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小說_黃銅判決

編輯推薦

“林肯律師”邁克爾·哈勒再度出山，與警探哈裡·博斯首度聯手

這是一個關於事實真相、法庭遊戲規則與街頭生存法則踫撞的故事

法庭激辯精彩紛呈，可收入哈佛法學院教科書

優雅且深具洞察力的犯罪小說家，當代犯罪小說的新盟主

克林頓、格林斯潘、搖滾巨星米克·賈格爾，*喜歡的偵探小說家，

愛倫·坡、安東尼、夏姆斯、馬耳他之鷹、尼祿·沃爾夫等多項大獎盡數收入囊中

內容簡介

每個人都會說謊。

警察會說謊。律師會說謊。證人會說謊。受害者也會說謊。

庭審就是一場說謊比賽。法庭裡的人都清楚這一點。法官清楚。陪審團也清楚。他們走進法院的時候就知道即將聽到連篇的謊話；他們在陪審席坐下，就表示他們已經同意聽取謊言了。

對於辯方來說，關鍵在於保持耐心。要靜靜等待機會。不是對方說什麼胡話你都照單全收。要抓住對方謊言中的漏洞，像打鐵那樣將它鑄成一把尖刀，然後用它剖開案件的表像，將真相展現在所有人面前。

我就是干這個的：鑄刀，磨利，出擊。在這個人人都說謊的地方，我就是真相。

作者簡介

邁克爾·康奈利是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搖滾巨星米克·賈格爾等人喜歡的偵探小說家，他也被稱為世界上好的警探小說作家。他的小說迄今為止銷售了700萬冊，被翻譯成31種文字，並年年蟬聯《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驚悚小說大師斯蒂芬·金非常賞識康奈利的作品，還特為他的《詩人》一書作序。

自出道以來，康奈利獲獎無數，其中包括愛倫、坡獎、安東尼獎、尼羅·伍爾美獎、夏姆斯獎、馬耳他之鷹獎，以及法國的.38Caliber、Grand Prix及意大利的Premio Bancarella等獎項。他還曾擔任美國偵探小說作家協會(MWA)主席一職。

邁克爾·康奈利從事小說創作之前，在《洛杉磯時報》擔任犯罪新聞記者，豐富的體驗為他的寫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1992年康奈利創作了以洛杉磯警探哈裡·博斯為主角的小說《黑色回聲》，獲得當年愛倫·坡獎的*處女作獎。截止2006年，他一共寫了十一部“哈裡·博斯繫列”小說，為洛杉磯市創造了一個保護者的形像。

