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勒卡雷，原名大衛?康威爾（David
Cornwell）。1931年生於英國。18歲便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後在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之後於伊頓公學教授法文與德文。1959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同時開始寫作。1963年以第三本著作《柏林諜影》一舉成名，知名小說家格林如此盛贊：“這是我讀過的好的間諜小說！”從此奠定文壇大師地位。迄今共著書22部，有3部入選美國推理作家協會“十佳間諜小說”，4部入選“百佳犯罪推理小說”，獲獎無數，是這個領域當之無愧的王者。


勒卡雷是塑造人物的大師，筆下的特工主角喬治?史邁利已成為英國文學史上與福爾摩斯相媲美的經典形像。此外，因其作品具備深沉的道德關懷、生動的人性刻畫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被評論界稱為“在世好的英語小說家之一”。


勒卡雷既是“冷戰時代的小說家”，也是當代一流的國際觀察家，富有想像力的社會歷史學者。曾是阿拉法特的座上賓，小布什的批評者，至今仍以他清醒的洞見對當今世界發揮著影響力。

獲獎記錄

1963年  英國犯罪推理作家協會（CWA）金匕首獎

1964年  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

1965年  愛德加獎

1977年  CWA金匕首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

1984年  美國推理作家協會（MWA）大師獎

1988年  CWA鑽石匕首獎（終身成就獎），意大利Malaparte Prize

2005年  CWA 50年*金匕首獎

自序

前言獵人與獵物

1  梅多斯先生與科克先生

2“我可以在話筒裡聽到人群的尖叫聲……”

3阿倫·特納

412月的續約

5約翰·岡特

6記憶人

7萊爾

8珍妮·帕吉特

9罪惡的星期四

10布拉德菲爾德家的“文化”

11  柯尼希斯溫特

12“利奧就在那裡。在二等座。”

13巴不得被當成豬

14星期四之子

15光榮洞

16“徹頭徹尾的假貨”

17普蘭什科

尾聲

［自序］

我對《德國小鎮》這書一向懷有惡感，也想不出能為它說些什麼好話，直到我開始想起它的三個主角，情形纔有所改觀。他們是：前難民黑廷、尖刻的實用主義英國外交官布拉德菲爾德、有驅迫感和不快樂的調查員阿倫?
特納（我私底下把這個角色編派給自己）。想起他們，我纔不得不勉為其難承認：這小說畢竟已達成我當初想達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為的，是個礙眼物。


   
我厭惡這小說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擬寫的是一部近似諷刺英國政治風格的黑色喜劇，但出來的結果卻廣被認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納（西德任總理）主政時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標準看都算不上太可愛。希特勒時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納本人的幕後操盤手格洛布克（Globke
）是納粹歧視猶太人的《紐倫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黨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
）曾協助納粹把法國猶太人從巴黎運到集中營，熱情洋溢的佐格爾曼（Zogelmann
）之前還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高干，而這也不過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報界、軍界、工業界、科學界和教育界裡，納粹的舊人俯拾皆是。他們之所以被留下來，若不是因為沒有犯過合該清算的大罪，就是因為被認為是西德戰後重建所少不了的人纔。但更多時候則是出於北約盟國舊事不重提的默契，聽任他們的檔案塵封在某個人的抽屜裡。


    對我這樣從兒時起就著迷於德國文化與歷史的英國年輕人來說，60
年代初期的波恩確實是個鬼影陰森的地方。有時候，這城市的街道給人的感覺是匆匆鋪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給稍事掩埋，就像是貝爾森（Belsen
）集中營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齊漂亮，下面覆蓋著無辜死難者的喑啞痛苦。如果你仔細觀察，波恩的怪異隨處可見：從那些年過五十的人緊繃的臉上（“媽媽，戰爭時你在做什麼？”），從一棟你突然認出的未拆除的納粹建築，從德國官員或國會議員不經意脫口而出的一句納粹用語。很多時候，呼吁忘掉過去的口號就像波恩正忙著遺忘納粹的口號一樣刺耳。在德國，“克服過去”一語是會發出軍隊調動時的鏗鏗聲的。德國人就像英國人一樣，說話總是帶有自己的調調。


