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小說_抄家(重寫“文革”故事。敘事從容、文字老辣、情節厚重、意境悠

編輯推薦

《抄家》這篇作品可看作是一個極具哲學意味與人性深度的寓言。因為他對於歷史的介入，已不是單純講述通常可以想像的暴力本身，而是深入到主體的內心與靈魂之中。我甚至認為，它稱得上是一個絕佳的電影劇本，可以由**的大師來導演，可以拍出與《朗讀者》、《辛德勒的名單》一類電影相媲美的傑作。

內容簡介

《抄家》是作家南翔的中短篇小說集。小說集共包含十篇小說，圍繞上世紀50至70年代人們在贛西、袁江、宣江火車站的日常生活，展開一繫列的故事敘述，刻畫當時各個階層的人物，如《特工》裡擁有眾多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大舅、海外歸來愛國的音樂教授，《甜蜜的盯梢》裡為袁江生態憂心奔波的中學教師父親，《我的一個日本徒兒》裡堅守苦難愛情的采石工人張必梅，《無法告別的父親》裡的特派員、護士譚曉梅，《1975年秋天的那片楓葉》裡的火車站工作者立志、知青珍珍、武裝部政委兒子大衛，《伯父的遺願》裡的身居高位的伯父和學者周巍巍，《老兵》裡的國名黨老兵等，作者善於把瑣碎的細節變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而這些在作者筆下的人物或是當時一部分人的典型像征、折射當時的社會，或包含著作者對人生、對社會、對生態所有的人文精神，並通過這些人物張弛有度、平和深刻、細致真實地呈現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知青下放、張貼大字報等事件的真實場景。敘事從容、文字老辣、情節厚重、意境悠遠、人物鮮明、想像豐沛。

作者簡介

南翔，本名相南翔，教授，一級作家。出版有長篇小說、小說集《南方的愛》、《大學軼事》、《前塵：民國遺事》、《女人的葵花》、《1975年秋天的那片楓葉》、《綠皮車》等多部，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北京文學》、《鐘山》、《作家》等刊發表小說《綠皮車》、《老桂家的魚》、《抄家》、《特工》、《甜蜜的盯梢》等百餘篇，作品多次為《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轉載，作品在北京、上海、安徽、廣東、江西等地獲獎20多個，為《文學評論》、《讀書》等報刊廣泛評論，收入多種文學年選。

我的親歷，然後文學

特工

甜蜜的盯梢

我的一個日本徒兒

抄家

無法告別的父親

1975年秋天的那片楓葉

伯父的遺願

老兵

來自保密單位的女生

1978年發現的借條

南翔小說的“現在時”

前言

《抄家》這個集子收入了我近三四年創作的十個“文革”題材的中短篇小說。或者說，十個小說皆具有“文
革&rdq素。“文革”題材，作為文學題材的一翼，與知青題材、改革題材、生態題材、底層題材等等一樣，都是大學乃至社科研究機構的研究對像，這十個中篇，寫得很慢，也比較用心，陸續刊發在《時代文學》、《山花》、《天涯》、《作家》、《鐘山》、《中國作家》以及《財新周刊》等雜志，發表之後，部分為《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以及《中華文學選刊》等轉載，現在收束一集，有利於此類題材的愛好者、閱讀者與研究者找尋。猶記得2014年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來自社科院、北大、北師大等教授、學者召一起研討我的小說集《綠皮車》，這個小說集包括了我近年創作的文革/歷史、環保/生態、底層/弱勢三個維度，會後，一位教授走到我跟前說：南翔，你寫的相關弱勢與情感題材的《綠皮車》、《老桂家的魚》固然非常好，但是其他青年作家也可能寫；類似於《抄家》這樣的小說，就不一樣了，別人寫出來也未必是你這個樣子，經歷與沒有經歷過，是不一樣的。這位教授在之後的評論中，激賞《抄家》一篇，詞語剴切，寄意深厚。這使我在會後又陸續寫了四篇，計六七萬字，加上以往寫的六篇，總其成並以其中的短篇《抄家》名之。我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文革”肇始，臨《抄家》這個集子收入了我近三四年創作的十個“文革”題材的中短篇小說。或者說，十個小說皆具有“文

