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眾所周知，《三國演義》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歷史章回小說的重要代表，在泛東亞文化圈（特別是在日、韓）也有很高的人氣。譬如，在日本文學史上，早在1692年，《三國演義》就被一位叫“湖南文山”的隱士以《通俗三國志》的名目完整翻譯成日語，由此成為日本大眾文化的一部分。筆者在日本福岡市立博物館參觀江戶時代遺留的節日遊行用彩車時，就發現一臺彩車描繪了“劉玄德入贅東吳”的情節，不由得為日本普通民眾對於三國故事的熟稔感到震驚。更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三國文化的影響力正在向西方世界拓展。2019年，日本世嘉株式會社（株式會社セガ，SEGA Corporation）旗下的英國子公司“The Creative Assembly”開發了即時戰略遊戲《全面戰爭·三國》（Total War: Three Kingdoms），以電子遊戲為媒介，向英語世界好好普及了一下關於三國的歷史文化知識。借此機緣，很多西方遊戲玩家，也開始在網絡上用英文認真地討論“呂布與關羽哪個武力更強”“官渡大戰袁紹有沒有機會贏”這種非常東亞化的話題。這足以說明普泛意義上的三國文化具有超越時空、文化的魅力。
那麼三國文化的跨文化魅力究竟何在呢？依據筆者淺見，這便是“冷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計算’與充滿溫情的恩義觀之間所達成的某種微妙的平衡”。說得更直白一點兒，三國文化既談權謀與兵策，也談人間情義與政治倫理，而且還努力做到了二者的並行不悖。這種“並行不悖”，也使得讀者在閱讀或聽聞相關故事時，不至於落入“工具理性至上”或“道德感情泛濫”這兩個價值，進而成為一個“有謀有義”的“成熟的人”。
然而，無論從文學價值還是歷史教育的角度來看，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依然具有重大的缺陷。
從人物刻畫角度來考量，《三國演義》與其他中國古典小說名著（譬如同樣帶有豐富軍事鬥爭內容的《水滸傳》）相比，是比較薄弱的，對劉、關、張等核心人物的刻畫，具有明顯的臉譜化傾向。從這個角度看，《三國演義》更應被視為一個允許大量二次、三次文學開發的母題框架，而不是一部已經完成的文學作品。
另外，與《三國志》《後漢書》《晉書》等反映這一段歷史的正史相比，羅貫中對於導致漢末亂局的復雜政治線索（如二次黨錮運動、漢羌戰爭等）似乎缺乏相關的歷史知識（譬如，他竟然將黃巾起義的領袖張角說成是落第秀纔出身，這就說明他既不知道東漢的“秀纔”叫“茂纔”，也不知道東漢根本就沒有科舉考試）。羅貫中版《三國演義》摻雜了以來的民間文學對於三國歷史的附會，反而遮蔽了對於三國歷史與東漢歷史之間密切關聯的可能的洞識。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精力閱讀文字相對晦澀的正史。故而，基於三國相關的正史資料—而不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的文藝再創作，也就自然具有了重要的文化普及意義。
本小說對於三國東吳早期創業史的構造，便是基於《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鋻》等正史資料而來。或許有讀者會問：為何要以東吳為基本視角？
容易想到的理由，當然是因為以東吳為視角的三國題材再創作，目前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而既然是空白，就需要被填補。不過，這個理由本身，若無其他理由支撐，還是略顯單薄，因為畢竟中國歷史上沒有被嚴肅的文藝創作所覆蓋的空白實在是太多了。依此邏輯，也可以問：為何不去寫寫遼東的公孫度與嶺南的士燮呢？難道他們不是比東吳更為人所忽略的三國時期地方勢力的代表嗎？
第二個理由是：筆者是土著上海人，而上海雖然在東漢與三國時期基本上還處在海平面之下，但依然在廣義的文化地理上屬於“吳”。所以，吳人寫吳，天經地義。不過，僅僅以此為理由為筆者的取材正名，很難說服生活在別的文化與地理環境中的讀者。他們或許會問：我們又不是吳人，干嗎要讀你們吳人的故事呢？
