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003  序 一個真正的鄉巴佬  /馬悅然

010  人物關繫表  

001  親家

003  女人

005  愣二瘋了

007  蓨麥秸窩裡

010  鍋扣大爺

012  男人

015  賊

018  三寡婦

022  狗子

027  打平花

031  愣二、愣二

038  福牛

044  喫糕

048  貴舉老漢

054  蛋娃

062  黑女和她的二尾

072  曬陽窩

078  柱柱家的

085  福牛、福牛

090  天日

095  下夜

101  狗子、狗子

108  丑幫放羊

122  溫善家的

130  蓨面味兒

134  老銀銀

141  看田

147  貴舉和他的白脖兒

155  灌黃鼠

165  玉茭

190  代跋    讀《到黑夜想你沒辦法》  /汪曾祺

194  附錄  你變成狐子我變成狼——我與雁北民歌  /曹乃謙  

序    一個真正的鄉巴佬

馬悅然（瑞典）

我一九九〇年代初，在一個雜志上找到了曹乃謙的幾篇很短的短篇小說，題名為《溫家窯風景》。我一看就發現他是一個很特殊的、很值得翻譯的作家。一九九三年我的瑞文譯文發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學雜志上。我給我的老朋友李銳寫信，問他能不能告訴我曹乃謙是誰?李銳回答說他跟乃謙很熟，也告訴我，他是一個大同市的警察。

去年八月底，我有機會跟李銳和陳文芬到呂梁山去，在李銳“文革”時期插隊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難忘的幾天。回到太原以後，我們跟曹乃謙見面，大家在一起高高興興地喫一頓飯。乃謙那時把《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溫家窯風景》交給我，一共三十篇。我已經把那三十篇翻成瑞文，希望今年秋天會出版。

翻譯過程中，我每天和曹乃謙通信，請他解釋一些我不懂的方言詞語等等。他每每解釋得非常清楚，對我的幫助很大。我簡直簡不能懂為什麼大陸的文學評論家沒有足夠地注意到曹乃謙的作品。後一個句子容有山西北部方言的一個詞語：“簡直簡”。這種加強語氣的詞語常常出現在曹乃謙的語言裡。他小說裡的主人翁不會說“每天”，一定說“日每日”。像李銳一樣，曹乃謙很會模仿生活在貧窮山村裡農民的語言。兩個作家小說中的對話裡所運用的髒話與罵人話真是粗得嚇人。什麼“狗日的”“日你媽”“我要日死你千輩的祖宗”，跟英語的“mother fucker” 和“fuck you”一樣普遍。其原因是很好懂得：兩個作家在“文革”時期都生活在山西的山村裡。李銳在呂梁山的邸家河，曹乃謙在山西北部的一個更窮的山村。

有的讀者也許會認為曹乃謙的語言太粗，髒話太多。其實，他是一個單純立身在農村裡的作家，他的耳朵很靈便，他會把農民的語言搬進他的小說裡。我自己認為他的文學藝術成就非常高。我的希望是曹乃謙的小說在臺灣出版之後，大陸的出版界會發現他是當代秀的中文作家之一。

曹乃謙的著作跟李銳題名為《厚土》的短篇小說集差別相當大。曹乃謙書中所描寫的事件和情節相互關聯得很緊，故事裡頭的人物和場景又相互交叉得很緊。我自己覺得曹乃謙的著作在文體上比較像李銳的長篇小說《萬裡無雲》。

李銳在他的短篇小說集《厚土》和他的長篇小說《無風之樹》與《萬裡無雲》所描寫的農村生活方式，主要靠他在邸家河生活那幾年的記憶。山西省的地圖上根本找不著曹乃謙的溫家窯。像Faulkner Yoknapatawpha一樣，溫家窯隻存在於作家的想像裡。可是那貧窮的山村的環境，生活方式，經濟條件和人物都是真的。

曹乃謙在他的一封信裡說:“溫家窯裡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有原型的，都是真實地存在過的。當然了，這些真實存在著的原型以及他們的事，不一定都是發生在這個我給知青帶隊的北溫窯村裡……反正，都是我們山西省雁北地區農村的人和事。我把他們集中在了‘溫家窯’。”