革&rdq素。“文革”題材，作為文學題材的一翼，與知青題材、改革題材、生態題材、底層題材等等一樣，都是大學乃至社科研究機構的研究對像，這十個中篇，寫得很慢，也比較用心，陸續刊發在《時代文學》、《山花》、《天涯》、《作家》、《鐘山》、《中國作家》以及《財新周刊》等雜志，發表之後，部分為《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以及《中華文學選刊》等轉載，現在收束一集，有利於此類題材的愛好者、閱讀者與研究者找尋。猶記得2014年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來自社科院、北大、北師大等教授、學者召一起研討我的小說集《綠皮車》，這個小說集包括了我近年創作的文革/歷史、環保/生態、底層/弱勢三個維度，會後，一位教授走到我跟前說：南翔，你寫的相關弱勢與情感題材的《綠皮車》、《老桂家的魚》固然非常好，但是其他青年作家也可能寫；類似於《抄家》這樣的小說，就不一樣了，別人寫出來也未必是你這個樣子，經歷與沒有經歷過，是不一樣的。這位教授在之後的評論中，激賞《抄家》一篇，詞語剴切，寄意深厚。這使我在會後又陸續寫了四篇，計六七萬字，加上以往寫的六篇，總其成並以其中的短篇《抄家》名之。我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文革”肇始，臨

近小學畢業，那一片雷霆萬鈞、紅浪翻騰、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及至“人或為魚鱉”……有很多難以泯滅的場景與細節記憶。其中部分寫入我的散文隨筆，更多的素材進入了我的小說母題。*初觸發寫這個繫列的動機，與其說來自親歷，毋寧說來自現實生活的一種警醒與召喚，猶記得七八年前，在一名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會上，因見她做的是知青題材作品研究，信口問道：你知道所謂的“四人幫”是哪些人嗎？她想了一兩分鐘之後勉強回答：林彪。如此回答有如敲了我一悶棍，令人目瞪口獃！即使她不是我指導的學生——我隻是答辯小組之一員，依然感到雙肩如負，汗涔涔下。這使我想起1990年代，甫出國門，到吉隆坡一個華文書店閑逛，一位華裔小伙子問：中國的“文革”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將文言文改成白話文？如果說彼國後生晚輩，對或許從未踏足過的故國歷史懵然無知，尚不足為奇，一個以“文革”中的重要群體——知青及其文學表達為研究對像的大學生，對那一段重要歷史的基本符號也懵然無知，那就不是以個案可以遮蔽過去的。“文革”首尾十年，可以從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新聞學、心理學、法學、哲學等等學科角度加以闡釋，當然也可以從文學的角度來生發；十年可以分為前期、中期、後期或者前後加上準備期、終結期等多個階段來分析，當然也可以從文學的場景、人物、故事與細節等不同稜面來感受。文學或許更樂意從一個家庭、一個畫面，一個波折來切入主題，它難免掛一漏萬，以偏概全，卻也可能以一當十，一石數鳥；它或許似是而非，南轅北轍，卻也可能歪打正著、一箭中的。比較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宏闊視野，文學的“文革”書寫，是一礎一石的安放，一枝一葉的添加，一溪一澗的流淌。那麼一場“史無前例”的浩浩湯湯、橫掃一切、玉石俱焚、毀壞無算、愁雲慘霧，天怨人怒……按照茅於軾先生的說法，完全是一個“負帕累托”，除了“四人幫”等極少數人獲益，全國絕大多數人沒有得到絲毫好處。相反，失學、失業（下放是一種變相失業）、貧困、禍從口出、動輒得咎、落井下石、以鄰為壑、指鹿為馬、公義淪喪、國民性大倒退、肉體或精神受到打擊摧殘者不計其數。我想說，“文革”是對封建專制社會所有丑惡承繼的一次集大成，同時又有它每項具體內容的揉捏、抻拉、“錘煉”與“發明創造”。它的符號性表現非常之多，給我印像較深的如下：抄家、批鬥（打人）、遊街（示眾）、出身論、株連、關押（拘禁）、管、殺、武鬥、自殺、莫須有……等等。以我的一孔之見簡單縷述如下：一、抄家。抄家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個特色，也是古代官場的一個病理標本。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中有一個抄檢大觀園事件，不少學者認為：這是《紅樓夢》前八十回後半部中*重要、*突出也*復雜的情節，就是在整個八十回書中，也是描寫得*為精彩、*為驚心動魄的重大事件之一。從事件的規模、矛盾衝突的尖銳程度、卷入這一鬥爭的人數之多、以至這一事件意義的深刻性和所達到的典型化程度來說，恐怕隻有“寶玉挨打”纔能與之相提並論。脂硯齋在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掃蕩怡紅院之後，有一雙行夾批，點出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性：“若無此一番更變（按：指抄檢大觀園）下獨終無散場之局，且亦大不近情理。”嘉慶年間和珅被革職隨即抄家，抄沒的金銀財寶，房屋田地，難以統計，乃至有“和珅跌倒、嘉慶喫飽”的傳言。“文革”時期並無巨貪大富，所抄家者上至各級官員，下到普通百姓，無論出身好壞，蓋難幸免者伙矣！這樣的抄家規模，放眼古今世界，罕有其匹。有一天，我從學校放學回家，便被擋在門外，家裡正被一群工宣隊員翻抄。那時候我的七口之家連一張床都沒有，睡覺是鋪板擱在兩條長凳上，僅有一間住房，翻抄出來*多的東西是棕繩，一團一團地丟在促狹的房子中間——那是我父母從廣東調到江西，搬家捆綁日常生活用品之需。抄家是一個人的清白遭受懷疑之後疊加的一種羞辱，鄰居的圍觀、同事的冷眼以及同學的驚詫，不可能不帶來沉重的心靈打擊。偶與左右同齡人談起，不少都有抄家經歷。深圳一位中年女子給我微信說：“抄家給少年時代的我留下了