除“哈裡·博斯繫列”外，康奈利還有《詩人》、《血型拼圖》等作品，也同樣登上暢銷書排行榜。

目前康奈利和他的家人住在美國佛羅裡達州。

部伺機而動一九九二年

第二部行李箱之城二○○七年

第三部實話實說

第四部靈魂切片

第五部保持沉默

第六部後裁決

在線試讀

2
市中心。刑事法庭大樓一○九號廳。我等到那句能幫我剖解整個案件的謊言時已經是庭審的第四天了。我的當事人巴尼特·伍德森被控雙重謀殺，此時的他已經離聖昆丁①那個執行注射死刑的鐵灰色屋子越來越近。
伍德森現年二十七歲，是個家住康普頓的毒販。他被控搶劫並殺害了兩名西木區的大學生。那兩個學生本來想從他那兒買可卡因，但是伍德森收完錢就用一支截短槍管的獵槍把他們給殺了——至少檢方是這麼說的。這種是非分明的犯罪情節本來就對伍德森很不利——何況案發離那場震動全城的暴動②隻有四個月時間。但更糟糕的還在後面：兇手為了掩蓋罪行，將尸體附上重物後沉入了好萊塢水庫。兩具尸體在水下待了四天之後浮出了水面，就像兩隻扔進水桶裡的蘋果。更準確地說，是爛蘋果。好萊塢水庫是洛杉磯市的首要飲用水源，因此水庫裡飄著兩具腐尸的消息令全城百姓都惡心不已。警方根據通話錄音順籐摸瓜逮捕伍德森之後，公眾對他的憤怒溢於言表。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立即宣布要求對伍德森判處死刑。
不過，針對伍德森的指控並非無懈可擊。檢方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通話錄音這樣的間接證據以及其他罪犯的證詞。羅納德·托蘭斯是檢方重要的證人。他聲稱，伍德森對他坦白了殺人的事實。
托蘭斯和伍德森同被關押在男子中心監獄隔離拘押區，是住在同一層的獄友。隔離拘押區分為兩層，共有十六間牢房，中間是活動室。當時那裡關押的全部十六名囚犯都是黑人——這種根據種族和幫派將犯人分開的做法叫作“安全隔離”，旨在防止犯人之間發生暴力衝突，雖然不盡合理但也實行了多年。托蘭斯因暴動期間趁火打劫而被控搶劫和嚴重傷害，正在候審。隔離拘押區的犯人每天早六點到晚六點之間可以在活動室裡喫東西、打牌，或者在獄警的監視下從事其他活動。托蘭斯聲稱，我的當事人就是坐在活動室的桌子前向他坦白了殺害那兩個男孩的經過。
陪審團裡隻有三個黑人。檢方為了讓陪審團接受托蘭斯、相信他說的話，可是下了不少功夫。伍德森一案庭審第四天，托蘭斯出庭時幾乎變了一個人：不僅刮了胡子，原來的玉米辮也剪成了短發，還穿了一身淡藍色的正裝，隻是沒繫領帶。在直接質詢環節，托蘭斯在檢察官傑裡·文森特的引導下描述了某天上午他與伍德森在餐桌邊的對話。根據托蘭斯的說法，伍德森不僅承認人是他殺的，還講述了許多作案時的具體細節。檢方要明確告訴陪審團的就是：這些細節隻有真兇纔會知道。2

市中心。刑事法庭大樓一○九號廳。我等到那句能幫我剖解整個案件的謊言時已經是庭審的第四天了。我的當事人巴尼特·伍德森被控雙重謀殺，此時的他已經離聖昆丁①那個執行注射死刑的鐵灰色屋子越來越近。

伍德森現年二十七歲，是個家住康普頓的毒販。他被控搶劫並殺害了兩名西木區的大學生。那兩個學生本來想從他那兒買可卡因，但是伍德森收完錢就用一支截短槍管的獵槍把他們給殺了——至少檢方是這麼說的。這種是非分明的犯罪情節本來就對伍德森很不利——何況案發離那場震動全城的暴動②隻有四個月時間。但更糟糕的還在後面：兇手為了掩蓋罪行，將尸體附上重物後沉入了好萊塢水庫。兩具尸體在水下待了四天之後浮出了水面，就像兩隻扔進水桶裡的蘋果。更準確地說，是爛蘋果。好萊塢水庫是洛杉磯市的首要飲用水源，因此水庫裡飄著兩具腐尸的消息令全城百姓都惡心不已。警方根據通話錄音順籐摸瓜逮捕伍德森之後，公眾對他的憤怒溢於言表。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立即宣布要求對伍德森判處死刑。

不過，針對伍德森的指控並非無懈可擊。檢方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通話錄音這樣的間接證據以及其他罪犯的證詞。羅納德·托蘭斯是檢方重要的證人。他聲稱，伍德森對他坦白了殺人的事實。

托蘭斯和伍德森同被關押在男子中心監獄隔離拘押區，是住在同一層的獄友。隔離拘押區分為兩層，共有十六間牢房，中間是活動室。當時那裡關押的全部十六名囚犯都是黑人——這種根據種族和幫派將犯人分開的做法叫作“安全隔離”，旨在防止犯人之間發生暴力衝突，雖然不盡合理但也實行了多年。托蘭斯因暴動期間趁火打劫而被控搶劫和嚴重傷害，正在候審。隔離拘押區的犯人每天早六點到晚六點之間可以在活動室裡喫東西、打牌，或者在獄警的監視下從事其他活動。托蘭斯聲稱，我的當事人就是坐在活動室的桌子前向他坦白了殺害那兩個男孩的經過。