   
因為當時是英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我常常得坐在德國國會的二樓外交官旁聽席上。手上拿著先印好的發言稿，耳裡聽著一通通乏味的發言，我會聽任思緒遊走，飄過牆壁地板，飄到坐在我幾英尺之下那些衣著陰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麼樣的集體記憶（有光榮的、有悲哀的、有恥辱的）構成他們的人生經驗的。他們一個個走向講臺時，我打量他們漠然的面孔和自覺的舉止，心裡琢磨，如果可以暢所欲言，他們會說出什麼樣的話來？


   
因為是英國人，因為或多或少都喫過德國國家主義耀武揚威的苦頭，所以我們當時仍然疑惑：他們現在是誰了？他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他們有可能會在這個世紀裡發動第三次戰爭嗎？


   
這種疑惑依然纏繞著我們，於今為甚。大眾報刊會把這種疑慮大聲說出來，而我們的智囊團或領導人則會在白廳（Whitehall，英國的政府部會）那些秘密會議室裡靜悄悄地把它說出來。


   
但也不總是那麼靜悄悄。幾個月前，一個焦慮的德國了望者團體纔在契克斯（Chequers，英國首相的鄉間別墅）集會，討論這個超難搞的德國問題（後來他們中的一個洩漏了消息，外界纔得知有過這樣的集會）。他們的問題大略如此：統一的德國將會在歐共體裡取得超強的地位，到時她會是什麼樣子的？我們能信任她嗎？她會怎樣利用自己的力量？


   
會議的結論並不特別高明，而它們反映出的英國人性格就像德國人性格一樣多。奇異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經過冷戰多個回合的交鋒和我們（出於深信德國不可能統一）反復重申支持一個統一的德國之後，我們也在問自己同一組浮誇的問題，盡管用語稍有不同。德國統一的話，地會裂開來嗎？我們這樣問彼此。巨大的過去會衝破紙一樣薄的表面嗎？德國的經濟奇跡還能忍受得了戰敗的緊身衣多久，繼續惟北約之命是從？


   
而我們給自己的回答總是一樣：隻要他們繼續富有，他們就會忍耐；隻要德國錢繼續淹腳踝，隻要德國人能繼續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膚曬成古銅色，我們就沒什麼好害怕的。


   
然而，當我們把免稅威士忌繼續灌進他們喉嚨，聆聽他們對德國問題的獨白和宣示永遠親英的承諾時，我們卻總是像盤旋的鷹隼一樣，搜尋德國人個背信的征兆。他們會偷偷摸摸背著我們去跟俄國人做交易嗎？他們會答應用一個不結盟的德國來交換一個統一的德國嗎？他們不是沒有試過這樣做，隻是每一次都沒有充分的決心罷了。阿登納與戴高樂之間的眉來眼去是一個弱化英美對德國鉗制的陰謀嗎？英國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失敗後，我親耳聽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英國首相）說：“戴高樂想要的東西跟我們一樣，卻不想讓我們有份。”而每一次，當有極右派的政治集團冒出來（不管是出現在巴伐利亞州、石荷州或任何一個反猶主義或泛日耳曼主義的溫床），我們就會馬上發電報向倫敦報告，評估事情對當前的德國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回想起來，那時我們都簡單得可以。


   
但別忘了，那時候的外交官都是業餘出身。他們不是政治家，不是受過訓練的分析家或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或律師或歷史學家。他們大部分都是劍橋、牛津的文科畢業生，被當成專家派駐各地的大使館，而他們往往會擇錯固執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而我們駐波恩的大使館和我們駐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館沒什麼兩樣：是一座對其駐在國深深不信任的英國要塞。它的風格和偏見跟從前英國鄉下人對城市的敵視沒兩樣。總之，那是一個得了精神分裂癥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國人繼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者自居的心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個較謙卑和較務實的角色，以爭取德國支持我們加入歐共體。讓事情更復雜化的是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和我們以四強身份對德國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監管。那時我們大使館的德國專家是一個曾被關在寇地茲堡戰俘營（時位於東德）而後逃出的戰俘。我們的參贊（參贊處是大使館的政治部門）是勛章多多的皇家海軍前潛艇艇長。我們很多本地雇員都是德國猶太人，他們大戰前逃離德國，然後像黑廷一樣，在戰後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回到德國。我經歷的兩位大使都曾任職於莫斯科，秘密參與過制定冷戰對策的內部會議。因此，當時大使館的氣氛就像這小說裡描繪的：在尼布龍[1]薄霧的濡濕重量下，每個人都神經兮兮，充滿怨氣。


