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格裡森姆（1955—   ）

美國當代著名作家。

1981年畢業於密西西比大學法學院，而後在密西西比州執業近十年，專長於刑事辯護和人身傷害訴訟。1983年當選為州眾議員，任職到1990年。

自1988年出版部小說《殺戮時刻》以來，約翰·格裡森姆每年出版一部小說。他的作品在全世界銷量突破三億冊，長期居於《紐約時報》暢銷榜前十名，被翻譯成四十種語言，其中九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

曾獲英國圖書獎終身成就獎（2007）、美國國會圖書館創作成就獎（2009）和哈珀·李法律小說獎（2011，2014）等獎項。

【譯者簡介】

於霄

華東政法大學副研究員，律師。譯著有《在世界與我之間》、《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正義的慈悲：美國司法中的苦難與救贖》和《誓言：奧巴馬與法院》等。

羅恩·威廉森入土為安兩天後，我在翻閱《紐約時報》時看到了他的訃告。標題是“從死囚區獲釋的羅納德·威廉森去世，享年五十一歲”，足夠觸動人心，而吉姆·德懷爾撰寫的長篇訃告則更詳盡地講述了羅恩的經歷。訃告配有一張醒目的照片，拍攝於獲釋那天，羅恩站在法庭上，看上去百感交集，有解脫，甚至也許有些自得。

不知為何，我錯過了羅恩於1999年獲釋的新聞，我從未聽說過羅恩·威廉森或丹尼斯·弗裡茨。

我又讀了一遍這篇訃告。那時我的創造力正處於低谷，憑空很難構思一個像羅恩的經歷這樣豐富而層次分明的故事。並且，我很快就會發現，訃告隻是冰山一角。幾個小時後，我就聯繫上了他的兩個姐姐—安妮特和勒妮，忽然之間，我手頭就多了一本要寫的書。

我從未想過要寫一部非虛構作品，我更喜歡寫小說，我更不知道自己要寫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調查和寫作耗費了我此後的十八個月時間。我去了埃達很多次，去了小鎮附近的法院、看守所和咖啡廳，去了麥卡萊斯特的新老死囚區，還有阿舍。在阿舍，我坐在露天看臺上和穆爾·鮑溫聊了兩個小時的棒球。我還去了紐約的無辜者計劃辦公室，去了塞米諾爾的咖啡館，在那裡和弗蘭克·西伊法官共進午餐。我去了揚基體育場，去了列克星頓懲教中心，在那裡會見了湯米·沃德。然後，我回到我的大本營諾曼，和馬克·巴雷特一起談論這個故事，一聊就是幾個小時。我在堪薩斯見了丹尼斯·弗裡茨，在塔爾薩見了安妮特和勒妮。在我說服了格雷格·威爾霍伊特從加利福尼亞回來後，我們去了大麥卡。在那裡，他重返了他住過的囚室，他十五年前離開後就再也沒回去過。

每次拜訪，每次談話，都會讓故事發生新的轉折。我本可以寫上五千頁。

這樣的旅途也向我展示了誤判的圖景，有些事情是我這樣一個做過律師的人都不曾花很多時間去思考的。這不僅僅是俄克拉荷馬州纔有的特殊問題，遠遠不是。在美國，誤判在每個州每個月都會發生，原因大同小異—偵查工作不當，還有垃圾科學、說謊的目擊證人、不負責任的辯護律師、懶惰的檢察官、傲慢的檢察官。

在各個城市，刑事技術專家的工作量都是驚人的，這導致他們難以維持程序和行為的職業水準。而在小鎮，警察未經培訓，不受制約。謀殺和強奸仍然是令人震驚的事件，人們需要正義，並且需要正義馬上實現。他們，市民和陪審員，相信他們的政府會依法行事。而當政府沒有這樣做時，結果就是羅恩·威廉森和丹尼斯·弗裡茨蒙冤。

