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後，又竟這麼著，我回到了老家。站在中心廣場上(從不懂事，到淘氣，到大小伙子，我走過這裡多少次喲)，我感覺不到有任何激動之情。相反，我倒在想這廣場(鐘樓雄視著家家屋頂，活像一個戴著尖頂頭盔的大兵)跟某座兵營龐大的演武場頗為相似。這座摩拉維亞地區的城市，當年原是對抗馬扎爾人和土耳其人襲擊的堡壘，尚武的往昔在它的面貌上留下了無可挽回的可憎烙印。
這麼多年裡，任什麼也沒有使我動心回歸出生之地。我對自己說，它已經與我各不相干，而且，這於我也在情理之中：十五年來我一直在外，此地僅有幾個熟人而已，換句話說是幾個老同學(是我寧願避而不見的)；我的母親被埋在外人家的墓地裡，不由我照管。然而，我自欺欺人：所謂各不相干，其實是恨；恨的理由我也難以說清，因為在這座城市裡，也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曾經給我既有好的、又有壞的遭遇，但不管怎麼說，反正我對它就是心存怨懟；現在到了這裡，我又醒悟到，那個促使我回家的使命其實本可在布拉格完成，但正好有個機會可以在家鄉進行，突如其來的強吸引力使我忍不住了，因為這項使命是一件要厚著臉皮纔能完成的俗事。因此回家也就免了人家懷疑。我對往昔竟還心存溫愛。
我以嘲弄的目光再次環視這個令人不快的廣場，這纔轉身朝著下榻的旅館那條街走去，過夜的房間早已訂好。門房遞給我一把帶著一個梨形木牌的鑰匙，說：“三樓。”房間不怎麼招人喜歡：靠牆有一張床；屋子中間是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惟一的椅子；床邊有一張桃木桌，帶鏡子，也就算梳妝臺了；近門邊是一個絕小的洗臉池，釉面斑斑駁駁。我把毛巾放在桌上，打開窗子：可以看見院子，還有一些房屋，它們又禿又髒的背面朝著旅館。我關上窗，放下窗簾，走到洗臉池邊，上面兩個水龍頭一個標著紅色，一個標著藍色；我都試了試，流出來的水一律是涼的。我打量那張桌子，充其量隻能放一個水瓶、兩隻杯子；不幸的是，隻有一個人能坐在桌旁，因為整個房間沒有第二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邊，想坐在床上，可床太矮桌子又高；再者，床在我的重量下塌得厲害，一坐就知道這床不但不能充座椅，就連能不能勝任其床的職責也很可懷疑。我用兩個拳頭撐在床上，蹺起穿鞋的腳，小心不弄髒床單和被子，躺下去。凡是在我身體下的部分，床墊就凹下去，我倒像是睡進了一個弔鋪，或說是一個窄窄的墳坑：根本不能想像還可以有一個人和我在這張床上同眠。
我坐在椅子上，望著被光線照得透明的窗簾，心裡盤算著。就在這時候，過道裡傳來腳步聲和說話聲；一男一女兩人聊著，一字一句都讓人聽得真切：他們談到一個叫彼得的，從家裡逃走了；又提到一個稀裡糊塗的克拉拉姨媽，總是嬌慣孩子；接著聽到鑰匙在鎖孔裡轉動，門開了，那兩個聲音進了隔壁房間；我又聽見那女人連連嘆氣(是的，甚至嘆氣聲也直送我的耳邊！)，那男的表示一定要再一次提醒克拉拉。
我站起身，已經有了主意。我在洗臉池裡又洗了一遍手，用毛巾擦干，沒想定究竟去哪兒就離開旅館。我隻知道：旅館的房間太不盡如人意，如果我不想因為這一點而使此行遭致失敗，那麼我應當——盡管我多麼不樂意——毫不聲張地去求助於某個本地朋友。我飛快地逐個檢視青少年時代的面孔，可馬上又把它們全都撇到一邊，因為我所需要的幫助具有私密性，我不得不極盡周旋纔能跨越這麼多年的隔閡——而這麼多年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我不想這麼做。不過我隨即又記起這兒想必還有一位，從前我曾為他在此地謀到職位，而且據我對他的了解，他會很高興有機會還情於我。這個家伙很古怪，既刻板較真，又多慮多變。據我所知，他的老婆已經跟他離異多年，原因很簡單：他到哪兒都能過日子，就是不跟她和他們的兒子一起生活。我想到他可能已經再婚，又焦急起來，要是真有了家，我的請求就非常不好辦了。於是我就加快腳步朝醫院方向走去。
這家醫院由一群四散分布的樓房構成，倒都坐落在一片大園子裡。我闖進緊挨大門的那問小門房，請求坐在一張桌子後面的把門人給我聯繫一下病毒科；他把桌沿邊的電話機朝我這邊一推，說：“○二！”於是我撥○二，得知考茨卡大夫剛離開，正朝大門走來。惟恐把他漏過，我去坐在臨近大門的一張長凳上，漫不經心地看了一會兒那些穿著藍白條相問睡衣走來走去的人；接著我就看見他來了，心裡想著什麼；高高、瘦瘦的個子，其貌不揚之中帶著親切感。對，那就是他。我從凳上站起來，迎上前去，有意要撞到他身上似的。他很不高興地瞥我一眼，但立即認出是我，張開了雙臂。一個印像油然而生：他對這個意外可以說是興奮的，他那不假思索的歡迎使我欣慰。