曹乃謙在《自序》中說:“中國作協主辦的內部刊物《作家通訊》編輯室有次來信問我說：‘你的創作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我的答復是：‘食欲和性欲這兩項人類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對於晉北地區的某一部分農民來說，曾經是一種何樣的狀態。我想告訴現今的人們和將來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後的人們，你們的有些同胞你們的有些祖先曾經是這樣活著的。”這就是曹乃謙的使命。

已故的作家汪曾祺是曹乃謙的老朋友。在《跋》一文中汪曾祺說，“曹乃謙曾問我說：我寫東西常常自己激動得不行，這樣好不好?我說：要激動。但是，想的時候激動，寫的時候要很冷靜。曹乃謙做到了這一點。他的小說看來不動聲色，隻是當一些平平常常事情敘述一回，但是他是經過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說貫串了一個痛苦的思想:無可奈何。對這樣的生活真是‘沒辦法’。曹乃謙說：問題是他們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好，他們不覺得這樣的生活是可悲的。”曹乃謙冷靜狀態之下藏著對那山村居民的真正的愛，對他們的艱苦命運的猛烈的憎恨。

溫家窯離臺灣的鄉村或者離我瑞典家鄉有幾千光年的距離。雖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覺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會計以外，都是我的同胞們，都活在同一個世界裡，在同一個蒼天之下。

溫家窯容有三十戶人家，一共不到兩百口人。出現在曹乃謙的小說裡的有五十個人，男女，老小在內。山村的領導人物是一個愛虐待村民、非常可惡的會計，一個比較寬大的隊長，和一個下鄉的干部。另一個權力較大的人物作者描寫得真妙:“一個臉上的皺紋像耕過沒耙過的山坡兒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過沒啃淨的墳頭草”的老頭兒。那個好像跟李銳小說裡頭的神樹起一樣作用的老頭兒，代表中國可怕的傳統家長的社會。

小說裡所敘述的事多半發生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兩年。在“文革”十年，人人怕的是“群專”，就是“群眾專政委員會”，一個當時各級政府維護治安的組織。出現在故事裡頭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可憐的年輕或者中年的光棍兒。除了渴望喫飽以外，他們都渴望跟一個女人睡覺。真奇怪的是，口裡裝滿了髒話的光棍把“睡覺”說成“做那個啥”。但是那貧窮的光棍兒哪兒去找買一個女人所需要的兩千塊錢呢?買不起女人的話，就隻有跟自己的妹妹，或者跟自己的母親做那個啥。要是簡直簡沒有辦法的話，就得找一個母羊來代替女人。光棍們的頭頭叫“下等兵”。他年輕時候當過兵，見過世面，玩過妓院。這個人自認是他媽一條好漢，什麼事都辦得了。他知道怎麼樣對付女性，也知道怎麼去應付個人的肉欲與渴望。下等兵早年在傅作義將軍的部隊當過伙頭軍，會做菜。光棍們的樂趣是隔上個一月兩月的“打平花”。“打平花”的意思是：我拿我家裡有的，你拿你家裡有的，然後大家在一起打牙祭。家裡平常有的隻有蓨面(一種燕麥的面粉)，山藥蛋或者玉米。

那個年代的山村裡的生活非常苦，村民所分到的谷物隻能保證他們不會餓死。年底算工分分紅的時候，每一個出勞動力的人所得的是九十到一百塊錢，夠買煤油、鹽和火柴等土地生產不了的用品。手電筒是村裡一個近代化的事物。

村民常常餓肚子。他們肚子越餓，他們越夢想到喫八八六六(八八是八個涼盤和八個熱盤，六六當然是六個涼盤，六個熱盤)。可八八六六當然是永遠喫不到的。那可憐的村民喫什麼呢?平常喫的是糊糊，那就是燕麥面或者玉米面做成的比糨糊還稀的粥。農民們也大量地采野生的苦菜，煮半生後，腌泡在大甕裡，能喫一年。他們也常常喫燕麥面做的面條(魚魚)，裡面加點齋齋苗兒(一種野生的韭菜)。農民喜歡的食物是用黃米做的油炸糕。可是每一個人一年纔能分到半斤油。如果全家是四個人，隻能分到二斤油。那二斤油全家要喫一年，他們怎麼會舍得喫油炸糕呢?他們隻有喫不用油炸的素糕。村裡的光棍們喜歡喫的是油炸糕，盼望的就是娶個女人。需要滿足的就是這兩種欲望。有一首要飯調說：“油炸糕，板雞雞，誰不說是好東西。”板雞雞指婦女的生殖器。