蒙冤者還有湯米·沃德和卡爾·方特諾特。兩人被判終身監禁，也都在服刑。湯米有一天可能會有機會獲得假釋，但因為程序的奇怪安排，卡爾卻永遠沒有這樣的機會。DNA檢測技術救不了他們，因為現場沒有留下生物學意義上的證據。殺害丹尼斯·哈拉維的兇手或兇手們永遠不會被發現，至少不會被警方發現。如果想更多地了解湯米和卡爾的故事，可以訪問www.wardandfontenot.com。

在為寫這本書做調查時，我踫到了與埃達有關的兩個其他問題。1983年，一位名叫卡爾文·李·斯科特的男子在龐托托克縣法院受審，罪名是強奸。受害人是一個年輕的寡婦，她在睡覺時遇襲。因為強奸者用枕頭捂住了她的臉，她無法指認他。州調查局的毛發專家作證說，現場發現的兩根陰毛與在卡爾文·李·斯科特身上提取的樣本“在顯微鏡下比照一致”。而斯科特卻堅決否認有罪。陪審團沒有相信他，判了他二十五年監禁。他服刑二十年後獲釋。2003年，DNA檢測為他洗脫冤屈，把他從監獄裡救了出來。

在這個案子中，丹尼斯·史密斯負責偵查，比爾·彼得森擔任地區檢察官。

同樣是在2001年，埃達的前助理警察局長丹尼斯·柯文被指控制造和分銷甲基苯丙胺，並在聯邦法院認罪，被關押六年。丹尼斯，如果您還記得的話，是格倫·戈爾在署名的宣誓證言中提及的埃達警察。而這份證言是在戈爾所描述的販毒活動發生二十年後作出的。

埃達是一個很不錯的小鎮，但面臨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這些好人什麼時候清理門戶？

也許要等到他們厭倦了為行為失當的檢察官買單的時候。在過去兩年中，埃達市已兩次提高財產稅來補充儲備金，因為儲備金已部分用於羅恩和丹尼斯所提起的訴訟的和解。這是一個殘酷的侮辱，這些稅由所有不動產所有人承擔，其中包括黛比·卡特的許多親人。

計算所浪費金錢的總額是不可能的。俄克拉荷馬州一年要花費約來安置一名囚犯。即使不算死囚區和州精神病院治療的額外費用，花在羅恩身上的錢至少有二十，丹尼斯也一樣。加上他們在民事訴訟中獲得的賠償金，一目了然，他們的案件導致的浪費肯定有幾。

這個數字還沒有考慮為了拯救這兩個人努力工作的上訴律師所花費的數以千計的工時，也沒考慮州政府律師為了判處他們死刑而浪費的時間。為了公訴和辯護而花費的終都計入賬單，郵寄給了納稅人。

有些錢則花得比較。政府為了給羅恩提供辯護，向巴尼·沃德支付了“高達”三千的費用。如果你還記得的話，瓊斯法官駁回了巴尼所提出的聘請法醫學專家評估州政府證據的申請。格雷格·桑德斯收到了同樣的費用，三千。他聘請專家的申請也被駁回。納稅人應當受到“保護”。

金錢上的浪費讓人心痛，但人所受的傷害卻更嚴重。顯然，羅恩的精神問題因誤判而嚴重惡化，獲釋之後也沒有恢復。大多數洗冤者都沒能完全恢復。丹尼斯·弗裡茨是幸運的。他擁有勇氣和智慧，並終擁有了金錢，讓自己重整旗鼓。他在堪薩斯過上了平靜、普通和富裕的生活，去年，他還當上了外公。

至於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比爾·彼得森現在仍然是埃達的地區檢察官，他的兩名助理是南希·休和克裡斯·羅斯，調查員是加裡·羅傑斯。丹尼斯·史密斯1987年從埃達警察局退休，2006年6月30日突然死亡。巴尼·沃德於2005年夏天去世，當時我正在寫這本書，但再也沒有機會采訪他了。羅恩·瓊斯法官1990年在競選中失利，離開了埃達地區。