陪審團裡隻有三個黑人。檢方為了讓陪審團接受托蘭斯、相信他說的話，可是下了不少功夫。伍德森一案庭審第四天，托蘭斯出庭時幾乎變了一個人：不僅刮了胡子，原來的玉米辮也剪成了短發，還穿了一身淡藍色的正裝，隻是沒繫領帶。在直接質詢環節，托蘭斯在檢察官傑裡·文森特的引導下描述了某天上午他與伍德森在餐桌邊的對話。根據托蘭斯的說法，伍德森不僅承認人是他殺的，還講述了許多作案時的具體細節。檢方要明確告訴陪審團的就是：這些細節隻有真兇纔會知道。

質詢中，文森特一直將托蘭斯置於自己的嚴密控制之下，而他長篇大論的提問就是為了保證托蘭斯給出簡短的答案。他的問題信息量太大了，幾乎已經到了誘導性提問的程度。康帕尼奧尼法官揚著眉毛看了我一眼，擺明是希望我打斷文森特的提問。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準備提出反對，因為我要的就是這種反差。我要陪審團好好欣賞檢方的表演。等到我提問的時候，我會讓托蘭斯舒舒服服地把他準備好的答案背出來，我自己則冷眼旁觀，等待那把致命尖刀的出現。

文森特一直問到上午十一點，法官問我是否要先喫午飯再開始交叉質詢。我說，不必了，我不需要休息也不想休息。我說這話帶著厭惡的口吻，就好像我恨不得馬上就衝上去質問那個坐在證人席上的男人，根本等不了一個小時一樣。我站起身，抄起一隻厚厚的文件夾和一個拍紙簿走上質詢提問臺。

“托蘭斯先生，我叫邁克爾·哈勒，是公共辯護辦公室指派給巴尼特·伍德森先生的辯護律師。我們之前見過面嗎？”

“沒見過，先生。”

“我想也是。不過你和被告伍德森先生是老朋友了，對嗎？”

托蘭斯聽了這話靦腆地一笑。我此前已經做足了功課，很清楚我要對付的是個怎樣的人。托蘭斯現年三十二歲，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是在看守所或者監獄度過的。他小學四年級開始曠課，發現父母似乎並不介意，從此便再沒上過學。根據加州的“三振出局法”，被控搶劫並毆打一位投幣式自助洗衣店女經理的托蘭斯一旦獲罪就將在監獄中度過餘生。他這次犯案正值洛杉磯暴動期間——事情開始於黑人駕駛員羅德尼·金因為超速行駛而被四名警員攔住痛打，之後法院宣判打人警員無罪釋放，暴力騷亂隨即蔓延全城。總之，對於托蘭斯來說，幫警方搞掉巴尼特·伍德森有百利而無一害。

“呃，我們倆剛認識幾個月，”托蘭斯說，“在隔離牢房。”

“你剛纔說什麼堂？”我故意裝傻，“你說的是教堂還是某個宗教組織？”

“都不是，我說的是隔離牢房。縣裡的。”

“你說的是監獄啊？”

“沒錯。”

“那就是說你在那之前根本不認識巴尼特·伍德森嘍？”

我問這話時顯得好像很驚訝。

“對。我們是在監獄裡認識的。”

我在拍紙簿上寫了幾筆，好像這句話有多重要似的。

“那咱們現在算算吧，托蘭斯先生。巴尼特·伍德森今年九月五號被移送到隔離牢房的時候，你已經在那兒住著了。你還記得吧？”

“嗯，記得。”

“那請問你是因為什麼住進隔離牢房的？”

文森特起身表示反對，說我的問題他剛纔已經問過了。我解釋說，我隻是想深入了解一下托蘭斯入獄的原因。法官準許了我的請求，要求托蘭斯回答我的問題。

“我說過了，因為襲擊和搶劫。”

