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評論
松本清張的短篇魅力
（昭和五十五年（1980）三月三十一日 評論家 權田萬治）
松本清張的短篇魅力就在於他可以截取人生的一個斷面並用鮮活的小說技法予以表現。看似沒有任何變化的日常生活，某天突然因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發生微妙的偏移，終導致一個戲劇性的結局——這樣的短篇可以讓人想到短篇高手歐·亨利的作品，但松本的作品又沒有歐·亨利作品中的狀況設定或人工的牽強結局。所以，作品所帶來的印像總是新鮮且強烈到令人喫驚的程度。
松本清張的短篇幾乎都與生死有關。理應感到滿足的現在和令人糾結的過去總是微妙地相交相織。其中又因為偶然的機緣巧合發生逆轉，讓滿足的日常轉變為恐怖與不安的每一天。平穩的日常與黑暗的過去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姿態呈現出來——在《臉》、《聲音》等松本的優秀短篇中都見到這種設定。本書名同名短篇《共犯》（《周刊讀賣》昭和三十一年[1956]十一月十八日）與之有共通之處。
一般而言，實施犯罪的人越少，罪行被發現概率就越低。除了用權力來掩蓋罪行的金大中事件或松川事件等類似用國家陰謀、一定的政治信條或靠血脈束縛的組織犯罪之外，滿足一般欲望的犯罪都是越個人越有利。
其理由在於多數人的犯罪容易引人注目，即使犯罪本身一時成功，分贓不均也容易導致關繫破裂。哪怕沒有分贓問題，獲得巨額金錢之後的生活也很難不被人懷疑、很難長期維持。
不過，搶銀行這樣的犯罪很難單獨作案。所以推理小說中這種需要幾個人實施的大型犯罪計劃，總會出現因為共犯反目或警察的執著搜查而終導致罪犯自取滅亡的定式橋段。比如詹姆斯·哈德利·契斯（James Hadley Chase）的《我口袋裡的世界》（The World in My Pocket）就屬於這種類型。
然而，松本的《共犯》卻有著打破這種定式的趣味。這部作品的主人公與另一個男人町田武治理擁有同一段搶銀行“黑歷史”。五年後的今天，他的家具生意非常興隆，讓他過起了成功人士的生活。然而，一旦生活安逸後他卻開始害怕失去現有的幸福。於是他非常介意共犯町田的動向。他選擇了一邊隱藏自己，一邊打探町町田的生活……
《共犯》的主人公在沒有任何現實根據的情況下，因為自己的不安而自我毀滅。所以這部作品雖然描寫的是壞人，但也有讓人同情主人公的部分，結尾部分散發著一種人生難料的悲哀。還有這一種無法懲罰就是的懲罰的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式的反轉。
松本清張對於這部作品曾自述道：“這部小說的開頭部分和我自己的經歷很相似。我在戰後的一段時間內，有過類似經商的體驗。”這裡他所說的“類似經商”，根據《半生記》中的內容，指的是昭和二十一年[1946]）三男出生、家庭成員多達八口後，為了減輕生活壓力，他每周日做倒賣掃帚的兼職。
松本清張在上述那篇自述的開頭中還曾提到：“當時自己住在奈良的小鎮上。對面是暴發戶住的高級旅館，傳出熱鬧的三味線的曲調。自己則從髒兮兮的、感覺有虱子的屋子眺望過去。同一個屋子裡還住著一個賣筷子的銷售——要說經驗，不過如此。”這時，他有種“與默阿彌《鑄掛松》的心境頗為相近的感覺”、“就算在江戶的街頭辛苦地跑到雙腿發軟，單靠‘鑄掛’的買賣，每天的生活依然窘迫。認真工作的人不知道什麼是安逸的生活。不，應該說越是認真工作的人越沒辦法生活安逸。擺在眼前的貧富差距讓人絕望，不由地想要詛咒人生。”
江戶川亂步的短篇《二錢銅錢》的開頭這樣寫道：“兩個人已經窘迫到甚至常說‘真羨慕那個小偷’的程度。”這篇文字的背後，是失業之後連買煙錢都沒有的亂步的真實心情。而松本清張的《共犯》中活生生的現實感，也離不開他自己艱苦的生活體驗。
松本清張是個強烈反對將個人體驗原封不動地描寫成作品、即反對所謂日本傳統的“私小說”的作者。但是，重視故事性的松本的作品中，時不時地會巧妙地編排進他的個人體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共犯》也是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
《恐嚇者》（《All讀物》昭和二十九年[1954]九月號）講述的是因為大雨引發洪水，從築後川河畔看守所逃走的男人，在水壩工地上再次遇見當時他救過的主婦後，對其進行恐嚇的故事。
這部作品的有趣之處在於隻不過是被救了性命的主婦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遭到過侵犯的心理，以及一個恐嚇引發另一個的恐嚇的獨特情節。
讀者可能會想看守所的逃犯怎麼一開始就沒被抓回去呢。事實就是如此。村田宏雄的《犯罪與偵探》中曾舉出多個實例——比如某逃犯在“從看守所逃走”這樣一種極其不利的條件下，警方依然用了十一天纔抓住他；卡賓槍事件中的大津也是帶著情婦逃到大分，警方花了二十天纔抓住他。村田指出：“總的來說，大眾社會的特征就是劇烈的變化、高度的移動性與匿名性。正是這些特性給了逃犯絕好的藏匿環境。因此靠現代方式搜查抓捕逃犯，真的非常難。”
