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題記：

    我十九歲那年，也就是我上大二的時候，我的學業悄然中止了。正當我的成人生活拉開帷幕之際——此時無限的自由在向我招手——該如何支配那份自由卻開始讓我心煩意亂。我一直都期望一個個學位——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能成為我通向成功人生的奠基石。可是，那一年，我木然地凝視著康德的一段段文字，百思無解。我兩門功課不及格，奠基石也隨之轟然倒塌了。往後的前景令我頭暈目眩。

    青年時代的這一生存危機所帶來的一大結果，乃是我初試牛刀，三天內就寫出了一部獨幕劇。它講述一位年輕人愛上了一扇門。他的一位朋友了解真相後就把門給砸了，我們這位主人公隨即就尋了短見。毫無疑問，這一劇本糟糕極了，相當不成熟，簡直無可救藥。然而，我覺得自己仿佛走路時無意中踢到了一把小提琴，把它撿了起來，開始拉弓調弦：或許琴音不堪入耳，而樂器本身卻如此美妙瑰麗！營造背景，塑造人物，賦予人物對話，引導他們經歷一個個場景，並以此展現我的人生觀，這是多麼引人入勝啊！我次找到了自己願意為之傾注全力的營生。

    於是我奮筆疾書。我又寫了一個劇本——一部具有荒誕派戲劇色彩的模仿之作，簡直糟糕透了——然後轉向了散文作品。我寫了幾個短篇小說——它們全是蹩腳之作——之後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同樣蹩腳至極——然後又寫了幾個短篇小說——沒有一篇稱得上佳作。不妨再借用小提琴這一類比，我蹩腳的演奏簡直把鄰居們給逼瘋了。然而，盡管如此，有什麼東西仍然推著我前行。這倒不是我從中看到了未來；倘若認為我的塗鴉與書架上的書籍掛上了鉤，這是荒謬絕倫的。我沒覺得自己寫作是在浪費光陰——寫作是一項十分令人激動的事情——但我也並不認為我是在安身立命。說實在的，我當時沒有任何想法；我隻是像帕格尼尼（盡管沒有他那樣的纔氣）那樣著魔似的埋頭寫作。

    可是，漸漸地，通過大量的實踐，我終於有了長進。我不時地奏出曼妙的樂音。我逐漸地意識到，故事的根本在於情感。假如一個故事不能在情感上站住腳，那麼它就大大地失敗了。到底是哪種情感並不是關鍵；無論是愛意、嫉妒或冷漠，隻要它能令人信服地得以表達，那麼故事就會顯靈生輝。但是，假如故事不想被人淡忘，就必須激發人們的思想。理智根植於情感中，情感建構在理智中——換言之，一個扣人心弦的好構思——那纔是我追求的崇高目標。當這樣一種訴諸情感的意境向我襲來，當靈感的火花像一團篝火照亮我的心靈，我就文思泉湧，無以復加。

    我處處可以獲得靈感：書籍，報刊，影視，音樂，日常生活，遇到的人，記憶和經驗，以及那神秘的創作氛圍，借此各種思想神不知鬼不覺地鑽入我的腦海。我放松心情，吸納各種故事。我用眼睛和耳朵找尋它們。我朝外觀望，而不是向內審視。我厭倦了內省。我興致勃勃地調查研究，這成了我的學習之道，成了我的私人大學。沒有任何事情比為捕捉故事而探究大千世界更令我歡欣酣暢。

    與此同時，我與父母同住共居。抑或，更確切地說，我依靠父母生活。我不付房租，三餐也喫他們的。我打臨時工——種樹、洗碗、當保安——但絕不讓這些雜活兒妨礙我動筆杆子。雖然我沒有為了保全未來而篤行不倦，但這並沒有使我憂心忡忡（也沒有讓我父母擔憂；謝天謝地：一切藝術家都需要贊助），因為，僅舉一例，我已有一個長長的故事裝在腦中——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一部中篇小說——它簡稱為《赫爾辛基》。它的靈感來自於一位身染艾滋病的朋友之死。雖然小說標題冗贅，觀念拙劣，情節凝滯，但故事生機盎然，這種生機你可在初生嬰兒身上、在典雅的小提琴獨奏中找到，這種生機使一切顯得神清氣爽，充滿希望，並值得為之付出艱辛。有了這樣一種生機在我手中蕩漾，我怎麼可能為一張床鋪而擔憂，為晚年的一份退休金而愁悒呢？

    我把一個個故事寄了出去。有一次，我把十六個不同的故事寄給了十六個不同的文學雜志，我收到了十六份退稿。還有一次，我把十九個故事寄給了十九個文學雜志，其中隻有兩個被接受了。命中率為百分之五點七。沒關繫。我依然會孜孜不倦地寫作，直到另有所獲，可是迄今還是一無所獲——但我為此感到欣慰。

    本集子中的四個短篇小說是我早期創作生涯中的精心之作。它們寫得很棒，為我贏得了幾多獎項。《赫爾辛基》被改編成了戲劇和電影，《死亡之道》也被改編成了電影，兩次被搬上了舞臺。本集子一九九三年首版於加拿大，隨後在其他六個國家刊行。隨著這些小說的面世，鄰居們也不再砰砰地敲牆，而是過來向我喝彩：“好極啦！好極啦！”這是多麼令人激動啊。當時——如今依然如此——我感激非凡。十年以後的今天，我非常高興地把這四個短篇小說再次奉獻給廣大讀者。略作修訂之後，我希望年輕氣盛、誇大其詞的現像能有所收斂，而文中偶爾出現的粗陋之處也能得以一一消除。毋庸置疑，我還有別的故事要講述，但是，於我而言，這四個故事將永遠承載全球首發所帶來的歡愉和興奮。

