙極了，尤其對一個被安排在當間、一切看得清（聽得明）的10歲兒童來說。雖然他們中的某些人日後大獲成功，但 當時一切還未見分曉：艾倫·巴德爾（Alan
Badel）還不是莎翁劇名角， 尚未積累為他贏得聲譽的那些受人尊崇的作品［如《豺狼的日子》（Day of
the Jackal）］；桀驁不馴的雷切爾·羅伯茨（Rachel Roberts） 則為出眾，那以後很快出演了多部英國優秀戰後電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如此運動生涯》（This
Sporting Life）；《幸運兒》（O Lucky Man!）］，成就了無產者絕望妻子的經典熒幕形像。羅伯茨負責關照我，在我耳邊用充滿威士忌酒氣的低八度聲音說了許多常人不堪出口的粗話，令我對她未來的發展空間不再存有什麼幻想，而對我自己的未來卻產生了一定疑惑。那個寒假，她教我如何打撲克，如何用紙牌玩各種小把戲，還教了我無數這輩子都別想忘光的髒話。

    也許正是由於這次相遇，比起我經年住過的各種無疑與之無甚差別的木結構建築來，謝希爾高街上的這家瑞士小旅店在我
的記憶中占據著一個更深也更具情感的位置。雖然我們隻在那逗留了十天左右，之後我也隻短暫地回去過一次，但旅店親切的 氣氛至今仍歷歷在目。

     它絕少鋪張之處：入內便是一個將一小塊底層區域與主層分開的夾層——加蓋這一層的目的，是將滴水的戶外運動用品（雪
板、雪靴、雪杖、外套、雪橇等）與公共休憩室干燥、溫馨的環 境隔絕開。休憩室分布在前臺兩側，內有可以看到村內主街與其 周圍峭壁美景的大窗戶。休息室再往後去，有一架寬闊且異常陡
峭的樓梯通往臥室層 ；再往後，被樓梯遮擋的地方，分布有廚房及其他一些工作重地。  臥室層精心且許是有意地分為左右兩翼：左翼的房間裝潢較好； 右翼為單人臥室，房間小，沒有廁所，一路延伸至一架拐角處的樓梯，樓梯通往（除旺季外）供員工使用的閣樓。我沒有細查，但想來除了三間休憩室和其周邊的公用區域外，此店供出租的客房至多不過十二間。這間為家道小康的家庭而開設的旅店，坐落在一個質樸無爭、除海撥外再無過人之處的村子裡。這樣的旅店瑞士何止萬間：我不過恰巧隻對其中一間有著近乎完整的視覺記憶罷了。

    其後50年，除了將它看作一件令人愉快的、喚起美好記憶的事物外，我對謝希爾的小屋似乎並未作過他想。然而，當我於2008年被查出患有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ALS）並很快意 識到自己大概再也無法四處遊歷——實際上，若能書寫遊記便已是萬幸了——時，卻正是這間謝希爾的旅店在我腦中一再浮現。為什麼呢？

   
我得的這種神經退化型疾病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它雖不影響人的神智對過去、現在與未來做清醒的審視，卻會逐步截斷人將其訴諸語言的所有途徑。起先是喪失獨立書寫能力，須由他人或機器代為記錄思想。接著便腿腳失靈，要想增添新的閱歷，非勞心勞力不能成行，單隻交通一項，解決起來就已過於復雜，以致交通本身變成了目的，能換來的好處倒無暇消受了。接著是失聲：這不僅是一種說明一個人必須由機械或他人從中協助纔能表達自我的隱喻，更是因為膈不能再泵出足夠的空氣，無法在聲帶上造成發出有意義的聲音所需的不同壓力，從而導致的真正意義上的失聲。到了這一步，病人大多已四肢癱瘓，無論周遭有沒有別人，都隻能被迫處於一種靜止不動的沉默中了。

    對那些想要繼續交流語詞、思想的人，它便構成了一項不同尋常的挑戰。鉛筆用不上了，黃色便簽簿也跟著一起失去了作用。無法再去公園散步醒腦或去健身房鍛煉，一邊任由思路渾然天成般累積於胸。從此再也無法與朋友之間做任何有助益的交流—早在ALS退化的中期，患者的措辭就已追不上他的思想，交談本身斷續、言不及義，令人灰心喪氣。