   
要在這個世界裡抽出一根線頭，把它編織成一個故事，事實證明是極度困難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發展隻是困難之一。理論上，我想寫的是一個過去纏繞著現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們對一個我們前不久纔打敗的國家的日益依賴，而且要能道出我們對一種悶燒在富裕表面下的國家主義激情可能復活的焦慮。但這種復活會以何種形式出現呢？我當然不相信納粹會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來，不相信它的老守護者會戲劇性地重新得勢。我毋寧相信，如果威脅存在的話，它是存在於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現形式會是一個以憤懣的老板與小布爾喬亞為骨干的群眾運動——類似於布爾熱在法國領導的那一個。我也察覺到失意的德國年輕人的深深不滿，他們開始把怒氣的矛頭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對北約的俯首帖耳。今天還有人記得紅色丹尼（Danny
the Red，1968年巴黎五月學運的領導人）嗎？

   
我對這些潮流後會演變成什麼樣子的臆測，現已明白是錯的。但我有一點卻是猜對了：會有一個學生運動把無力的怒火撥向德國建制——哪怕它後來發展出巴德－邁因霍夫團伙（Baader-Meinhof，1970年代的西德恐怖集團）這種的形式——而且會得到德國知識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對的另一點是，這股力量本質上是不關心政治的：它的平臺包括了一種模糊、未完成的無政府主義修辭，沒有明確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隻是行動本身。


   
但不管怎樣，我本來就沒有預期自己的預測是對的。我想提供的是一個有啟發性的夢魘，而非精確的預言。我想講的是一個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寫得是好是壞，我寫出來的也正是個政治鬼故事。


    這鬼故事裡的鬼當然就是利奧? 黑廷。阿倫? 特納是他的招魂師，而勞利?
布拉德菲爾德則是倒霉的鬼屋主人。這三個角色在現實中都是沒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盡管在我任職大使館的時代，德國各地有幾十個類似黑廷的人，繼續在他們小小一間的。


   
前管制委員會的辦公室裡——哪怕占領已經結束了許久——以別的名義發揮功能。也沒有戴綠帽的布拉德菲爾德這樣的人指揮過我們的參贊處；或有過一個來自倫敦的阿倫?
特納，把我們的生活撕成碎片。至於旁觀這一切的那個慵懶、聰明的同性戀者萊爾，當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

   
但雲格爾先生卻是活過的。他是真實的，盡管其名字與長相你在本書任何地方都不會找到。雲格爾先生是我們大使館裡的兩個打雜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們今天還有這樣的人員嗎？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賭還有。雲格爾先生在大使館一樓有一個辦公室，他的工作是為你的汽車申請一塊外交官車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優惠機票，還可以私底下幫你買到打折和免稅的新收音機、電視機、洗碗機、荷蘭啤酒或蘇格蘭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憐兮兮的吹風機當然更不在話下。


   
雲格爾先生年老，頭發柔軟光潔，和藹，耐性過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聲使喚，也幾乎不皺一下眉頭。有別於所有人的猜想，我個人深信雲格爾先生從未在幫我們的忙中撈油水。他會熱心助人，隻是因為急於討好別人。所以我就偷了雲格爾先生的吹風機，還有一點點他與雇主的關繫，放到利奧?
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奧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雲格爾先生是不是曉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過，十五年前我倒是相當意外地在科隆機場重遇他。


   
他比我記得的樣子老更多了，皺巴巴的皮膚不再粗糙，變得嬰兒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廳裡角落上的桌子邊，一邊細口喝啤酒，一邊看著現代世界運轉，樣子就像已經坐了一整天。後他終於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輕輕一握，輕輕喊出我的名字。他身邊沒有行李，甚至沒有人人的德國手提箱。他穿著費爾島（Fair
Isle ）花樣的開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補丁，大概是多年前從他某本郵購目錄上購買的。他看起來英國味十足。

    “你要去哪兒旅行，雲格爾先生？”我問他。

   
沒有要去哪兒，他微笑著回答說。他說他幾乎每星期六都會來這裡。有時星期天也會來。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經過世。顯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來這裡收集寫小說的材料啰？”我開玩笑地問他。不是，先生，我不寫小說；他帶著另一個微笑回答說。“但你一整天坐在這裡，又不看書，你是要干些什麼呢，雲格爾先生？”我不解地說，“難道你是間諜不成？”這時，他舉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聲。“聽著。”他說，臉上仍然掛著微笑。