深刻的陰影，當時對什麼都恐懼萬分！一次是抄我家，一次是抄我舅公家……”竊以為，“抄家”作為“文革”時期一個重要的符號，值得深入調查、歸集與研究。二、批鬥（打人）。一個家被抄之後，且不管抄沒抄到值錢之物、“反動”證據以及任何可疑的東西，距其主人挨批鬥包括挨打的日子就不遠了。“文革”之初，挨鬥*多的一是當權派，二是教師（所謂“黑幫”），三是四類分子。我的一位小學教師嵇老師，出身不好，被鬥被打

次數很多，頭臉總是被打得烏青。後來下放在客運段當守車車長，“文革”中後期令他返校繼續教書，或許是當初被批鬥觸及皮肉與靈魂的印像太深，堅決不肯“歸隊”，上面停發工資，依然“不折不從”。抗命的結果是他贏了，終老在車長的崗位上。不知是否受他影響，我1970年代在鐵路當工人，六七年之後，宜春車站子弟學校缺教師，南昌分局政治部一紙命令到車站，讓我去學校教書，我也“不折不從”，一直拒看那張調令。直到接到1978

級高考錄取通知書，走人。大學畢業之後，留校一教逾30載，那是人走形勢，大局變了。當年我的父親挨批鬥，

並無群眾組織通知，隻是當日有一紙勒令貼在場（廠）門口，自家派人去看。我十二三歲之時，就充當看“勒令”

的耳報神角色。猶記得雪天陰冷，我在場門口逡巡，看到沒有父親挨鬥的通知便興高采烈，如有，便心事重重，回家路上步履滯重。每次批鬥會無論批鬥任何人，沒有一次說被鬥者老實的，無一例外都是在如林的臂膀與“不老實”、“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浪中結束，有時也難免拳腳交加。我父親被逼無奈，曾向大人孩子表達一死的意願，是母親的呵斥與毅然上臺陪鬥，挽救了他赴死的決心，那一幕，令我耿耿難忘，此細節後來寫入散文《父親後來的日子》。三、遊街（示眾）。如果說，“文革”之初的遊街（示眾）以當權派居多，後來就不拘一格了，舉凡四類分子、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投機倒把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出身不好的人，講了“反動”言論或被懷疑寫了“反動標語”的人，通奸者……都在遊街（示眾）之列。封建社會有帶著枷鎖或關在木籠子裡遊街（示眾）的，方便路人扔石頭或臭雞蛋。