    我想我是在極偶然的情況下獲得解決這一兩難問題的答案的。 我在患病幾個月後發覺，自己半夜會在腦子裡寫故事。當然，我
原想利用敘述的繁復來代替滯重的綿羊而達到相同的、放空自己的效果。然而在進行這項小小的練習時，我發覺自己竟將過去從不認為互有牽連的片斷——像拼樂高玩具一樣——重組到一起去了。這結果本身並非多大的成就
：意識流自會帶著我從蒸汽機想 到德語課堂，又從倫敦綠線巴士精心設置的公交線路想到英國戰間期城市規劃的歷史——輕易就能開闢出許多思路，引我前往各個有趣的方向。問題是，我如何能在第二天將這些已經被埋沒了一半的思路記錄下來。

    至此，對歐洲中部溫馨小村中美好時光的感懷，纔開始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一直以來，我對近代早期思想家和旅人用以儲存和調用細節與描述的記憶載體都十分著迷：它們在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所作的關於文藝復興的文章，以及其後史景遷記錄意大利旅人遊中世紀中國的《利瑪竇的記憶之宮》中都有優美的展現。

    這些有志於成為回憶者的人為安頓自己的學識所建造的不是區區旅店或民宅，而是宮殿。我卻無意在自己腦中建造宮殿。現
實中的宮殿總給我一種奢靡的印像：從渥西的漢普敦宮到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窮奢極侈的目的與其說為了舒適，毋寧說為了炫耀。我無法在寂寥的夜晚一動不動地向往這樣一座記憶宮殿，正如我不可能叫人去給我縫一套星條旗紋樣的燈籠褲和背心一樣。然而，既然不造記憶宮殿，何不造個記憶小屋？

    小屋的好處，不僅在於我對它的重現可以真實入微——從門階邊覆雪的扶手，到為阻擋瓦萊的風而加設的內窗——而且在於我很願意對它一而再地造訪。而一座記憶宮殿若要起到倉庫的作用，供人儲存不斷重組、分類的往事，則需尤其引人喜愛纔好，而大凡宮殿，哪怕隻對一個人做到這一點，也是不易的。一年來，每個月每個星期的每天晚上我都會重返小屋，穿過那些熟悉的短廊，踏過它們舊損的石階，並在兩三把恰好無人的扶手椅中的一把上坐定。就這樣，我的願望推動著我的思想，幾無失誤地編織、分類、整理出各種故事、論辯以及可用在某篇文章中的事例，留待翌日寫出。

    接下來呢？小屋又在此處，從一個喚起回憶的契機，變成了儲存回憶的載體。一旦約略弄清了所要言說的事物和脈絡，
我便離開扶手椅，走回屋子門前，將來路再走一遍。通常從儲藏 間—比方說是放滑雪用品的儲藏間—開始，途經那些更有故事的空間 ：酒吧、餐廳、休憩室、釘在布谷鳥鐘下的老式木鑰匙架和凌亂排列在後樓梯上的各色書籍，並從那兒抵達臥室中的某一間。如此踏遍在記敘或說明中被安排了儲存任務的各個場所。

    這套繫統還遠談不上完美。各條路線時有重疊，而我則必須盡量為每個新的故事創建一張相對獨立的地圖，以免將這個故事的某些特性與不久前的某個故事混淆起來。因此，雖然看起來我大可將與食物有關的內容歸於一個房間，與誘惑或性愛有關的內容歸於另一個房間，而與友人之間就知識文化所產生的交流歸於第三個房間，這其實卻並非保險的做法。與其信任我們慣常依賴的思維儲存邏輯，倒不如遵循更微觀的空間分布來得好——比如從某一面牆上的這個櫥櫃，摸索到那個抽屜。