   
於是我默不作聲，露出一張洗耳恭聽的臉。接著你猜我聽到什麼來著？我聽到有一個男聲用幾種語言廣播說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請在某某登機口登機。


   
“那是我兒子。”他說，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難忘。我這纔明白，他舉起的手指是指著廣播喇叭的。

    本書的初稿寫成於維也納。在那裡，我得到著名納粹搜捕者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
）之助，把壞蛋角色卡費爾德的齷齪老底給拼湊了出來。我住的是已故指揮家卡拉揚（Karajan）的公寓。這純屬巧合。剛開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門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操縱似的，會自動打開。我後來纔知道，之所以有這種設計，是因為那位大指揮家演出完畢時常常脾氣暴躁，沒耐心去開門。


   
在維也納，我也有機會聽到原汁原味的反猶主義語言，它們讓我更知道應該怎樣描寫那些波恩老納粹的嘴臉。“如果你想研究這種疾病，”維森塔爾建議說，“你就得住在沼澤裡。”他指的沼澤是維也納。回到英國時，我的小說仍然沒有完成，而有好幾次，我覺得自己離把它寫完隻有一步之遙。那是我生命中的離婚時期，而這事對我和我那可憐忠實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經驗。這書阻礙了我，而我也阻礙了這本書。我反復想：我去過那麼多地方，干嗎要費事去描述一個我想像出來的呢？如果你想讓阿倫?
特納向你解釋，大概你應該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們看過那麼多，感受過那麼多，卻又抗拒每一個我們得自感官的合理結論。

   
然後有一天，我極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國制手提箱裡裝著好幾磅重的小說書稿。我住進雷馬根（Remagen
）一個可以俯瞰萊茵河的飯店房間。記得雷馬根那座大橋嗎？你們有必要記得嗎？但這大橋卻見證過美軍和德軍之間激烈的一場戰事，而盟軍就是從它渡過萊茵河的。


   
我在雷馬根得到一個親切小天使的幫助，把小說寫竣殺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計劃要寫的那部書。但我本來要寫的那部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勒卡雷1991 年3 月

書中處處驚奇、詭秘，……棒的床邊書！

──《Listener》



刺激有趣、開卷欲罷不能，情節設計精巧！

──《紐約時報》



精采出色、讀後令人難以忘懷……曠世巨作！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到達創作高峰的勒卡雷！

──《周日泰晤士報》

［前言］

獵人與獵物

再過十分鐘就是午夜。這是五月一個神聖的星期五，從河面升起的細霧逶迤在市集廣場上。波恩是個巴爾干城市，髒兮兮和秘密兮兮，被縱橫的電車電纜所繃緊。波恩是間漆黑的喪宅，籠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把守著。他們的皮革外套在路燈下泛著暗光，黑色旗幟在他們頭頂像鳥一樣招展。感覺上，除他們以外，城裡其他人都已經風聞那個恐怖消息，逃得遠遠的。時而會有一輛車駛過或一個路人匆匆走過，然後是一陣尾流般的寂靜。遠處傳來一輛電車的聲響。雜貨店裡，擱在金字塔狀罐頭堆上的招徠紙牌道出事態的緊急：“把它們儲存在家裡吧！”糕餅碎屑之間，一隻隻杏仁蛋白糖果豬像被撥了毛的老鼠兀自守護著這個被遺忘了的聖徒節日。
[1]
聖徒節日為天主教的聖徒紀念日，通常是一個聖徒的逝世忌日。杏仁蛋白軟糖豬是豬造型的大型杏仁蛋白糖果，為聖徒節日的應景食品。

   
隻有海報在說話。它們在樹干和路燈柱上打它們徒勞的戰爭，每一張都是貼在同一高度，仿佛這是規定。它們全都用發光油墨印刷，裱在硬紙板上，兩邊懸垂著黑色的流蘇。他匆匆走過時，它們向他鮮明地迎過來。“讓外國勞工滾回去！”“把賤人波恩給廢掉！”“統一德國優先，統一歐洲其次！”一幅標語高高在上，是一片橫跨馬路的橫幅：“打開到東方的路，到西方的路已經不通。”他的暗沉眼睛沒看它們一眼。一個警察跺著靴子，對他做了個苦瓜臉，說了個有關天氣的生硬笑話；另一個警察起疑地睇視他，但又因信心不足而作罷；還有一個向他喊了聲“晚安”，卻沒有得到響應。因為除了走在他前面一百步遠的壯胖身影外，他沒心思管任何事。前面那個人在寬闊的大道上行色匆匆，時而會隱沒在一面黑旗幟的陰影中，然後又再現身於街燈之下。