     曹乃謙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作家。他不回避一般大陸作家不敢提到的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亂倫。

書中的頭一篇的主人翁黑蛋隻花了一千塊錢為自己的兒子買了一個女人。因為價錢很低，黑蛋就答應讓親家每年把自己的老婆接回家去，用她一個月。黑蛋把親家和女人送走的時候，心裡想：“球，去哇去哇。人家少要一千塊，就頂是把個女子白給了咱兒。球，去哇去哇。橫豎一年纔一個月，中國人說話得算話。”黑蛋的口頭禪是“中國人說話得算話”，那貧窮的村民有他們自己的道德觀。

第三篇的主人翁愣二因了性欲的壓迫有時發瘋了。他母親就讓她丈夫到離村比較遠的煤礦去跟他們的大兒子要錢。丈夫過了幾天回家的時候，愣二好了。像Faulkner一樣，曹乃謙的一個特點是他讓讀者讀出言外之意。

     那個年代，在中國大男人主義的農村裡，婦女的地位很低，比毛驢稍微高一點點，第二篇講的是叫溫孩的一個光棍兒總算是娶上了女人。全村的人都很高興。可是聽房的人說：“啊呀，新娘不願意脫褲子!”後來有人說：“她也不願意出地，也不願意給丈夫做飯!”溫孩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一個臉上的皺紋像耕過沒耙過的山坡兒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過沒啃淨的墳頭草的人就說：“你去問問你媽。”溫孩的媽說，非把那女人好好地打一頓。好，溫孩回家去，把女人打得臉上盡黑青。後來，溫孩女人就給溫孩做飯了。再後來，溫孩女人就遠遠地跟在溫孩屁股後面扛著鋤出地了。這個結婚日不願意脫褲子的新娘後來又變成一個男女平權主義者，找著一個愛她的情人。

     村裡男女之間也發生不求肉體之愛、比較浪漫的愛情。愣二喜歡的姑娘叫金蘭。愣二明明知道他永遠沒有希望娶她，可是非去看她不可。他去找她的時候，金蘭光著腳板坐在炕上撕棉花。“‘你看，我一看就知道你在撕棉花呢。’愣二說。金蘭隻顧撕她的棉花，不言語。‘金蘭，你撕棉花撕得可好看呢，我可好看你撕棉花呢。’愣二說。‘金蘭，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腳板呢。你看你的光腳板兒可好看呢。你看，你看你給壓住了。’愣二說。”在這兒，曹乃謙又讓讀者讀出言外之意。金蘭聽愣二說，“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腳板兒。”就有點害羞，用腿膝把光腳板兒壓住了，不讓愣二看。

曹乃謙的著作裡值得佩服的角色都是婦女。其中給人深刻印像的是柱柱家的，一個正義感很強而且非常寬大，非常能干的婦女。她給她丈夫柱柱生了兩個兒子。老大和老二都是二十來歲的光棍兒。他們家裡還有柱柱的弟弟二柱，一個快四十歲的光棍兒。他們雖然攢了一筆錢想給二柱買個女人，可是總是沒找著一個合適的對像。他們終於決定“朋鍋”，那就是每兩個星期輪流跟柱柱家的睡在西房的炕上“做那個啥”。這種安排不是很好嗎？原來打算用來給二柱買女人的錢，就用來蓋了三間窯房，等老大買了女人以後讓他住在那兒。可是買女人就需要錢，需要錢就得在縣裡的磚瓦廠找工作，在那兒找工作，就需要走後門兒，要走後門兒，就需要找下鄉的干部老趙。老趙是一個又善良又有辦法的人，隻要是柱柱家的意願跟他“做那個啥”，什麼問題都會解決了。好，老趙給柱柱、二柱和老二玉茭在縣裡的磚瓦廠找到工作。對老趙來說，這樣的安排不是一舉兩得嗎？性欲過度的玉茭因為偷看女人上廁所，被“群專”抓了，被打一頓後，就趕回家去。他有一天發現他媽和下鄉的干部在東房的炕上做那個啥。他氣得發瘋了，把下鄉的干部趕出去，然後強奸他自己的媽。柱柱和二柱從磚瓦廠趕回來之後，玉茭給抓住了。抓了以後，把他捆在一扇平放的門板上，嘴裡給實實地填進一些驢糞，然後把他放在新蓋的窯房裡，把門鎖了。第十天，柱柱叫了下等兵給玉茭洗身，給他穿上新的衣服。(我從這兒開始讓曹乃謙自己把故事講完)