魯迅當年棄醫從文，便是看到一位國人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示眾，站在左右的同胞，雖一樣是強壯的體格，

卻顯出麻木的神情，來鋻賞這示眾的盛舉。“凡愚弱的國民，即使體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魯迅語）先生在天之靈要問的是，百年而後，國人的精神得到有效療救了嗎？遊街（示眾）較之抄家等，羞辱的色彩更濃，搞臭的成分更重，現如今影視發達、互聯網普及，示眾有了更寬泛的平臺搭建。稍不留意，我們就發現，與過去習慣的神憎鬼厭的那一套互相勾兌，易；與人人向往的看似呼之欲出的現代文明彼此握手，難！四、出身論。可以說，上個世紀的偌許年，出身的魔咒是千萬個家庭的夢魘，於“文革”十年為烈，遂有遇羅克驚天動地的《出身論》。遇羅克父母皆“右派”，他便烙上了“黑五類”的鈐印，高三畢業盡管成績優異，三次高考均不被錄取，24歲那年恰逢1966年，他有《出身論》發表，1968年被捕，1970年被槍決。我們在小地方，距離這種思想先驅很遠，遭遇的出身窘迫卻無遠弗屆。我的一位同學成績全校撥尖，因為出身不好，竟至初中畢業不允許上高中（次年形勢略有緩解，纔允續讀）。我父親所在的鐵路企業，當年陸續下放而來的“黑五類”，連簡單家屬住房也不敷分配，一律租住在附近農家。他們的孩子眼裡流露的永遠是卑怯，凡是當兵、招工等好事均與之絕緣。我的祖父1939年即病故，我的父親17歲因家鄉淪陷而外逃此後一直未歸，我卻還得隨祖父填報地主出身。所幸我父親是鐵路職員，且是中共黨員，我得以在十六七歲招工進了鐵路——雖然是一名裝卸工，也要講出身！此後集體**本上一直改不掉的地主出身，成了心頭揮之難去之羞與痛。直到“文革”結束，從此一應表格，逐漸淡出了

“家庭成分”一欄，心頭重負，方始卸下。尤難忘記的是文革結束之後放映印度電影《流浪者》，這部電影謳歌堅貞不屈的愛情同時，批判了“血統論”——大法官拉貢納特信奉的是這樣一種哲學：“好人的兒子一定是好人；賊的兒子一定是賊。”此時距離“血統論”荼毒天下的“文革”劃上句號不遠，舉國各地受“家庭出身”戕害多年的青年人在電影院，在異國他鄉攝制的一部尋常電影中，找到了思想的共振頻率，情緒的宣洩出口。用街談巷議、熱淚盈眶、一票難求形容當時的觀影盛況，並未為過。五、株連。株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表現十分突出，代