    然而人們常常表示，以空間為線索整理腦中事物並在幾小時後將它們喚回，對他們來說存在各種困難，對此我很有些驚訝。因為我自己——當然也是受制於這異乎尋常的身體的監禁——已經逐漸開始覺得這是所有儲存記憶的方式裡為簡易的一種了。盡管它有些過於機械化，致使我將事例、脈絡與一些兩相抵觸的事實統統整飭得有條不紊，而這種誤導性的重組，或許破壞了印像與往事原本所具有的混沌，從而喪失了其中的意味也未可知。

    我猜想，這裡面或許有作為男性的一點兒幫助。因為照慣常看法，男性長於泊車、善於記憶事物的空間排布，而女性在回憶人物和印像時則更勝一籌。從小我就有個本事，在一座隻草草看過一次布局的城市裡，能看著地圖為一輛車指明路線。相反，我自那時起便缺乏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需的基本素質，且至今仍沒有長進，那便是：在一場聚會上漫步，從容憶起與會者各自的家庭情況和政治偏向，告別時還能親熱地直呼其名。記住這些一定也有某種特別的方法，隻可惜我從未悟到。

    得病以來，至寫作本文時（2010年5月），我已完成了一本 關於政治的小書，一份公開講義，二十餘篇有關我生活回憶的小品文以及大量旨在全面研究 20 世紀而做的訪談。而這一切，基本上隻仰賴了對記憶小屋的夜訪及其後在順序和細節上將夜訪所得忠實再現的努力。夜訪有時關注小事：始於一所房子、一輛公車或一個人；有時放眼大千，涉及幾十年來我對政治的觀感、參與，以及我周遊、教學與評述的方方面面。

    當然，也有時，我隻是整夜舒服地坐著，面對雷切爾·羅伯茨或一片無人的虛空
：各種人物與空間漫步而來，卻隻一無所成地離去。逢這樣的夜晚我便不多逗留。我回到小屋入口老舊的木門前，穿過它——通過一種兒童般的天馬行空將空間扭曲——來到伯爾尼高地的山坡上，多少有些笨重地在一條長凳上坐下來。在這裡，我從愧於無力抵擋雷切爾·羅伯茨之魅力的小聽眾，變成了海蒂寡言的祖父阿姆大叔，這樣一連數小時地躺著，由清醒
進入一種尚存意識的昏沉—直至徹底蘇醒，懊惱自己從前夜的努力中竟沒能編造、儲存、回想起一丁點兒東西來。

    低產的夜晚幾乎對身體也構成了一種挫折。當然，你可以安慰自己說
：你應為自己尚能保持清醒而自豪——哪裡寫著你還需 要多產？然而，我對自己如此情願就屈從了命運仍然感到一定的愧疚。可究竟誰在我的境況中還有能力做得更好？答案是顯然的，一個“更好的自我”，而我們是多麼頻繁地想要成為一個比當下的
自己更好的自己啊——雖然明知眼前所做到的事已屬不易。

    我並不怨恨良知對我們的這種捉弄。但這麼一來，夜晚便被暢置在陰暗的威脅之下了，對這種威脅不可掉以輕心。緊蹙雙眉、對所有來者怒目而視的“阿姆大叔”，他可不是個快樂的人：隻有在能往櫥櫃、抽屜、架具和走廊裡儲存在回憶時所產生的拙作的夜晚，他的陰郁纔偶爾能得到消解。請大家注意，這個“阿姆大叔”，亦即我多年來郁郁寡歡的另一個自我，並不僅僅是在喪失了存在目的的小屋門前坐著。他還抽著一支吉坦尼斯牌香煙，小心翼翼地端著一杯威士忌，還翻報紙，還邁著重重的步伐漫無目的地穿行於積雪的街道，感懷地吹口哨——總體上讓自己顯得像是個自由的人。有些夜晚，這便是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該說他是在提醒我往昔已逝的苦澀，還是在用一支記憶中虛幻的香煙給自己帶來慰藉呢？

    但在另一些夜晚，我卻能無視他而徑自走過：一切運轉順利。 面容一一浮現，事事銜接妥帖，泛黃的老照片也都鮮活了起來，“一切聯結”，不出幾分鐘，故事有了，人物有了，說明有了，我的精氣神也有了。阿姆大叔，以及他就我所喪失的世界而做的淤塞提醒變得輕若無物：因為往昔圍繞著我，因為我有了我需要的一切。