格倫·戈爾仍被關在麥卡萊斯特的H區。2005年7月，他的定罪被俄克拉荷馬州刑事上訴法院推翻。法院下令進行重審，認為戈爾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因為蘭德裡斯法官沒有允許他的辯護律師提出另外兩名男子已經因該謀殺案被判有罪的證據。

2006年6月21日，戈爾再次被判有罪。在死刑問題上，陪審團陷入僵局，蘭德裡斯法官依法判處戈爾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

許多人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幫助，我非常感謝他們。安妮特、勒妮和她們的家人讓我得以了解羅恩生活的各個方面。馬克·巴雷特花費了不計其數的時間開車帶我穿行於俄克拉荷馬州，給我講那些起初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找尋證人，檢索過去的文件，動用他的社交網絡。他的助手梅利莎·哈裡斯為我復制了上百萬份文件，並把所有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條。

丹尼斯·弗裡茨熱情洋溢地回憶了痛苦的往事，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問題。格雷格·威爾霍伊特也是一樣。

《埃達晚報》的布倫達·托利特變魔術般地從故紙堆裡挖出了兩起謀殺案的詳細經過。現任職於《俄克拉荷馬人》的安·凱利·韋弗回憶起了與這一洗冤過程相關的很多故事。

一開始，弗蘭克·西伊法官不太願意談論他辦理的案件。他依然抱有“法官隻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老派觀念，但終還是接受了采訪。在我們的一次電話交談中，我稱他為“英雄”，他立即提出反對，我在一千二百英裡之外被法官駁回了。維基·希爾德布蘭德仍在為西伊法官工作，她生動地回憶了自己次審閱羅恩人身保護令申請書時的情形。

吉姆·佩恩現在也已擔任聯邦法官，他很配合我，但對拯救羅恩性命的榮譽不感興趣。他也是一個英雄，是他在家花了數小時時間認真閱讀了珍妮特·切斯利做的摘要，並認為事關重大，需提交給西伊法官，並在命懸一線時建議發出暫停執行令。

雖然湯姆·蘭德裡斯法官在後面幾章纔進入這個故事，但他卻享有在1999年4月主持洗冤審判的殊榮。每次去他在埃達法院的辦公室拜訪，我總能得到熱情款待。我聽他娓娓道來這些故事，其中很多都極有可能是真實的。

巴裡·謝克和無辜者計劃的戰士們從來都是慷慨而坦率的。到寫本書時，他們已經通過DNA檢測技術為一百八十名囚犯贏得了自由，並且還為全國範圍內其他至少三十個無辜者計劃提供了啟發。想了解詳細信息，可以訪問www.innocenceproject.org。

湯米·沃德在死囚區，即老F囚區，關了三年零九個月。之後，被永久發配到了列克星頓懲教中心。我們通過很多次信。他講的一些故事與羅恩有關，他也允許我在本書中使用。

關於羅恩的噩夢，我主要依據的是羅伯特·邁耶的《埃達之夢》。這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也提醒我，紀實犯罪文學寫作可以達到怎樣的高度。邁耶先生在我的研究中提供了充分的幫助。

感謝俄克拉荷馬州貧困者援助辯護繫統的律師和工作人員—珍妮特·切斯利、比爾·勒克和金·馬克斯。還要感謝布魯斯·萊巴、穆爾·鮑溫、克裡斯蒂·謝潑德、萊斯利·德爾克、基思·休姆博士、南希·福勒森、蘇珊·夏普博士、邁克爾·塞勒姆、蓋爾·蘇阨德、李·曼、戴維·莫裡斯和伯特·科利。約翰·謝爾曼是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法學院三年級的學生，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埋頭研究我們收集的一箱箱材料，並將它們整理得井然有序。