有承傳。早據《尚書》記載，夏啟和商湯在出征之前的訓詞中威脅部下，警告他們如果在戰爭中不聽從命令，就會將犯者連同其子一起處死，這被稱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早記載。株連九族的血腥之案，史不絕書，就是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員與其共同承擔刑事責任的刑罰制度，在古代稱為“族”，“族”者，意味著由一個人的死罪擴展為家族成員的共同死罪。這一違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統治者自己津津樂道的暴虐刑制，在中國古代居然長盛不衰，使得後代很多法律史學家為之困擾、難過與不解。“文革”的株連，主要體現在，親屬之中有所謂“關管殺”者、出身不好者，必定在“族”中影響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影響的遠近深淺，需要社會學家寫一本大書條分縷析纔夠出彩。我的大姐1968年高中畢業奔赴建設兵團，後來在單位找了一個對像，當我哥哥得知我們未來的姐夫有一個親戚在臺灣之時，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與反對，幾乎到了姐弟反目的地步。我母親的大弟弟亦即我的大舅舅1949年之前纔20左右，被湖南汩羅老家的一個國軍團長帶去了臺灣，我們姐弟五人將這一“重大隱情”牢牢藏匿，在填不完的表格的“海外關繫”一欄中，是永遠的空白——那是生活履歷多有一段空白纔多有一點安全的年月。不僅在臺灣的大舅舅不填，連近在湖南汩羅的小舅舅也不填，但凡出身不好，權當沒有這個親戚**，以免受累。六、關、管、殺。那時候填寫履歷表，有三欄*是醒目：一是家庭成分，二是海外關繫，三是親屬中有無關管殺人員。關即關押、勞改；管即管制勞動；殺即判死。親屬或親戚中，如果有這三類人員，避之唯恐不及。不然，招工、升學、調遷以及婚戀都會受到不良影響。根據“文革”時期頒布的《公安六條》，除了地富反壞右，“關管殺”子女也一律不允許參加“文革”，一旦發現，立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時候，“文革”頭四五年，街鎮上隔不了幾天就有一批白紙黑字的布告挨個兒張貼，一貼就是一大排。凡有被槍斃的角色，布告當中就是一把觸目驚心的大紅叉，引起路人踮腳引頸觀看。那時候被槍斃者的罪名以“現行反革命”居多，“反革命罪”在1997年頒布的《刑法》中被取消。我印像*深的一條罪名，也是在偌多布告中出現頻率**的罪名：“對現實不滿”——“對現實不滿”是個筐，什麼雞毛蒜皮都可以往裡裝。1979年第5期《詩刊》刊出駱耕野的《不滿》，既石破天驚又振聾發聵：……誰說不滿就是異端/誰說不滿就是背叛/是湧浪，怎能容忍山澗的狹窄/是雛鷹，豈肯安於卵壁的黑暗/不滿：激揚著對海洋的神往喲/不滿：蘇生著對藍天的渴念……哥倫布不滿鉛印的海圖/纔發現了大洋的彼岸/哥白尼不滿神聖的《聖經》/纔揭開了宇宙的奇觀/開普勒不滿“日心說”纔去發展真理/亞裡斯多德不滿柏拉圖纔能“青出於藍”……這樣的詩歌從那個幽暗壓抑的時空隧道磅礡而來，非親歷者，難以體會驟見陽光的喜極而泣。七、武鬥。“文革”中的武鬥，主要在1966年底到1967年，那時我年紀尚小，見識不多。武鬥**槍發聲上海，迅速響遍全國，*厲害的有四川、廣西等省。四川三線兵工廠多，不僅槍彈處處，裝甲車與坦克也上街了。但見那時“兵團”林立，兩派互相攻訐，都稱自己是造反派，對方是保皇派。如果夫妻不在一個“兵團”，也會為“誓死捍衛”而兵戎相見，大打出手。有三件事情因為目睹，可以一記，一是某日下午，小鎮的某造反派組織手持梭鏢大刀、小口徑步槍，將上海開往重慶的23次特快列車截停，押至後山采石場的專運線挨個搜檢旅客；後傳出有可疑旅客被帶走，生死不詳。二是某日武鬥槍響，母親催促我們臥在牆根，免得被流彈擊中；果然“戰事”結束之後，得知本單位張家兒子，在油菜地裡奔跑被槍彈擊中當場殞命。三是，我當年去萍鄉鐵路醫院看腳傷，順道去了市區街心的公園。那天下午，殘陽晚照，一片冷清，但見公園裡成片成片都是（武鬥而死）紅衛兵的墳塚。大約半年之後再去，墳塚已悉數鏟平，蕩然不存，一切無謂犧牲的青春，被新植的綠樹抹得一干二淨。當年聽到令人血脈僨張的例子是，南昌五中“一小撮戰鬥團”，用血肉之軀奮堵機槍眼，遠近聞名，這顯然是從上甘嶺戰士黃繼光的英雄壯舉中得到的啟發。為“誓死捍衛”雲雲，五中紅衛兵到底死了多少人？全國各地的武鬥，紅衛兵及其形形色色的派別組織一共死了多少人？沒人統計，抑或，無法統計。