“並且你被控犯下的罪行發生在洛杉磯暴動期間，對嗎？”

我知道洛杉磯的少數族裔群體早在暴動發生前就對警察抱有敵對情緒，所以在選定陪審團人選的過程中，我使出渾身解數就是要多選幾個棕色和黑色人種的陪審員。但對於檢方已經放進陪審團的五個白人，我也要盡力爭取。我要讓陪審團明白，托蘭斯，這個被檢方寄予厚望的男人，就是五月份親手制造了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慘狀的暴徒之一。

“對，當時我在場，跟別人一樣，”托蘭斯回答道，“不過要我說，洛杉磯警察作孽也不少，卻總能不受懲罰。”

我點點頭，似乎在表示贊同。

“為了回應羅德尼·金一案的不公正裁決，你就跑到大街上搶劫一個六十二歲的老太太，然後用一隻鐵質的垃圾箱把她打暈？對嗎，托蘭斯先生？”

托蘭斯朝檢方的坐席看了一眼，又望了望坐在文森特身後聽審席排的他的私人律師。不管他們之前是不是幫他準備過這個問題，現在誰也幫不了他。他隻能靠自己了。

“那不是我干的。”他終回答說。

“那就是說警察冤枉你了？”

“是的。”

“那你參與打劫了嗎？暴動期間你有任何犯罪行為嗎？”

托蘭斯沉默片刻，又瞟了一眼他的律師，纔開口說：“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如我所料。之後我又問了托蘭斯一繫列尷尬的問題，他如果不想自證有罪，就得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①拒絕回答。如此反復六次，法官厭倦了我揪住一點不放，指示我將重點重新放到眼下的案子上。我很不情願地答應了。

“好吧，關於你的個人情況我們就談到這兒，托蘭斯先生，”我說，“咱們接著說你和伍德森先生之間的關繫。你在牢裡遇到伍德森先生之前，知道這起雙重謀殺案的細節嗎？”

“不，我不知道。”

“真的？這個案子當時可是轟動一時啊。”

“可是我那時在監獄裡啊，兄弟。”

“監獄裡沒有電視或者報紙嗎？”

“我從來不看報紙，而且我們那兒的電視自打我進去之後就一直用不了。我們跟獄警反映了，他們說會來修，結果根本就他媽沒人管。”

法官警告托蘭斯注意語言文明，托蘭斯道了歉。我接著提問。

“從監獄的記錄來看，伍德森先生是九月五日晚上住進隔離牢房的，而根據州檢方開示的證據，你十月二號向檢方彙報了伍德森對你坦白的內容。你覺得這聽起來合理嗎？”

“我覺得挺合理的啊。”

“我可不這麼認為，托蘭斯先生。您覺得一個被控雙重謀殺並可能面臨死刑的人會向一個他剛剛認識不到四周的人坦白自己的罪行嗎？”

托蘭斯說話之前先聳了聳肩。

“可確實是這麼回事啊。”

“那不過是你的一面之詞。如果伍德森先生被判有罪，你能從檢方得到什麼好處？”

“哪有什麼好處。沒人跟我許諾過什麼。”

“結合你的前科以及你目前面臨的指控，如果你被判有罪就得關十五年以上對吧？”

“這個我不清楚。”

“你真的不清楚嗎？”

“我真的不清楚，先生。我把這案子交給我的律師了。”

“你的律師難道沒有跟你講你必須采取點行動，否則就得在牢裡待很長很長時間嗎？”

“他一點兒都沒跟我提過。”

“原來是這樣。你同意作證時向檢方提過什麼條件？”

“沒有條件。我什麼也不想要。”

“那就是說你在這兒作證完全是為了盡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對嗎？”

我冷嘲熱諷的語氣是個人就聽得出來。

“沒錯。”托蘭斯氣鼓鼓地說。

我從詢問臺上抄起那隻文件夾，向托蘭斯展示了一下。

“托蘭斯先生，你認識這隻文件夾嗎？”