我有幸讀到了這個故事涉及的大多數人的宣誓證言。有些采訪是沒有必要的，有些沒有成功。在本書中，僅對據稱受到強奸者的姓名作了處理。

約翰·格裡森姆

2006年7月1日

發生在俄克拉荷馬小鎮上的這起謀殺和冤屈事件，本身也許隻是一場小小的人間悲歡離合，但約翰·格裡森姆的講述，卻讓這個故事變得內容豐富、意味深長。讀者不僅可以由此理解真正的美國，也可以從中理解刑事偵查技術和司法的進步史。

——小白，作家

作者歷時十八個月，一次次回到事件現場，從無數訪談和上百萬份文件中梳理出案件真相，還原了一個無辜之人蒙冤的十二年。真相，有時比想像更為荒誕！

——阿乙，作家

自十六年前看了《陷阱》後，每次出國都要在機場暢銷書架上尋索他的新作。把他稱為懸疑小說家可能忽略了他的法律職業背景，也忽略了其作品對刑事法制度的精準剖析，對人性的深刻反省。中國的刑事法律現實遠比虛構的小說、影視更為復雜和驚心動魄，卻缺少這樣一位作家，這真是一件我們必須反思的事情。——林維，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

每一起刑事錯案的背後都是令人唏噓的人生經歷。約翰·格裡森姆用小說家細膩的筆法和深層的關懷為我們展現了這一悲劇的每一個細節，讓我們清晰地看到本應運送正義的刑事司法繫統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每一階段是如何失守的。對於正在致力於防範冤假錯案的當下中國來說，《無辜的人》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與修辭力量。

——吳洪淇，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副教授

這是一個美國悲劇，比約翰·格裡森姆的懸疑小說更直擊人心，因為它是真實的。

——《娛樂周刊》 

如此悲慘而恐怖，令人難以置信，然而這一切完完全全是真的。

——《鏡報》 

當球隊不在鎮上的時候，揚基體育場的日常儀式就會發生微妙變化。沒有了人潮和鏡頭的敦促，沒有了下一次新鮮出賽的預期，這座老建築失去了光彩。日上三竿，穿著卡其短褲和灰色T恤的場地管理員纔拖著疲憊的腳步開始打理場地。首席割草工格蘭特利笨拙地推著像蜘蛛一樣的托羅牌割草機，而土壤專家湯米則在本壘板後把土地拍打平整。丹推著小型割草機沿一壘線走過厚厚的藍草。在外場警告跑道邊，灑水器按照規定的間隔時間噴水。一個導遊帶著一群人站在三壘休息區，遙指著記分板外的什麼地方。

五萬七千個座位空著。各種聲音在周圍輕輕地回蕩—小型割草機發動機的悶響，場地管理員的笑聲，噴洗機清洗上層觀眾席座位遠遠傳來的聲音，四號線掠過場地右牆的隆隆聲，記者席旁邊錘子的輕敲聲。對於那些維護魯斯建起來的體育場的人來說，過去的時光值得珍惜，因為它寄托著對揚基偉大歷史的懷舊，也承載著對更輝煌的未來的展望。

人們在約二十五年前曾期待他的到來，二十五年後，羅恩·威廉森從揚基休息區的長凳上站了起來，走到了場地邊上的棕色碎石警告跑道上。他停下了腳步，站在體育場的巨大空間裡，沉浸在神聖的棒球場地的氛圍中。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日，風清日麗，綠草平整如毯。陽光溫暖了他蒼白的肌膚，剛剛割過草的味道讓他回想起了其他場地、其他比賽，還有舊時的夢想。

他戴著揚基棒球帽，這是前臺送的紀念品。因為他現在是一個名人，來紐約是為了去《早安美國》和黛安·索耶錄節目，所以他穿著的運動外套（就是安妮特兩周前匆匆購買的海軍藍休閑西裝），還有的西褲，戴著的領帶，不過他換了雙鞋。他對衣服失去了興趣。雖然他曾在男裝商店工作，為別人提供到位的著裝建議，但他現在不在乎了。穿十二年的囚服是會讓你發生這樣的轉變。