   
這個夜晚來得毫無預警，一如灰蒙蒙的白晝走得毫無征兆。但這個夜一下子就冷了下來，帶來了鼕天的氣息。在波恩，大部分月份都是沒有季節可言的。所有的天氣都是室內的天氣，是頭痛的天氣，像瓶裝礦泉水一樣溫而乏味；是等待的天氣，帶有從緩慢流動的萊茵河撈上來的苦澀滋味；是疲倦和不情不願生長的天氣。而每當薄暮降臨，天色也不過是白天薄霧的暗淡化，宛如是在荒涼的街道上打開了日光燈管。但在這個春日的晚上，鼕天卻回來造訪，用勢頭兇猛的漆黑裹住整個萊茵河谷。它也驅策著兩個前後相隨的男人加快步伐，用出其不意的寒氣刺痛他們。小個子男人死死盯著前方，眼睛被冷空氣刺得流淚。


    大道以弧形帶他們走過大學黃色的圍牆。“弔死那些報業大亨！”

   
“世界屬於年輕人！”“讓那些英國老爺跪地求饒！”“把斯普林格[1]送上絞刑架！”“抗議就是自由！”這些海報是在一部學生印刷機上以木刻板印出來的。嫩葉在海報上方閃爍，像是一張裂痕斑駁的綠色玻璃天篷。這裡要亮一些，警察也少些。兩個男的繼續向前走，既沒有加快腳步也沒有減慢腳步。前面的一個看樣子像趕路，帶點遊行領隊的慌張。他的步伐雖快，卻造作而笨拙，每走一步都像是從什麼高處踩下來——儼然是一個自負的德國市民的步姿。他的手臂在身體兩側小幅度擺動，背挺得直直。他知道他被跟蹤嗎？他的頭僵直而權威，但這種權威感卻讓他越來越難過。他是被前頭看到的東西所牽引的嗎？還是被某些背後的事物所驅策？他是因為害怕，纔會不敢轉身的嗎？走在他後面的男人步履輕盈：一種渾若沒有重量、小精靈般的步履，它們在光影間滑行，宛如在一張網中滑行。一前一後這兩個男人就像是一個小丑在追蹤一位大臣。


他們走進了一條窄巷，空氣裡充滿酸腐食物的氣味。兩邊的牆壁再一次向他們吶喊，但這次是一些不盡屬實的廣告詞：“強壯的男人喝啤酒！”“知識就是力量，請讀穆爾頓的書！”在這條巷子裡，他們的腳步聲次交混在一起，形成明確無疑的挑戰；在這裡，那個壯胖男人看來次意識到背後的兇險。他堅定、行軍般的腳步聲開始偶爾出現一點點含糊和凌亂；他開始遠離陰暗的牆壁，走在人行道的邊緣。在較為光亮的地方，在有街燈和警察可以保護他的地方，他的神情似乎較為釋然。但他的追逐者是鍥而不舍的。“與我們在漢諾威會合！”兩邊的海報又在吶喊，“卡費爾德要在漢諾威講演！”“星期天到漢諾威來！”


[1].Alex Springer，德國影響力的新聞出版集團的老板。

   
一輛電車嘎嘎地經過，它的窗戶都有鐵絲網保護。一口教堂孤鐘開始單調地鳴響著，像是在一座空城裡哀悼基督徒美德的式微。他們繼續向前走，這一次相隔的距離要近些，但走在前頭的男人仍然沒有往回看。他們繞過另一個街角，迎面而來的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頂，像金屬薄片那樣嵌進空蕩蕩的天空。教堂鐘聲現在有應和者了，後，鐘聲響徹整個城市，此起彼落，形成一陣陣緩慢而不協調的當當當當聲。是祈禱鐘聲？是空襲警報？一個年輕警察站在一家運動用品店的門口，頭上沒戴帽子。在大教堂的門廊處，一根盛在紅色玻璃碗裡的蠟燭燃燒著。教堂毗鄰著一家宗教書店。在書店前面，那個壯胖男人停了下來，頭向前探，仿佛是打量櫥窗裡的東西，然後他又轉頭瞧瞧馬路；就在這一剎那，櫥窗整個亮起來，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那個個子較小的男人開始飛奔，然後停住，然後又再往前跑。但為時已晚。