“不認識。沒見過。”

“你確定沒在伍德森先生的單間裡見過這東西？”

“我根本就沒去過他的房間。”

“你是否曾經趁伍德森先生在活動室、去洗澡或者參加庭審的時候偷偷潛入他的房間，翻看他的證據開示案卷？”

“我沒有。”

“我的當事人房間裡有很多與此案有關的證據材料，其中就包括了不少你作證時提到的細節。你不覺得這很可疑嗎？”

托蘭斯搖搖頭。

“這有什麼可疑的。我隻知道他坐在桌邊跟我一五一十地全說了。他當時感覺很糟，所以纔跟我傾訴。別人找我傾訴總不是我的錯吧。”

我點點頭，似乎完全理解托蘭斯作為一個傾訴對像所承受的壓力——何況對方傾訴的是一起雙重謀殺案。

“當然不是你的錯，托蘭斯先生。那你能不能一字一句地給陪審團復述一下那天他跟你說的話呢？請你別像回答文森特先生提問時那樣概括。我想聽聽我的當事人那天到底是怎麼跟你說的。請給我們復述一下他的原話。”

托蘭斯停了一下，似乎在搜腸刮肚、整理思路。

“唔，”過了一會兒他纔開口，“當時就我們倆，他突然說自己很後悔做了那樣的事情。我說你干了什麼，他就跟我說了他那天晚上殺了那兩個小孩兒的事，說他感覺很不好。”

真話一句不嫌短，謊話千言也枉然。文森特提問時盡量讓托蘭斯以短句回答，而我就是要讓托蘭斯大段大段地講話。犯人之間的相互告發其實與騙子行騙很相似。告密者試圖插科打諢混淆視聽，將騙局隱藏起來。他們把謊言包在棉花裡。但即便他們設下重重迷霧，總還是會露出致命的破綻。

文森特再次提出反對，他說證人此前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沒有必要揪住這點不放。

“法官大人，”我回答道，“這名證人在捏造我的當事人從沒說過的話。辯方認為，這是這起案件的關鍵所在。對於這樣具有破壞性的證言，如果法庭不允許我詳細地探究其內容和背景，那將是法庭的嚴重失職。”

我還沒說完，康帕尼奧尼法官就點頭表示同意。他駁回了文森特的抗議，告訴我可以繼續。我重新將注意力轉回證人身上，語氣中開始帶著一絲不耐煩。

“托蘭斯先生，你還是在概括。你聲稱伍德森先生向你坦白了他殺人的事實。那你就應該告訴陪審團他當時到底是怎麼跟你說的。換句話說，他跟你交底的時候，到底說了些什麼？”

托蘭斯點了點頭，好像剛剛明白我的問題。

“一上來他說：‘伙計，我感覺糟透了。’然後我就說：‘怎麼了，兄弟？’他說他一直忘不了那兩個孩子。我當時完全沒聽懂他在說什麼，因為就像我剛纔說的，我之前根本沒聽說過這個案子。我就問他：‘兩個孩子？’然後他說：‘就是我扔進水庫裡的那兩個黑鬼。’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就跟我說了他是如何用一把短把子斃了那兩人，然後用細鐵絲網把尸體包好。他說：‘我早知道就拿刀給他倆來個大開膛了，那樣尸體也就不會浮上來了。’他當時就說了這些。”

托蘭斯的回答很長，說到一半的時候我的餘光就看到文森特臉色一變。原因我心知肚明。我小心翼翼地掏出了那把尖刀。

“伍德森先生真的用了那個詞嗎？他管那兩個受害者叫‘黑鬼’？”

“是啊，他就是那麼說的。”

我稍稍猶豫了一下，思考著下一個問題應該如何措辭。我知道自己一旦說錯，文森特馬上就會提出反對，絕不能給他可乘之機。我既不能讓托蘭斯給我解釋一下這話的意思，也不能用“為什麼”這個詞來詢問伍德森的用意或者動機。那些都會給文森特反對的理由。