八、自殺。在百度中檢索“文革中的自殺”，會跳出一個長長的頁面，長長的名單，但主要是名人：教授、作

家、科學家等學者及學術權威。名人影響大，後人給予的憑弔、嘆惋與同情更多。其實，“文革”自殺絕大多數是普通人，以我所在的贛西一個四等小站彬江為例，當時隻有十幾名員工，便有三人死於自殺：一跳河、一投井、一上弔。趙先生是車站貨運員，他的死給我印像*深，因為他家與我母親家是湖南汩羅老鄉，平時走動較多。小站貨運員趙先生的自殺，現在看來理由很是不充分。記憶中，“文革”纔剛開始不久，平時放電影的俱樂部成為批鬥主戰場還不多久，趙先生出身不錯，卻有一個歷史污點——國民黨員，按當時批鬥對像，屬於“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一類，俱樂部開始有了批鬥會，還沒有輪到他呢，他就被那個陣仗嚇得跳了袁河！我們後來跑去河邊看，他跳河之前抽了不少煙，草灘上散落一地煙頭，可見跳河之前內心頗為掙扎。他的遺體打撈上來，擱置在車站屋檐下，覆上棺蓋的時刻，孤兒寡母哭天搶地撲上去，令人動容。死者已矣，難的是生者。趙家有四女一男，皆小，趙母是家屬工，平時端賴趙先生一個人的工薪維持生計。如今頂梁柱沒了，家中生活捉襟見肘，趙母所幸會踩縫紉機，左鄰右舍地接些衣料做裁縫。但見一盞十五瓦的白熾燈懸在黑黢黢的屋中，一天到晚，踏機聲不曾稍懈。經此打擊，一個家從此了無生氣，**的兒子後來也因犯事入獄，幾年後出來，自是沒有正式工作。“文革”中被處決的人多，還是自殺的人多？學界看法不一。對這一類數字，歷史*是曖昧不明。九、莫須有。“文革”綿延十年，罪名甚多，有好事者巨細無遺地予以羅列，至少幾十種。然一言以蔽之：莫須有。這纔會有“文革”結束之後，胡耀邦主政中組部期間，推倒如山的冤案，上至國家主席，下達販夫走卒，幾乎一風吹。這一方面，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所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著名作家馮驥纔的《一百個人的十年》記載詳實，令人不忍多看。記得曾見一份法制報刊報道：南京鐵路建築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窯的西側工作，苦於東風刮來窯煙，無意中說了一句要是刮西風就好了的話，不想被指責為與領袖的名言“東風壓倒西風”相對抗，足見其思想反動，從而被處以管制勞動三年。我在宜春火車站經歷的兩個例子，亦可佐證，那個時代定人以罪，隨便得如同兒戲。大約是“文革”後期的1975年，有一個運動，叫“一學三批五大講”，這種數字填空遊戲，因為時代久遠已經不復記憶，具體內容則是群眾自我教育運動。凡是所謂自我教育運動，在基層都不易搞起。很快的，南昌鐵路分局派下工作組，組織調查發動，這樣車站就不能不重視。某次車站干部會議，我擔任秘書記錄。與會人員不多，除了分局工作組一二成員，站長、總支書記，另有裝卸、貨運、客運與運轉四個車間的主任出席。會上提交了車站兩個員工的材料，一個是扳道工X，他在車站對面的煤炭裝卸場附近有一處平房，大約三四間。據調查有一部分X拿出來常年租賃，租賃對像是一撥短途販賣者，販賣甘蔗等農副產品。那時候，租賃房屋構成投機倒把，這個材料經七八個人關起門來討論，定X為壞分子，帽子掌握在群眾手裡，隨時可以戴上，此其一；調離扳道工崗職，派去看守道口——這就是道口工低於扳道工的意思了，此其二；如果說前兩點對子女眾多、家境維艱的X還沒有構成太大打擊的話，第三點就比較要緊了：罰沒所有租賃所得，考慮到X一時交不出來，計月扣除。我當時“以工代干”，在總務室幫助老王頭造工資表，每月發工資，X都要在我倆面前訴苦，原本纔錢一個月，七扣八扣，所剩無幾，一大家人頓時陷入愁苦。以後很長時間，但凡取工資，我眼前都會浮現X那張苦皺如杉樹皮的臉。另一個受到處理的是貨運員Z，他的老婆常年在老家上海，Z隻有一年一次的探親假。夫妻分居在那個年代很普遍，一年隻有十來天鵲橋相會，盡管有悖人倫，卻契合革命倫理。Z沒有把持得住，某日給另外一個分居的女職工寫了一封求愛信。這名女職工的丈夫因為是四類分子，在兩站之遙的鐵路采石場勞動改造；她與Z同住一個筒子樓，隔裡隔壁，朝夕相見，曠夫如Z不免產生單相思。求愛信寫在一張練習本撕下的頁面上，毫無花前月下的甜言，相反因赤裸裸而顯得粗俗，譬如開篇就是這樣的句子：“久憶隔牆黑牡丹，近日更加掛心懷”。女職工不假猶豫地上交了Z的挑逗信，單位隨即存入Z的檔案，恰遇“一學三批五大講”，該信呈“堂”證供。討論Z的處理，不像X的問題那麼干脆利落，有人建議判處徒刑，又為該判多少年爭執。*後還是工作組“掌握政策”，或許認為寫了一封求愛信獲刑稍嫌太過，遂定性與X一樣：壞分子。這兩個人的罪名及處罰，應是隨著“文革”的很快結束得到了解脫，人命危淺，人格卑微，人性混沌的圖式，卻由之可見一斑。以上算是親歷過，在在都是底層、小民與直觀的印像，發乎為文，未必就比沒有親歷過的人書寫得更好，畢

