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扎克能夠透過艾倫堅硬的外殼，看到他的勇氣與同情心。也正是在這個時刻，小說引起了讀者的沉思與猜想：如果謝潑德用科扎克的聲音來講述這個故事，那小說會展現出怎樣的豐富性？但是，作者選擇了兒童艾倫簡潔且有限的原始視角，這實際上是更為困難的，盡管我也很想傾聽安倫所無法企及的科扎克的聲音。——《紐約時報》

 

大師之作。一個關於“英雄主義的復雜性”驚人而直率的故事，激發著每個人心中愈發磅礡的勇氣。——《華盛頓郵報》



值得一讀，美而震撼……吉姆·謝潑德多年以來“*偉大虛構作家”身份的再次顯現。——NPR



將一個與歷史毫不相關的默默無名的男孩寫成一個鮮活的充滿同情心的生命，這個被納粹僅僅視為一個沒有價值的數字一般猶太男孩，反過來駁斥了納粹的暴行。還有比這更好的寫法嗎？安倫的視角同事也是一面鏡子，反射著猶太聚集區的人們的恐懼：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在納粹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中，猶太人就像脆弱輕信的孩子。——《衛報》



在那個孤兒院中，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想像一下，當你十歲的時候，你所有的家人都死了，而你自己一個人待在你一個完全被毀滅了的地方，所有人都在說，“很抱歉，我沒有更多的食物了”。人們很容易就會覺得，“這個地方被炸毀了，這個人被炸毀了。我討厭這一切”。想像一下你與科扎克這樣偉大的人在一起，你卻無法感謝他。想像一下你就是那個人，你給一個聖人制造了這麼多災難。我覺得我完全能體會到那種感受。——《赫芬頓郵報》

“我知道你從來沒許諾過我什麼，”斯特芬太太說，“我躺在那裡，醒著，騙自己說，斯特芬你這個傻瓜，這些都是你該得的。”

“即使是美妙的假設也仍然需要確證。”科扎克對她說。

“我隻是堅信，一個人收獲，是為了更好地給予。”她說。

“那什麼是愛呢? ”科扎克問。“是不是隻有值得愛的人纔能得到愛?
我們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愛得夠多了? 怎樣纔能學著多愛一些呢? ”

房間裡充斥著煙味和體味。 窗戶上糊的紙又松了， 屋裡的燈光透了出去。

“你愛過誰嗎? ”斯特芬太太問道。“七到十四歲之間我一直都在愛著別人，”科扎克回答道，“不過是跟不同的女孩。”

窗玻璃響了起來。科扎克像是在聽風的聲音。他打了個哈欠。“我總是在想，如果長得好看一點會怎樣，”斯特芬太太說。“我跟每個人說，斯特芬常提醒我，自己夠慘了，還讓一幫人跟著變得更慘。”科扎克說。

斯特芬太太小聲說了什麼，科扎克讓她重復一遍。“總是感覺孤身一人，也很艱難。” 她回答。

科扎克沒有說話，斯特芬太太看著自己的手。我身體太久不動，已經有點撐不住了。

“我的付出得到了回報，”科扎克終於開口了。“孤獨還不是糟糕的事情，我倒更在乎回憶。”

斯特芬太太站起身，穿過孩子們的床，走到門口又停了下來。“我常提醒自己，不該索求什麼的，”她說。“但到了現在，‘自我’依舊讓人矛盾。”

透過微弱的燈光，連我都能看得出她的難過，可科扎克並沒有在意。“我無能為力，” 他說。

“總是你在放棄、拖延、取消，然後取代，”斯特芬對科扎克說。科扎克坐了起來，用胳膊支撐著身體。“我透過望遠鏡來看自己的感情，”他說。“他們就像極地上挨著取暖的一群人。開始有人咳嗽，我很心疼，後來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會想也許我們都會被傳染，他會讓我們把剩下所有的藥都用光的。”

斯特芬太太說對不起，讓他趕緊睡覺。

“我存在不是為了被愛，而是想有所作為。”科扎克對斯特芬太太說。

“聖人下旨，上帝執行。”她說。

“我隻是在盡力而為，” 科扎克說，“上帝也許不想執行法令，但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遵守。”

“要是有人違反律例，我們該找誰的責任呢? ”斯特芬太太問。

“別爾季切夫的以撒拉比，應該傳喚上帝到拉比法庭。”科扎克回答。

“我想我們再也找不到能好好喫飯，永遠安寧的地方了，”斯特芬太太說。

“有時候我會想:別睡著。”科扎克說，“再多聽十分鐘這些孩子們的呼吸。聽聽他們的咳嗽聲，聽聽他們的吵鬧聲。”

“是啊，”斯特芬太太應和道。“我就是那麼做的。”

“我們就是活著的墓碑，”科扎克對斯特芬太太說。隻有在以色列，纔有孩子們的嬰兒車和生長的綠色植物。”

斯特芬太太發出了聲響，好像是科扎克拍了她一下。聽到她下樓，科扎克便躺回了床上。

……

科扎克回頭看了看那些孩子們，斯特芬太太站了起來，走上前去。女孩們捏著她的裙角，科扎克伸出手，斯特芬太太緊緊地攥著。茲格姆絲和米特克紅著眼坐在那裡，滿臉悲傷。“我尿褲子了，”茲格姆絲對我說，好像對他而言這是糟糕的事了。火車車廂旁，人們又開始喊叫起來。

“大家都站起來，”科扎克說。“每四個人站成一排。”

我大哭起來，身子不停地顫抖，不知道自己嘴裡說著什麼，直到有人把我的手從臉上拿開。是科扎克。“別哭了，”他說。但我還是止不住。

“我還從來沒讓你看過我的《兒童權利宣言》，”科扎克說。他身後孩子們正在收拾自己的東西，男孩女孩都排成隊站好。茲格姆絲在扯自己的褲子後面。他旁邊的一個黃警哭了起來。

“我全身上下不剩一塊好的地方了。”科扎克自言自語。

他彎下身子，低得我都能聞到他身上的味道。他把手放在我的腦後，額頭貼著我的額頭。我還在哭，他的臉被我的眼淚弄濕了，但是他越靠越近。“孩子有權利得到尊重。
孩子有成長的權利。有生存的權利。有悲傷的權利。有學習的權利。孩子也有犯錯的權利。”科扎克對我輕輕說道。

……

關於雅努什•科扎克和他的員工以及孩子們，沒有人確切知道他們生命的後到底發生了什麼。戰爭結束之後，有段時間人們傳言科扎克、斯特芬太太還有一些孤兒被救了下來，在波蘭的很多村子都有人見過他們。總之，關於這件事情眾說紛纭，但可信的說法還是，他們於1942年8月5日被趕到了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司令員威爾弗裡德•艾貝爾博士曾向其上級報告說，當時特雷布林卡因為課稅繁重而陷入一片混亂，人們一來到這裡就能看到堆成山的尸體。因此，在被押送到毒氣室的路上伺機逃脫是幾乎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