    原來，方纔來了一輛豪華轎車，是一輛“歐寶?
創紀錄”，開車的是個臉色蒼白的男人，五官隱藏在煙色玻璃後面。它的後車門打開又關上。接著車子沉重地加速，毫不理會一聲尖銳的吶喊——一聲充滿憤怒和指控的叫喊。那也是一聲完全不知所措和滿懷怨恨的嘶叫，像是什麼力量把它從發聲者的胸膛裡硬抽出來，陡地響徹整條空蕩的馬路，又陡地熄滅。那警察疾奔過來，打開手電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個子男人沒有動一下；他隻是死盯住遠去的豪華轎車。車子在圓石馬路上疾馳，偶然在濕滑的電車軌上打滑一兩下，無視紅綠燈的存在，後消失在往西通向華燈點點的山丘的方向。“你是什麼人？”


   
手電筒光束照在英國粗花呢大衣上，而對個子這麼小的人來說，這件大衣未免太毛茸茸了一點。他做工精細的鞋子上沾著泥巴，暗沉的眼睛毫不閃爍。


   
“你是什麼人？”警察重復問了一遍。教堂鐘聲此時已是無處不在，而它們的回聲倔強地持續著。

   
一隻小手伸進大衣的衣縫裡，掏出來一個皮夾子。警察朝氣蓬勃地接過皮夾子，單手解它的扣子，左手則勉為其難地同時應付手電筒和他不熟練地握著的黑色手槍。


   
“怎麼回事？”他把皮夾子歸還的時候問道，“你剛纔為什麼大聲叫喊？”小個子男人沒有回答。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幾步。“你以前沒有見過他？”他問，眼睛仍然望著車子開走的方向。“你不知道他是誰？”他的話音輕細，仿佛生怕吵到在樓上睡覺的小孩。一種脆弱的聲音，對寂靜充滿敬意。“不知道。”


   
線條緊繃的臉龐松弛了下來，做出一個有安撫作用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擺了個烏龍。我還以為我認識他。”他的腔調既不完全是英國腔，也不完全是德國腔，而是介乎兩者之間，位於一片自行選定的三不管地帶。感覺上，為了聽者的方便，他是可以把腔調朝兩個方向加以調整的。


   
“是天氣搞的鬼，”小個子男人說，“天氣突然冷下來讓人容易認錯人。”他邊說話邊打開一盒荷蘭小雪茄，遞了一根給那警察。警察沒有接受，他徑自給自己點燃一根。


   
“暴動，旗幟、標語——”警察慢慢回答說，“這些東西搞得我們整天神經兮兮。這個星期是漢諾威，上個星期是法蘭克福。他們搞得天下大亂。”他是個年輕人，對自己的職守盡心盡力。“應該禁止他們搞下去的，”他說，用的是一句流行語句，“跟共產黨沒兩樣。”


   
他對小個子男人行了個微微的敬禮；對方再次微笑，這次是一個持續一陣子和帶情感的微笑，傳達出依賴感，暗示著友誼。這微笑不情願地慢慢縮小、消失。那警察站在原地，諦聽漸漸遠去的腳步聲。聲音一下子停下來，然後再次響起，變得更快，而且變得——隻是他的錯覺嗎？——更有決心。那警察沉思默想了半晌。


   
“在波恩這裡，”他在心裡嘆了口氣，回想起剛纔那個陌生人渾若沒有重量的腳步聲，“就連蒼蠅也是有來頭的。”

   
拿出筆記本，他仔細記下時間地點和發生過的事。他不是個腦筋轉得快的人，但工作態度卻一絲不苟得讓人沒話說。他又把車牌號碼記下，這個號碼不知道為什麼讓他過目不忘。突然間他愣住了，瞪著他剛剛寫下的東西看：那個名字和車牌號碼。他又回憶起那個壯胖男人和他行軍般的大步伐，心髒開始跳得飛快。他記起了在育樂室公告欄讀過的那份秘密指示，還有那張年代久遠的模糊照片。手上仍然拿著筆記本，他以腳上靴子容許的快速度向電話亭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