竟小說是一種虛構為主的文體。況且，較之我認識的一些智慧長者以及閱讀過的一些厚重紀實，我等“文革”發動之時，隻能算紅小兵的經歷，殊難望其項背。饒是如此，依然對那一場貫穿我兒時至青春期的運動耿耿難忘，並期冀有更多的過來人，加入虛構與非虛構的“回憶性書寫”。我的一位大學同學二十多年前說的一句話，亦令我不能忘懷：這樣的大事，如果發生在歐美國家，不知道要生產出多少文學巨著與電影大片來深刻演繹！對於歷史，尤其是發生不遠且迄今或深或淺，仍在影響我們的思維與生活的歷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評價、看法乃至思想交鋒，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階段、不同學科、不同方法的研究與呈現。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溫馨與優容，來辯說與粉飾一場全民族的大災難，實非我能接受。說實在，對社會不公的強烈不滿，導致底層群體對“文革”充滿浪漫想像，一些過來人心存過濾性懷舊，我都能理解。但要無端地美化它，或者抽繹出一二細節來，以證其或必要合理，或莊嚴肅穆，或“就是好，就是好”，不僅與我的感受不吻——相信與大多數過來人的感受亦不合，還與“文革”過後國家痛定思痛的相關歷史決議相悖。生活因了酸甜苦辣，更顯豐富；相較於生活，文學無