“托蘭斯先生，‘黑鬼’這個詞在黑人群體裡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是吧？”

“差不多。”

“是還是不是？”

“是。”

“被告是個非洲裔美國人，對吧？”

托蘭斯笑了。

“我覺得是啊。”

“你也是非洲裔美國人，對吧？”

托蘭斯又開始笑。

“打娘胎裡就是。”他說。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看了我一眼。

“哈勒先生，有必要問這樣的問題嗎？”

“抱歉，法官大人。”

“請繼續。”

“托蘭斯先生，當伍德森先生如你所說冒出了那個詞的時候，你有沒有覺得很喫驚？”

托蘭斯摸著下巴想了想，然後搖了搖頭。

“其實還真沒有。”

“為什麼你沒感到喫驚呢，托蘭斯先生？”

“可能是因為我每天都聽到那個詞吧，哥們兒。”

“從其他黑人那兒？”

“是啊。白人也這麼說。”

“唔，如果一個黑人用那個詞，就像你稱呼伍德森先生那樣，那他可能在指誰呢？”

文森特提出反對，他說不能要求托蘭斯解釋別人的話。康帕尼奧尼支持了文森特的要求，我不得不又花了點時間重新考慮我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纔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好吧，托蘭斯先生，”我後說，“那咱們就隻說你，行吧？你會偶爾使用那個詞嗎？”

“我應該用過。”

“很好，那麼你使用那個詞的時候，一般說的是誰呢？”

托蘭斯聳了聳肩。

“別的兄弟。”

“其他黑人男子？”

“是啊。”

“那你有沒有用‘黑鬼’這個詞稱呼過白人男子呢？”

托蘭斯搖了搖頭。

“沒有。”

“好，那你覺得為什麼巴尼特·伍德森要用‘黑鬼’這個詞來稱呼他扔進水庫裡的那兩個人呢？”

文森特在座位上挪動了一下。他的身體語言好像是要提出反對，但嘴上卻一言未發。他肯定知道就算他反對也已經沒用了。托蘭斯已經上鉤，現在我想讓他說什麼他就說什麼。

托蘭斯回答了我的問題。

“肯定是因為他殺的那兩個都是黑人唄。”

聽了這話，文森特的肢體語言又變了。他身體一沉，因為他知道，他這招“獄友告發”的棋已經沒有勝算了。

我抬頭看了看康帕尼奧尼法官。他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

“法官大人，我可以接近證人講話嗎？”

“可以。”法官說。

我起身走到證人席邊，將那隻文件夾放在托蘭斯面前。這個與標準法律用紙①一樣大小的文件夾有些破舊，是淡橙色的——州立監獄的獄警用這個顏色代表囚犯可以保存的私人法律文件。

“托蘭斯先生，我放在你面前的這個文件夾是伍德森先生在獄中用的，律師交給他的開示文件他都保存在這個夾子裡。我再問一遍：你認識這個夾子嗎？”

“我在號子裡見過不少橙色的夾子，但不代表我就一定見過這個。”

“你是說你從來沒見過巴尼特先生看這個文件夾裡面的材料？”

“我不記得我見過。”

“托蘭斯先生，你和巴尼特先生在隔離牢房一起住了三十二天。你作證說他十分信賴你，對你承認了自己殺人的事情。你竟然從沒見過他拿著這個文件夾？”

托蘭斯並沒有馬上回答我的問題。我已經把他逼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死角。我靜靜地等著。如果他仍然堅持自己從來沒見過這個文件夾，那麼陪審團就會質疑伍德森是不是真的向他坦白過。如果他後讓步，說他看著這個文件夾眼熟，那就給我留下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我的意思是，我見過他拿著這個夾子，但是我沒看過裡面是什麼東西。”