    然而，是怎樣的往昔呢？我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圍中時腦中所生成的歷史，和以往寫過的任何歷史都不相同。即便以我的職業
對理性的極高標準來衡量，我也一直稱得上是個“理性派”：在 所有有關“歷史學”的老生常談裡，吸引我的一種說法是，歷史學家不過是靠列舉事實授業的哲學家。至今我仍覺得此話不虛，
雖然現在我已經明顯采用更迂回的方式了。

    早期的我似乎將自己看作一個文學意義上的傑佩托，構造了許多匹諾曹一般的判斷與依據，它們因自身邏輯結構的合理性而具有生命，並依靠各個部分所必需的誠實來講述事實。然而我近來的寫作卻大大地增加了歸納法特性。它的好處在於，有助於從本質上產、生一種印像派藝術的效果：方便我將私人的與公眾的、理性的與直觀的、具體發生的與籠統感受的諸事物順利雜糅在一起。

    我不知道這樣的文章算什麼風格，隻能說，如此制作的小木偶雖然關節連接得更松散，但比起過去用演繹法潛心雕琢而成
的木偶要活靈活現得多。其中偏議論的文章——比如《艱苦年代》——讓我不禁想起早被遺忘了的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寫到維也納的小品文：引經據典、意有所指，要緊的內容卻敘述得很輕松。然而另一些——具有更深情脈絡的，比如《食物》和《帕特尼》——則相反。它們著意避免“尋根式”作家文字中常有的沉悶抽像，不以能揭示大格局而自詡，卻或許更能達到這個目的也未可知。

    讀罷這些小品文，我仿佛撞見了另一種可能性中的我。幾十年前，有人建議我學文學。那是一個睿智的校長，他說史學過於迎合我的天性，由我來做太缺乏挑戰；文學——特別是詩歌——則會迫使我去發掘自己不熟悉的文字與風格，也許哪天我會為之所吸引。不能說我為自己沒有采納這條建議而後悔
：我和我拘謹的 思維習慣一直以來都合作得很好。但我的確覺察到了某種缺失。

    我也意識到自己在兒時所觀察到的比所能理解的要多得多。或許每個人兒時都如此，而我與他們的不同，僅僅是有了這災難性的病所提供的機會，令我能不斷召回兒時的見聞。不過，或許也不盡然。因為有人問我：“但你如何連綠線巴士上的氣味都
能記得？”或“你為什麼能牢牢記住法國小旅館的細節？”而這或許意味著，我早在經歷之時就已經開始在腦中建造某種小小的、類似記憶小屋的東西了。

    不過，即便我有什麼過人之處，也不過是一釐一毫罷了。我隻是在稚氣的往昔裡，可能比其他孩子更熱衷於將自己過去的方方面面串聯起來，卻也沒有上升到創造性地將這些過去儲存到記憶裡以備未來之需的地步。當然，我小時候喜歡獨處、默思，但也沒有嚴重到引人注目。因此，近幾個月來我能源源不斷地憶起往事，應該是出於別的什麼原因。

    我的本行給我帶來的優勢，在於我已經諳熟故事大綱，隻需往裡填充事例、細節和說明即可。作為一個在默默自省中回憶過往細節的、研究戰後世界的歷史學家，我的敘事優勢在於擅長串聯、修飾那些相互脫節的記憶。毫不諱言地說，我與許多同我擁有相似記憶的人—從近來的信函往來中可以看出——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對這些記憶能加以利用的途徑要多得多。僅為這一點，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再幸運不過的人。

    一個原本健康無虞的人，卻在60歲時被退行性絕癥擊垮，妻子還年輕，孩子還幼小，他卻因為這病行將就木，這時候說他幸運，未免太過惡毒。然而幸運有很多種。患上一種運疾病想必是因為一度冒犯了諸神，對此我沒有什麼要申辯的。不過倘若必須去忍受它，那便好有一個內涵豐富的頭腦：充滿多用途、可回收的有價值的記憶，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隨時取用。這下，還缺乏的，就是一個用來儲存的櫥櫃了。而這個櫥櫃，我在打撈過去歲月的過程中業已找到，對我來說，這不啻是一種幸運。但願我沒有辜負它。 