疑更自由、灑脫、跌宕、審美。為讓學生輩不僅僅迷戀“小時代”，亦對師長輩的過去有更多的了解與評說，特

將我的80後學生賴佛花發在《讀書》上的一篇評論，殿為後記。

“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

媒體評論

1. 以《抄家》為例，我以為這篇作品可看作是一個極具哲學意味與人性深度的寓言。因為他對於歷史的介入，已不是單純講述通常可以想像的暴力本身，而是深入到主體的內心與靈魂之中。我甚至認為，它稱得上是一個絕佳的電影劇本，可以由**的大師來導演，可以拍出與《朗讀者》、《辛德勒的名單》一類電影相媲美的傑作。——張清華（著名評論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2. 《抄家》重寫文革故事，這樣的角度初讀之下，肯定讓人疑惑，這與堅持“啟蒙”理念的控訴性的主流文革敘事有所差距，細讀下去，就理解南翔的用心，他能在沉重悲戚的文革敘事中，劈開多條自己的小小路徑。他的故事寫得跌宕起伏，看似波瀾不驚，卻能扣人心弦……南翔的小說創作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握住生活的實在，讓人感受到生活存在的那種質地，感受到他的藝術品格。——陳曉明（著名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博士生導師）

3. 《抄家》有著奇妙的構思，方家駒為了避免過多傷害，找來自己的學生上門抄家，以圖蒙混過關。不料兩個學生分屬不同的戰鬥隊，抄起家來相互攀比和較勁，結果把母親藏在鞋底的金戒指，自己借人未還的線裝本《金瓶梅》以及父親服務美國第七艦隊的委任書等，都一一抄了出來，事情越鬧越大，一發不可收拾，終致妻離子散的方家駒杳然不知所蹤。這篇小說，側寫“文革”，實寫大歷史中的人物之浮沉。——白燁（著名評論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在線試讀

三個月前，方家駒的老婆就帶著兩個孩子去了鄉下，那裡有她們的一個遠房親戚；臨走冷冷撂下一句話，我們還是離婚的好，不要坑了孩子！他燒好一暖瓶水，桌上擺放了咖啡與茶葉，以備來抄家的學生們自選，便洞開大門，在屋檐的籐椅上，背負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打瞌睡。朦矓中，還沒將一個酸澀的夢把握真切，忽然聽得舒伯特的《軍隊進行曲》像是雲霄中鏗然而下的一條紅色飄帶，人就情不自禁觳觫起立。徐春燕居然帶來一把小提琴，俏皮地夾在左下巴，還能左右搖頭，一隻馬尾辮子喜鵲一般跳起來。她的左後方是大偉，大偉帶了一個旗手，也是本班同學，舉著一面鮮紅為底，金黃刷漆的三個字：井岡山；她的右後手，是阿散，同樣陣容，也是一個旗手，也是鮮紅的一面兵團旗幟，隻不過，仙人洞三個字，刷成了驚世駭俗的隸書黑體！阿散搶先發言道，方……老……駒，這當然不是口誤，而是“當今世界殊”的時代，他不能把握是叫老師，還是直呼其名，結果就成了一個新舊合璧的“方老駒”！索性就再叫了一句，方老駒你不要驚奇，我們的仙人洞三個字為何印刷成了黑體，既然是洞，就不可能違背自然常識，弄成金光燦燦的黃色！說罷，朝井岡山投去不無輕蔑的一瞥。大偉當然不甘受辱，反駁道，把天生一個仙人洞的洞刷成黑色，我看就是別有用心！世上凡是黑色的，都是反動的，你看，黑五類，黑七月，黑幫……哪一樣不反動？阿散剛要反駁，徐春燕舉起小提琴擋在中間道，今天是叫你們來方老師家抄家的，不是叫你們來吵架的。說話間，兩面旗子——井岡山和仙人洞，已經挑戰一般，分插在屋檐兩側。遠遠的，有人探頭探腦欲窺究竟，大偉嗓子憋住一口痰，重重朝外一唾，憧憧人影就像耗子一樣逃遁了。畢竟，如火如荼的年代，因為湊熱鬧而無端賈禍者，不是二百五就是賊膽大！大偉和阿散分兩邊坐下，方家駒雙手絞握，恭立在一旁，腰身彎成了四十五度，脖頸愈發顯得瘦如仙鶴。燕子問道，方老師準備好了嗎？方老師受寵若驚道，準備好了，請？燕子想了想，小提琴左手一指，讓井岡山進了左邊的書房查抄；右手一指，讓仙人洞進了右邊的臥室。她說，我看重點就是書房和臥室，客廳和廚房就由我來查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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