其實我認識保羅也纔不久。我與他是一九八六年秋在多倫多東面羅伊頓的埃利斯大學結識的。那時我剛回校，我曾經休學，工作了一段時間，去印度旅行了一趟。那年我二十三歲，是我在大學的後一年；而保羅則剛滿十九歲，正在步入他年的大學生活。在埃利斯大學，每年新學年伊始，一些老生總要帶著新生熟悉校園。這可不是搞惡作劇或動壞腦筋的時候，我們這些老生是要真正給他們提供幫助的。老生們被叫作“阿米哥”（amigos），新生們則被叫作“阿米吉”（amigees），這也可以看出在羅伊頓人們多麼愛用西班牙語。那時我就是個阿米哥，在我的印像中，那些阿米吉是一群歡快、熱切的年輕人——他們青春勃發。但是很快，我卻喜歡上了保羅的那種悠閑懶散的性情，機敏的好奇心，以及他那疑心重重的秉性。我們兩人一拍即合，不久便混在一起了。由於我較年長而且有更多的經歷，我通常帶著一種睿智的領袖纔有的權威與他說話，而他也總會像一個年幼的信徒一樣聽著。不過有時他也會揚起一邊的眉毛插幾句話，將我的自負暴露無遺，讓我顏面掃地。然後我們便融入一片笑聲，結束這種角色扮演；我們的關繫很明顯，就是一對十足的好朋友。

    可是，第二學期剛開始，保羅就病了。在聖誕節的時候他就已經發過一次燒，而且從那以後就一直干咳，久久不愈。起初，他——我們——都沒有將此放在心上，覺得可能隻是感冒，空氣干燥之類的原因。

    慢慢地，情況開始糟糕起來。現在我纔想起當時沒有好好思量的一些跡像：飯經常剩著，沒有喫完。有一次他向我抱怨過腹瀉。不同於懶散的缺乏活力。還有一天，我們爬上圖書館那僅有二十五級的臺階後便停了下來，就因為保羅已經上氣不接下氣，需要休息一下。而且他的體重好像也開始下降了，雖然那時他穿著厚厚的鼕衣，不好說到底有沒有瘦些，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說，上半年他的身體要結實得多。等到我們都意識到出了什麼問題時，我們纔一起說起這些——你可以想像隻是以很隨意的方式——我會扮演醫生，然後說：
“我們來看看都有些什麼癥狀……呼吸急促，咳嗽，體重下降，疲勞。保羅，看來你是患肺炎了。”當然我隻是在開玩笑，我能知道什麼啊，但是事實是他得的就是肺炎，學名叫卡氏肺囊蟲肺炎，內行人都稱PCP。二月中旬保羅動身去了多倫多看他的家庭醫生。

    九個月後他便病逝了。

    艾滋病。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一副事不關己的口吻。那時他離開也將近兩星期了。他說他剛從醫院回來。我渾身一震。反應是考慮自己。他有在我面前割傷過嗎？如果有的話，是怎麼處理的？我用過他的杯子嗎？喫過他的東西嗎？我試著確定他的身體繫統與我的身體繫統間是否有過任何交集。然後我纔考慮到他。我想到了同性發生關繫與吸毒。但是保羅不是同性戀。雖然他沒有直接和我那麼說過，但據我對他的了解以及觀察，他從沒有過雙重的性取向。同樣，我也不能想像他是一個吸食海洛因的癮君子。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因為那樣的原因。三年前，他十六歲的時候，他和他的父母一起去了牙買加過聖誕節。他們遇上了車禍。保羅的右腿骨折，而且失了些血。然後他在當地的醫院接受了一次輸血。六個事故目擊者自願捐血，其中有三個血型匹配。打過幾個電話並做過一些調查後，得知了那三個捐血的人當中有一個兩年前在接受肺炎治療期間意外死亡。驗尸證實，此人死於弓形蟲大腦損傷。一種可疑的並發癥。

    那個周末我去保羅家看望他。他家在富裕的羅斯代爾鎮上。我本不想去的，我想將整件事情徹底從我腦中抹去。我問——其實我想以此為借口——他父母是否介意這個時候有人拜訪？可他堅持讓我過去，我隻好應邀去了。我開車到了多倫多，找到那兒。他父母對我到訪的反應果然不出我所料。其實那個周末受傷害的不是保羅，而是他的家人。

    那天知道了保羅很可能是如何感染上那病毒後，他的父親，傑克，一整天就沒再出過一點聲。第二天早晨，他父親從地下室拿了工具箱，直接在居家服外套了一件過鼕穿的皮制大衣，就出門走往車道，然後開始砸自家的車。就因為那次在牙買加出事時是他開的車，雖然那不是他的錯，而且當時開的也是另一輛車，一輛租來的車。他拿著錘子，砸碎了所有的車燈和車窗，刮破了整個車身，扎破了所有的輪胎。他還用虹吸管吸出了油箱裡的油，然後車裡車外地將油倒上，後一把火把車燒了。那時鄰居叫來了消防員，他們匆忙趕到撲滅了火。警察也趕來了。當傑克喊出了他為什麼要那麼做時，趕來的警察都深表理解，隨後就走了，而且也沒有起訴他；他們隻是問了他是否需要去醫院，當然他拒絕了。於是，當我到達保羅那寬敞、位於街角的房子時，那就成了映入我眼簾的個場景：一輛覆滿干泡沫的燒毀了的梅賽德斯汽車殘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