果然。他中計了。

“那請你打開這個夾子，看看裡面的東西。”證人照我說的，翻開文件夾看了起來。我走回詢問席，順便掃了一眼文森特。他雙眼低垂，面色蒼白。

“托蘭斯先生，請問你打開文件夾之後看到了什麼？”

“一面是好幾張照片，拍的是地上躺著的兩具死尸。都是釘在上面的——我是說照片是釘在文件夾上的。另外一面是一沓文件啊，報告啊什麼的。”

“你可以給我們念一下右手邊的份文件嗎？隻讀摘要的行就可以。”

“不行啊，我不認字。”

“一個字都不認識？”

“差不多。我沒怎麼上過學。”

“摘要部分的有幾個打鉤的方框，方框邊上的單詞有你認識的嗎？”

托蘭斯盯著文件夾仔細看，眉頭緊鎖可見其聚精會神。我知道他上次入獄時參加過文化水平測試，終成績僅屬於後一檔——比二年級的小學生還差。

“沒戲，”他說，“一個詞也不認識。”

我快步走回辯方席，從我的公文包中又取出一隻文件夾和一支夏比①記號筆。我回到講臺邊，快速地在文件夾封面上寫下“CAUCASIAN”②幾個大寫字母，然後把夾子舉起來，讓托蘭斯和陪審團都能看清。

“托蘭斯先生，這個詞是摘要部分打了鉤的其中一項。你認識這個詞嗎？”

話音剛落文森特就站了起來，但托蘭斯已經在不停地搖頭，看起來滿面羞慚。文森特指責我擅自展示剛纔那張字條，康帕尼奧尼法官表示支持。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不過我對陪審團的攻勢纔剛剛開始，而且我確定剛纔大多數陪審員都看到證人搖頭了。

“好，托蘭斯先生，”我說，“現在咱們來看看文件夾的另一面。請你能描述一下照片中的尸體。”

“呃，是兩個男的。身上貌似蓋著細鐵絲網和帆布，兩人都躺在地上。一幫警察在調查、照相什麼的。”

“帆布上的男子都是什麼人種？”

“都是黑人。”

“你之前見過這些照片嗎，托蘭斯先生？”

文森特起身反對我再次提出一個證人已經回答過的問題。但他已經回天乏術了。法官嚴詞命令他落座。這就等於告訴這位檢察官：接下來的時間你隻能坐以待斃，誰讓你找了個騙子出庭作證，他完蛋了你也好不了。

“你可以回答我的問題了，托蘭斯先生，”我說，這時文森特已經坐下了，“你之前見過那些照片嗎？”

“沒有，先生，剛纔是次。”

“你是否同意這些照片印證了你此前對我們所說的，也就是被殺的是兩個黑人男子？”

“相片上照的就是那樣。不過我之前可沒見過那些照片，我說的都是從他那兒聽來的。”

“你確定嗎？”

“這樣的事情我不會忘的。”

“你剛纔說伍德森先生向你坦白自己殺了兩個黑人，但是我們今天要審的是他殺死兩個白人的案子。看來他根本就沒跟你說實話啊，你覺得呢？”

“不可能，他親口跟我說的。他說那兩個人就是他殺的。”

我扭頭面對法官。

“法官大人，辯方請求將托蘭斯先生面前的文件夾作為辯方一號物證列為本案證據。”

文森特抗議根據不足，但是被康帕尼奧尼法官駁回。

“法庭準許辯方請求。至於托蘭斯先生是否看過文件夾中的照片和其他內容，陪審團將做出終裁決。”

我方勢如破竹，現在需要乘勝追擊。

“謝謝您，”我說，“法官大人，或許檢方也應該讓他們的證人再熟悉一下作偽證要面臨怎樣的懲罰了。”

我說這話就是故意要給陪審團留下印像。我本想繼續猛攻托蘭斯，用他自己的謊言把他徹底擊垮。但是文森特這時起立要求法官休庭，他說他想和辯方律師進行交涉。

這就意味著巴尼特·伍德森已無性命之虞。

“辯方無異議。”我對法官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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