帽子下面是他灰白、厚實又蓬亂的瓜蓋頭。羅恩現在四十六歲了，但看上去更老。他整了整帽子，然後踏上草坪。他身高六英尺，盡管二十年的虐待與漠視給他的身體造成了明顯的傷害，但還是可以看出偉大運動員的一些痕跡。他慢步越過界外區，走近土質的跑壘道，走向投球區土墩，在那裡，他站了一會，向無數排天藍色的座位望去。他輕輕地把腳放在塑膠地面上，搖了搖頭。唐·拉森正是在這裡投擲出了那場完美的比賽。他的偶像懷特·福特曾是這塊土墩上的霸主。羅恩向左看去，望向右外野，牆顯得那麼近，羅傑·馬裡斯曾擊飛過很多球，它們飛出了牆外。他可以看到偉大揚基隊員的紀念碑，遠離球場中心，在高牆之外。

米奇也在那裡。

馬克·巴雷特站在本壘板，也戴著揚基帽，正在揣度他的當事人在想什麼。將一個人從監獄釋放，他在那裡度過了十二年卻一無所得，無人道歉，因為無人真心承認錯誤，沒有道別，隻有“滾蛋”“快走，別廢話”。他也沒有得到補償、建議、州長寫的信或任何其他官方信函，沒有得到來自公共機構的指導。兩個星期後，他卷入了一場媒體風暴，每個人都想從他身上分走點什麼。

羅恩現在顯然還沒有心生怨恨。他和丹尼斯沉浸在獲釋後豐富多彩的生活之中。怨恨日後纔會到來，在媒體退場很久之後。

巴裡·謝克待在休息區附近，一邊看著羅恩，一邊和其他人聊天。作為一名死忠揚基粉，他打電話安排了對揚基體育場的這次特別訪問，在紐約的這幾天，他是東道主。

大家拍了照，攝影組拍攝了羅恩站在投手土墩上的樣子，然後，繼續沿著一壘線參觀，在導遊隨意說著這個或那個揚基球員的時候，人們慢慢走著。羅恩知道很多數據和故事。導遊說，沒有一個球完全打出過揚基體育場，但曼托已經很接近了。他曾將球打在了右中心牆上，就在那裡，導遊說著，指向那個點，距本壘大約五百三十五英尺。“但是，華盛頓的一個球飛得更遠，”羅恩說，“有五百六十五英尺。投手是查克·斯托布斯。”此言給導遊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安妮特跟在羅恩後面幾步遠的地方，緊隨著他，一如既往，她處理細枝末節，作艱難的決定，進行善後。她不是棒球迷，當時，她關心的是讓弟弟保持頭腦清醒。羅恩在生她的氣，因為她前一天晚上沒讓他喝酒。

他們一行人還包括丹尼斯、格雷格·威爾霍伊特和蒂姆·達勒姆，所有四名洗冤者都出現在《早安美國》節目中，美國廣播公司報銷路費。《紐約每日新聞》的吉姆·德維爾也來到了現場。

他們在中外場停下腳步，站在警告跑道上。另一邊就是紀念碑公園，那裡有魯斯和格裡克、曼托和迪馬喬的巨大半身像，還有其他偉大揚基球員的小一些的半身像。導遊介紹說，在裝修前，這個小角落，這個近乎神聖的地方，事實上是位於界內場地的。大門開著，他們經過了柵欄，走進了一個磚砌的庭院，在那一刻，人們很容易忘記自己身處棒球體育場。