我告訴他，我抵達這裡纔不到一個小時，來辦一件並不重要的事務，大約耽擱兩天。他呢，頓時似乎受寵若驚，因為我第一個拜訪的居然是他。這樣一來，我倒很不自在起來，因為自己此行並非心無所求，專程來看他。我向他提的問題(我樂呵呵地問他是否已經再婚)，似乎表示我對他誠摯的關注，骨子裡卻有著下作的算計。他回答說(正合我意)至今仍是單身。我聲稱我們大可好好敘談。他極口稱是，但抱歉地說可惜他還得返回醫院，隻有一個多小時空，而晚上要坐車離開這座城市。“你不住在本地嗎？”我問，心裡急壞了。他安慰我說他住在這兒，在一幢新樓裡有一個單居室，但是，“一個人過日子很是難受。”原來，考茨卡在二十公裡外的另一座城市裡有一個未婚妻，是小學教師，自己有一套二室公寓。“你以後要搬她那兒去嗎？”我問。他說，他很喜歡我當初給他找的這個工作，別處很難找到更好的了，可是他的未婚妻又很難在這兒弄到一個位置。於是我對官僚主義的拖沓作風深表憤慨(真心誠意地)，它根本不會提供方便去解決諸如男女調到一起生活的問題。“放心吧，路德維克，”他帶著息事寧人的口氣對我說，“事情總算還沒有到這麼忍無可忍的地步！來回跑固然又費錢又費時間，可是我能保持獨身，無牽無掛的。”“你干嗎非要那份兒自由自在呢？”我問他。“你自己呢？”他把球又踢了回來。“我常找姑娘們玩。”我回答。“倒不是女人怎麼樣，是我自己需要獨來獨往的。”他說完又道，“聽著，到我家去坐一坐，我待會兒再走。”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出了醫院的牆，我們很快走到個新樓群附近，樓房一幢又一幢地矗立著，毫無章法，不曾夯平的地面上滿是塵土(沒有綠草坪，沒有人行道，沒有路)。這一群樓與周圍一望無際的平野相伴，很難看。我們跨進一道門，踏上一個過於窄小的樓梯(電梯不運轉)，在四樓停下，我看到門牌上有考茨卡的名字。穿過門廳，我們就到了屋裡。我的滿意程度超出了預期：一張寬大而又舒適的雙人沙發床占著一角；床頭有一張小桌，一把扶手椅，一個大書櫥，一架留聲機和一臺收音機。
我向考茨卡稱道一番他的房間，問他浴室怎麼樣。“談不上漂亮。”他說，很高興我所表示的興趣，讓我到門廳那兒。浴室的門正開著，浴室雖小卻討人喜歡，有浴缸，有淋浴噴頭，有冼臉池。“看得出，你的住處真是好極了，我想起一個主意，”我說，“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干什麼？”“咳——”他不好意思地抱歉道，“明天我一整天都值班，到快七點纔能回來。你晚上沒有空嗎？”“我晚上可能有空，”我回答，“不過你回來以前，能不能把這套小居室借我用一個下午？”
我的問題使他很喫驚，但他馬上(似乎怕我懷疑他不肯幫忙)對我說：“很樂意，你隨便用。”好像為了表明他絕無追問我借房動機的意思，又連忙說：“你要是住宿有困難，可以從今天起就睡在這兒，因為我明天早上纔回來，甚至明天早上也不見得回來，反正我要直接去醫院。”“不，這倒不用。我已經在旅館住下了。隻不過我的房間太差勁，明天下午我需要一個舒適的環境。當然，不是為了我一個人待著。”“對了，”考茨卡微微低下頭說，“我想是這樣。”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很高興能幫你點忙。”然後又添了一句：“當然，我是希望能真的幫上忙。”
說完，我們在小桌邊坐下來(考茨卡已經備好咖啡)，又閑扯一陣(我坐在沙發床上，高興地證實了床很結實，既不塌陷，也不吱呀吱呀叫)。考茨卡這時說，必須得回醫院去了，他匆匆向我交代家裡幾件事項：浴缸的龍頭要擰緊；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樣，標著“冷”字的水龍頭是供熱水的；留聲機的插頭塞在沙發床底下；小櫃子裡有一瓶剛動一點兒的伏特加。接著，他交給我串在一起的兩把鑰匙，並指給我看哪一把是底下大門的，哪一把是屋門的。我一生不知換過多少張床睡，所以總是對鑰匙刮目相待。這時，我嘴上不說，心裡卻喜滋滋地把鑰匙揣進了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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