《愛與空白的共謀》（《女性自身》昭和三十三年[1958]十二月十二日號）在松本清張的作品中屬於推理·浪漫的類型。《波之塔》、《沙漠之鹽》、《風的視線》等一繫列的長篇作品中，都是用豐富的推理描繪出現代男女間微妙的愛的形態。而這在部短篇作品中，失去丈夫的女性與丈夫的同事有了男女關繫、在隱約覺得丈夫有隱蔽情人的過程中，丈夫不為人知的過去也一並得以曝光。男人要體面的那種利己主義得到了充分的描繪。松本清張描寫的女性中，有《強蟻》、《黑色回廊》中的惡女，也有《愛與空白的共謀》中的章子這樣的女性。
《發作》（《新潮》昭和三十二年[1964]九月號）中描寫了一個由於妻子生病、賭博借錢、情人的若即若離、工作上的失誤等諸多原因導致欲求不滿、緊張感日積月累、終引發衝動性殺意的故事。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異邦人》以來，無動機殺人成為了“不合理文學”的代名詞。而從松本清張的作品中可以發現看似沒有動機的衝動殺人，其事件背後存在的原因。鋼琴殺人事件等近年來發生的衝動殺人事件非常受到關注，而這部作品可謂具有時代的先見性。
《青春的彷徨》（《周刊朝日別冊·時代小說傑作集6》昭和二十八年[1953]）初的題目是《死神》。關於這部作品作者自身回憶道：“《青春的彷徨》是我在九州散步的時候想到的作品。因為我當時身在小倉，所以行動範圍在九州北部比較多。某年夏天，曾在可以眺望到深耶馬溪·一目八景的地方住過。當時我住宿的店老板夫婦是大阪人，聽他們說他們曾在大阪的朝日報社宿舍做過廚師。因此認識很多報社的高層。他們沒有說太多為何會從大阪來到九州的理由，看他們一直笑呵呵的樣子，我猜他們是私奔而來的。那天晚上，老板告訴我殉情事。山很深、景很美，殉情的人很多，還有更多死在深山裡根本沒人發現。”
年輕時候的死總是很容易被美化。但是死並非美好的東西。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對自殺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因為想要生的意念總會遭到壓抑，所以人生必然會是一場苦惱，但即使個人選擇自殺，整個人類的苦惱也永遠不會消失。《青春的彷徨》，從另一種角度來說，也有著對死的否定和對生的肯定。
《點》（《中央公論》昭和三十三年[1958]一月號）與《標本》（《中央公論·文藝特輯號）昭和三十四年[1959]一月）雖然故事情節完全不一樣，但在無情地塑造了懷纔不遇者的方面存在共通點。《點》的主人公曾作為警察打入日本共產黨內部做臥底，但被警察這個組織拋棄後生活落魄不堪，靠到處兜售自己所謂的內幕勉強為生。這種荒廢的人物肖像具有一種緊迫的現實感。而《標本》中的喚鳥名人則是一種虛像的人物形像，與借助作家幫忙纔好不容易有文章可寫的落寞美術評論家那種高姿態相互重疊，形成一種浮雕式的作品。松本清張討厭這種徒有其表的人。
《潛在光景》（《婦人公論》昭和三十六年[1961]四月號）是連續短篇《影之車》中的一篇，野村芳太郎導演將其拍攝成電影後也頗受好評，大部分人都是通過電影纔了解到這部作品。“孩子的殺意”這種主題在埃勒裡·奎因（Ellery Queen）的《Y的悲劇》中曾有涉及，而在日本，三島由紀夫等文人也曾對此提出過批判，認為這種殺意非常不自然。但近，因為現實中發生了很多孩子動手殺人的事件，所以這種批評已經不見蹤影。《潛在光影》中在兩起事件相交之中，黑暗的幼年體驗得以凸顯，這種情節設定就使得“不自然”的成分少了很多。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松本清張優秀的推理短篇之一。
《典雅的姐弟》（《婦人公論》昭和三十六年[1961]五月號）講述的是看起來陰森怪異的姐弟倆之間發生的殺人事件以及兇手不在場證明被推翻的過程。喜歡蜥蜴、青蛙等爬蟲類的桃世與非常討厭這些動物的弟弟纔次郎，雖然平時關繫很好，但吵起架來就會激烈不已，這兩個過著上流生活的人物像被描繪得非常到位。使用電報制造不在場證明的花招也很有趣。松本清張的小說中如《點與線》、《危險的斜面》等描寫不在場證明被推翻的優秀作品非常多。這部短篇也是其中之一。
《遠距離的女囚》（《ALL讀物》昭和二十九年[1954]三月號）的原標題為《女囚抄》。作品的形式是入獄的妻子寫給現在因考古學而聞名、擔任大學教授的籐川英夫的一封信。在信中浮現出的一個傾心於不為主流學界所接受的孤獨學者石井琢一、拋棄一切專心投身考古學、對學術擁有激情的人物。我覺得這就是松本清張的自畫像。《遊古疑考》、《日本史 迷與鍵》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松本對考古學和古代史那種令人驚異的求知欲。這些作品已經超過業餘範疇、達到專業學者的程度。可以說，這部作品就是松本對考古學夢想的結晶。
[1] 指鑄鐵、鑄件。
[2] 發生於1954年6月的事件。多名強盜以卡賓槍挾持並拘禁了保安廳技術研究所的會計科長夫婦。
[3] 1974年8月28日（昭和49年）早上發生在神奈川縣平塚市的殺人事件。兇手因為鋼琴噪音而將鄰居的母子三人一並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