羅恩走近曼托的半身像，遊覽其生平簡介，他仍記得兒時背下的比賽數據。

羅恩做揚基隊員的後一年是1977年，在勞德代爾堡，效力於A級隊，雖說是職業球員，卻處於離紀念碑公園遠的一端。安妮特還有一些他身著真正的揚基隊服的老照片。事實上，這套隊服是一個真正的揚基隊員在這個球場上穿過的。大俱樂部直接把這些衣服傳了下來，隨著隊服在青年隊員中一代代相傳，它們帶上了令人傷感的細小痕跡，它們在前線的戰鬥生活中收集著傷痕。每一條褲子在膝蓋和屁股部位都有縫補，褲腰都被改小，再放大，而改動都隱藏在內裡，這樣，受訓的球員就可以保持衣服表面的平整。每件運動衫都浸染上了草汁和汗水。

1977年，羅恩代表勞德代爾堡揚基隊出場十四次，投三十三球，兩勝，四負，被打得鼻青臉腫，當賽季終於結束時，揚基隊毫不猶豫地裁掉了他。

參觀繼續進行。羅恩稍作停留，嘲笑雷吉·傑克遜的標牌。導遊正在講體育場面積的變化，它是如何在魯斯打球時變大，在馬裡斯和曼托打球時變小。攝影組尾隨在後，記錄著這些必將會被剪掉的場景。

所有這些關注多麼有趣，安妮特想。在兒時和少年時代，羅尼就渴望聚光燈，夢寐以求，而四十年之後的現在，鏡頭記錄下了他的一舉一動。

享受這一刻，她一直在這樣對自己說。一個月前，羅恩還被關在精神病院，他們不確定他還能不能出來。

眾人緩步返回到揚基隊的休息區，在那裡休息了一會。在後幾分鐘，羅恩沉浸在這個地方的魔力中，他對馬克·巴雷特說：“我終於感受到了他們在這裡的快樂。”

馬克點了點頭，但沒想出可以說些什麼。

“曾經，我一心隻想打棒球，”羅恩說，“這是我曾擁有的樂趣。”

他停頓了一下，看了看四周，說：“你知道，過一段時間，這一切都會從你身邊流逝，我現在真正想要的隻是一杯冰啤酒。”

飲酒是從紐約之行開始的。

勝利遊行從揚基體育場延伸到迪士尼樂園，德國一家電視公司為所有隨行人員支付了三天的遊玩費用。羅恩和丹尼斯所要做的隻是講述他們的故事，而那些德國人，懷著歐洲人對死刑的典型好奇，記錄下了每個細節。

在迪士尼樂園，羅恩喜歡的是未來世界的德國村，他在那裡發現了巴伐利亞啤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他們飛往洛杉磯，參加了《莉扎脫口秀》的直播。節目即將開始的時候，羅恩溜了出去，偷偷喝了一品脫伏特加。由於大多數牙齒都掉落了，他說話時發音不清，沒有人注意到他有那麼一點大舌頭。

時間一天天過去，他的故事不再那麼備受矚目，一行人—羅恩、安妮特、馬克、丹尼斯、伊麗莎白和薩拉·邦內爾—踏上了歸途。

羅恩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埃達。

羅恩和安妮特在一起，開始了適應新生活的艱難過程。記者們終於消失無蹤。

在安妮特的密切監督下，他積極接受治療，狀態穩定。他睡得很多，彈吉他，夢想靠唱歌出名。安妮特不準羅恩在她家裡喝酒，而他卻酒不離手。

羅恩害怕再次被捕，再度入獄，這種恐懼讓羅恩心力交瘁，他總是擔驚受怕，一有風吹草動就嚇得跳起來。羅恩知道警方並沒忘記他，他們仍然認為，他和這起謀殺案有某些牽連。埃達的大多數人也是這樣想的。