一位*的歐洲歷史學家、寫作者和敏銳的思想家。

——《洛杉磯時報》



既是一部自傳，也是一本敘述20世紀後半葉歷史的有趣小書……以一種克制而優美通俗的散文形式寫就。

——《時代周刊》



一位歷史學家和散文家留下的一份感人至深的紀念……無畏、充滿人情味、坦誠得無所保留。

——《金融時報》



雖然朱特以“公共知識分子”聞名，但他在這本集子中的觀察更偏印像而非分析。大部分時候，他沒有在論述觀點，而單單是在回味曾經讓他覺得開心的東西……這是一個值得記憶的人寫就的一部值得記憶的文集。

——《書頁》



一本直率的知性自傳，和穿過朱特記憶小屋的瑞士空氣一樣令人心曠神怡。你可能會認為這種境況下寫出的回憶錄會有傷感的氛圍，但是書中卻沒有任何臨終的低落。好奇心、無畏的智識、對有趣細節的品味和水晶一般的文筆，都顯示出主宰這個男人的並不是死亡，而是生活。

——《每日電訊報》



閱讀這本書時，人們很容易忘記，朱特是動彈不得地在病床上重建他的記憶。每一個片段都在晃動：那些章節閃閃發亮，叮當作響，充滿豐富的氣味、光色和聲音。……這一切足以使讀者重拾對作家的信心：他有能力找到通向“不朽”的路徑。

——《洛杉磯時報》



這些文章並非為了出版而寫作……在生命的*後，他嘗試尋找和定義自我，給他親近和親愛的人們留下一些可以回憶和信以為真的事實。這不是一項輕松的工作，他的文字在纔情、憤怒和愛之間來回震顫。他既有歷史學家明察秋毫的眼光，也有作為一個平常人的感情。

——《衛報•觀察家》



《記憶小屋》是一本類似回憶錄性質的自傳，但是不拘泥於嚴格的文體與形式，話題的跳躍性，主題的雜糅性，回憶的懷舊與感傷、文字書寫的隨意性都讓這本小書難以歸類。但這種難以歸類的特質正是朱特自身的精神寫照。他遵循的是記憶，書寫的是歷史，對抗的是時間的摧殘，留給我們的卻是充滿獨特的個人魅力的思想。
……在我的閱讀印像裡，朱特屬於雷蒙•阿隆一樣的人物，別人眼中的保守派精英，卻固守著自己內心的良知，對各種運動，左翼與右翼知識分子有著天生的免疫力。他們遵從的隻是自己堅持的，從不為外界而更改自身。

——思郁



20年以來，托尼朱特的每一部著作都如同投射給我們這個時代的戰書，而《記憶小屋》不僅僅在於它並非如其他著作那般反思歷史或探討社會，更在於它給人以介於史學家與文學家之間的那種“將私人的與公眾的、理性的與直觀的、具體發現的與籠統感受的諸事物順利糅雜在一起”的寫作風格，時而是散文式的抒情，時而是史學式的理性。……他對社會的觀察竟能如此敏銳：他能從倫敦綠線巴士服務中觀察到社會階層差異的彌補與英國社會的恭敬傳統之形成；他能從汽車城市的形成觀察到個人主義、隱私、距離與自私等觀念對社會所造成的“危險的誘惑”；他還希望自己能夠寫一本《火車》的書，借此來探討現代社區與過度私有化社會集體生活的未來命運

——蕭鐵



托尼•朱特很多學術著作都很棒，但是我還是獨愛這本《記憶小屋》。……它真的很好看，如果你隻看一本書的話，就是它了。

——蘇更生



《記憶小屋》給足了讀者熱愛托尼•朱特的理由：他所關心的東西，如法國和東歐知識分子，如歐洲左派的良心破產與自我救贖，如人如何以更加積極的方式共存，戳中了我們對一個自私而扁平的現實世界的不滿。

——雲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