而真正觸發筆者創作的根本動機，乃在於這第三條：我在東吳帝國早期創業史中看到了“我們”的影子。這裡說的“我們”，泛指一切因為身份卑微而試圖在人生道路上顛倒歧視鏈的奮鬥者，無論他或她來自古還是今、中還是西。具體而言，在東吳政權的代開創者孫堅所生活的時代，吳地遠非漢帝國的重要經濟文化中心，吳人很難不受到來自文化、經濟較為發達的中原人士的種種歧視。但孫堅卻以吳郡小吏為仕途起點，在徐州三縣兢兢業業做了十年縣丞，而後緊緊抓住時代變動所提供的機緣努力積累軍功，迅速升遷至長沙太守，後又在漢靈帝駕崩後的政治亂局中以區區一方諸侯的肩膀，試圖承擔起匡扶漢室的歷史重任。他終的結局雖然是悲劇性的，卻同時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他至少讓我們看到，一個沒有“孝廉”“茂纔”等名分加持的漢末庶民官吏，究竟能夠在那個重視門第的政治舞臺上跳出多麼炫美的舞蹈。比起自有皇家血統加持的劉備與天生就得到父親政治庇護的曹操來說，“從零做起”的孫堅的人生經歷，更反映出一種與宿命論鬥爭的人生快意，以及此類鬥爭終失敗所帶來的形而上的虛無。出於人類命運的共通性，我在他的故事裡其實看到了很多重要西洋文學人物形像的聚合：司湯達《紅與黑》中的於連，狄更斯《遠大前程》中的皮普，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裡的尤瑟林，以及薩特《髒手》裡的雨果。
而孫堅從“江湖”到“廟堂”的人生經歷，恰好也展現了東漢晚期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交通、民俗、飲食、法律、詩歌、音樂、體育、建築、醫學與宗教、哲學諸面相，所以這部小說的創作，同時亦具有展現“東漢帝國衰亡史”的附帶性意圖。為此，筆者在寫作過程中根據自己的能力，搜集了大量與東漢史（特別是器物、民俗歷史）相關的材料，以豐富小說的素材。但由於筆者不是專業的秦漢史專家，錯漏之處肯定難免，還望方家指正。
目前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堅》前五卷並不能算是孫堅的完整傳記，而隻能算是半部。其涵蓋的時間範圍是第二次黨錮開始後第三年（171），至孫堅被封為長沙太守的187年。按照孫堅在此期間的活動區域，小說分為“破越”“案誅”“魚殺”“疫戰”與“封侯”五卷，地域跨度涉及今天的浙江、江蘇、河南、陝西、甘肅等省。由於《三國志》關於孫堅此間行止的描述非常簡短，小說中絕大多數內容均是相關歷史線索啟發下的發散性文藝虛構。現將本小說創作所參考的《三國志》中的三段直接史料羅列於下，以便歷史愛好者們查考：
史料一：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裡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史料二：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裴松之給出的來自《吳書》的補充材料，針對“史料一”中的後一個自然段）
史料三：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纔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慚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三國志·吳書·嬪妃傳》）
史料四：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雲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嘆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接史料一）
小說涉及的重大歷史事件的時間線，大致與正史描述吻合，但為了戲劇衝突的集中呈現，在個別地方，歷史事件的發生順序有所微調。譬如，按照正史，冀州刺史王芬陰謀廢黜漢靈帝之事發生在中平五年（188），筆者在小說中則將其挪移到中平四年（187）。不過，此類與正史記錄有所出入的情節，在全書中屈指可數。
由於涉及很多當代讀者可能不太熟悉的漢代地理名詞與器物名詞，筆者在小說中適當增加了一些注釋以及本人手繪的器物示意圖。為了方便讀者，小說中涉及的古地名與器物名，也盡量轉寫成現代通行的簡體字。譬如，東漢的首都“洛陽”，本書中就沒有寫成“雒陽”，盡管後一種寫法更能體現“東漢特色”。又譬如，在歷史文獻中，“丹陽郡”也有寫作“丹揚郡”的，為求統一，本書統一寫為“丹陽郡”。另外，在漢代，下級對於太守這個級別的官吏的稱呼乃是“使君”，這個稱呼也會拓展到別的高級官吏上。但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這樣的稱呼會模糊被稱呼者的真正官職。考慮到這一點，在小說中會統一采用“某某大人”的提法（“某某”指官職名）。
鑄刻文化的編輯在小說的編校過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力。羅三洋先生就一些器物方面的細節向我提供了有用的情報。邬銀蘭女士向我提供了拉丁文方面的指導。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徐英瑾
2022年5月20日
於滬上寓所
為了避諱東漢開國皇帝劉秀。
東漢崇火德，而“洛”字有三點水，有克火之意蘊。為圖政治上的彩頭，在東漢，“洛陽”二字要寫為“雒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