他想離開埃達，但又沒有錢。他無法承擔一份工作，更別說受人雇用。他近二十年都沒有駕照，對學習駕駛員手冊和考試也不是特別感興趣。

安妮特向社會保障局爭取羅恩的殘疾保障金，他入獄後就再也沒有收到過支票。終，她勝利了，羅恩總共得到了的補償。社會保障局恢復了每月給羅恩保障金的做法，將持續到其康復，而康復似乎不太可能。

一夜之間，羅恩感覺自己像個百萬富翁，希望能獨自生活。並且，他也渴望離開埃達和俄克拉荷馬州。安妮特的孩子邁克爾住在密蘇裡州的斯普林菲爾德，他們計劃讓羅恩搬到那裡去，於是花了，購買了一輛嶄新的房車，裡面有兩個臥室，配備好了家具。他們讓羅恩搬了進去。

雖然這是一個令人驕傲的時刻，但安妮特還是為羅恩將要開始一個人的生活而擔心。當安妮特終離開，羅恩坐在他的新躺椅上，看著自己的新電視，感覺自己是個很幸福的人。安妮特三個星期後來看他，他依然坐在躺椅上，周圍七零八落地堆滿了啤酒罐。

羅恩每天睡覺，喝酒，打電話，彈吉他，不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就在附近的沃爾瑪超市遊蕩，在那兒買啤酒和香煙。但發生了一件事，一個意外，於是超市請他到別的地方待著。

在獨自任意妄為的日子裡，他專注於向這些年借錢給他的人還錢。存錢看上去是個荒謬的想法，他便把這種想法拋在腦後。他被電視節目中的各種呼吁所打動，饑餓的孩子，將要失去所有神職的牧師，等等。他送錢給他們。

電話費高得嚇人。他打電話給安妮特和勒妮、馬克·巴雷特、薩拉·邦內爾、格雷格· 威爾霍伊特、貧困者援助辯護繫統的律師、蘭德裡斯法官、布魯斯·萊巴，甚至一些監獄官員。他在電話中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樂觀，因重獲自由而高興，但是在每次談話的結尾，他都會大罵瑞奇·喬·西蒙斯。他根本不在乎格倫·戈爾留下的DNA痕跡。羅恩希望警察立即逮捕西蒙斯，罪名是：“1982年12月8日強奸，用器具強奸，暴力雞奸，並且謀殺了黛比·蘇·卡特，在她位於東八街1022 1/2號的家裡！”每次聊到後，他都會把這個要求的細節至少重復兩遍。

奇怪的是，羅恩還打電話給佩姬·史迪威，兩人通過電話建立起了友好的關繫。他保證，他從未見過黛比，佩姬相信了他。在失去女兒十八年後，她還是不能釋懷。她向羅恩承認，多年來，她一直懷疑這起謀殺案並未真正破案，這讓她心中不安。

一般來說，他避免去酒吧，也不接觸隨便的女人，但有一次還是惹火上身。羅恩正在街上自顧自走著，一輛車停了下來，裡面有兩個女人，他就上了車。他們逛了幾間酒吧，在深夜一起回到他的房車。在那裡，一個女人在床底下找到了他藏的現金。當他發現丟了後，發誓要離所有女人都遠遠的。

邁克爾·赫德森是羅恩在斯普林菲爾德的朋友，羅恩鼓勵外甥買把吉他，並且教了他幾個和弦。邁克爾定期去看他，並把情況告訴自己的媽媽。羅恩喝酒喝得越來越兇了。

酒精和藥物會產生衝突，羅恩變得偏執。隻要看見警車，他就會嚴重焦慮。他甚至拒絕橫穿馬路，總感覺警察一直在監視自己。彼得森和埃達警方正在策劃著什麼陰謀。他用膠帶在窗戶上貼滿了報紙，緊鎖著門，門也用膠帶從裡面封好，睡覺時身邊放著屠夫刀。

馬克·巴雷特去看過他兩次，留宿在他的房車裡。他擔心羅恩的情況，擔心他的偏執和酗酒，尤其擔心那把刀。

羅恩很孤單，很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