第十七天的頭兒，柱柱家又熱熱鬧鬧大紅火起來。這天是大吉大慶的日子。這個大吉大慶的日子是給玉茭娶鬼妻。鬼妻是玉茭的親舅舅在他們村給花了三百塊錢訂下的。鬼妻是個姑娘家，半年前因為不想嫁給一個人，從家偷跑出來在西溝的歪脖子樹上弔死的。為這事，溫家窯的人很氣憤，說你們村人為啥跑我們的歪脖子樹來上弔。要知道歪脖子樹是我們村的歪脖子樹又不是你們村的歪脖子樹。可是這會兒看來，這事是鬧對了，那女娃死對了地方。沒死錯。當鬼妻的棺材從板板車上抬下來時，玉茭媽哇地放聲哭了。人們說你甭哭，玉茭媽玉茭媽你甭哭，大吉大慶的日子你甭哭。玉茭媽這纔不哭了。人們說玉茭想要個女人，這下有了，這大慶的日子你該笑纔對。玉茭媽的腮幫子動了動，想裝笑可笑不出，差點兒又要放開聲哭。她趕快拿上牙咬住下嘴唇。

     我頭一次讀這個故事的時候流眼淚了，感覺到玉茭媽很像古希臘悲劇裡頭的一個女傑。我再讀，覺得她真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曹乃謙是一個minimalist writer (我不知道這個英文詞該怎麼樣譯成中文：極微形式的作家？)他的著作中不多一個字，也不少一個字。他會用不超過五百個字，把一個人的命運或者一個家庭的災難都寫出來。我覺得他的寫作方式類似音樂的演奏。一個拉二胡的人要是把一個音符拉走了，整個調子就完蛋了。其實，曹乃謙也是音樂家，他小的時候學會吹口琴，後來也學會橫笛，二胡，豎簫，三弦，管笙，嗩吶和揚琴。乃謙的音樂之纔也表現在他著作中的對話，他會非常巧妙地利用對話之間的沉默。

乃謙也很喜歡唱民歌，而且唱得非常好。去年九月初，李銳、蔣韻、文芬和我在太原跟乃謙喫晚飯的時候，李銳和乃謙兩個都給我們唱要飯調。我記得乃謙唱的是這麼兩段：

“你在圪梁上我在溝，親不上嘴嘴招招手。”

“紅瓤西瓜撒白糖，不如妹妹的吐沫香。”

這些要飯調的那種天真、樸素的美感讓我想到我很欣賞的南北朝的《子夜歌》。

瀋從文是五四運動以來我欽佩的作家。我沒有跟乃謙談過瀋從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賞汪曾祺的小說，我相信他也會欣賞瀋老的著作。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種鄉愁》我把瀋從文說成是“鄉巴佬，作家與學者”。而乃謙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我知道乃謙會同意我的這個看法。

     他在本書臺灣版的《自序》裡說：“我之所以關心這些饑渴的農民，是因為我出生在農民的家庭。可以說我是半個農民。起碼我身上流著有農民的血液，腦子裡存在著農民的種種意識，行為中有許多農民的習慣。比如說，我不喜歡喫單炒菜，就喜歡大燴菜。我不好坐在寫字臺前寫字，就喜歡盤腿兒坐在床上扒在蓋窩垛寫。再比如，盡管我住在樓房的中層，可每當室外下大雨，我總要不時抬頭看看房頂是否漏進了水，看看大雨裡是否夾雜能把莊稼打壞的冷蛋。每次當我睡覺鋪床時，我總是輕手輕腳，怕把床頭櫃上的臺燈讓被子扇起的風給吹滅。還有別的，還有別的。總之，我是個穿著警服的農民。”

二〇〇五年三月於斯德哥爾摩      

（本文作者為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