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皇家馬士登醫院傾斜的青石板瓦屋頂上，放眼望去，在一片煙囪管帽和電視天線間，你會看到更多的煙囪管帽和電視天線。眼前的景色仿佛《歡樂滿人間》裡的那一幕：煙囪清掃工們旋轉著手中的掃帚，在屋頂上跳舞。
站在這裡，我剛好能望見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穹頂。若天氣晴朗，我或許還能看到漢普特斯西斯公園，不過我懷疑，倫敦的天氣永遠都不可能那麼晴朗。
“這兒風景挺好。”我說著，掃了一眼蹲在我右邊十英尺開外的年輕人。他叫馬爾科姆，今天是他十七歲生日。他又高又瘦，烏黑的眼睛看著我時總會微微發抖，皮膚白得像拋光紙。他穿著睡衣，頭上戴了一頂羊毛帽，蓋住自己的禿頭。化療是一位殘忍的理發師。
現在隻有三攝氏度，但凜冽的寒風讓溫度降到了零度以下。我的手指早已被凍得麻木，鞋襪裡的腳趾也幾乎失去知覺，而馬爾科姆腳上什麼都沒穿。
如果他現在往下跳，或摔下去，我根本夠不到他。即便我沿著檐溝把手伸到ZUI長，離他也還有六英尺遠。他知道的。他已經計算好角度了他的腫瘤醫生說，馬爾科姆智商極高。他會拉小提琴，還會說五種語言，但他一句話也不肯跟我說。
在過去的一小時裡，我一直在問他問題，給他講故事。我知道他聽得到我的聲音，但對他來說，我的聲音不過是噪聲。他全神貫注於和內在自我的對話，他們在爭論要不要結束生命。我想加入他們的辯論，但如果他不邀請我參與，我也無能為力。
針對如何處理人質劫持以及威脅性自殺事件，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繫有一套完整的指導方案。一支重大案件小組會在事件發生時迅速成立，小組成員包括一些資深員工、警察，以及一位心理醫生——我。我們的要務是了解有關馬爾科姆的一切，這或許能讓我們確定到底是什麼事將他逼到了這步田地。我們還會采訪他的醫生、護士和病友，還有他的朋友和家人。
主要的談判者是這個行動小組的中堅力量。自然，ZUI後一切都會落在我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此刻我正站在屋頂，被寒風吹得四肢麻木，凍得半死，而我的隊友們卻在屋子裡喝著咖啡，采訪醫院職工，研究活動掛圖。
我對馬爾科姆了解多少？我隻知道他的右後顳區長了一個原發性腦瘤，離腦干很近，十分危險。腫瘤導致他左半邊身體癱瘓，一隻耳朵失聰。這周是他化療的第二個療程的第二周。
今天早上，他的父母來探望過他。腫瘤醫生告訴了他們一個好消息：馬爾科姆的腫瘤似乎在縮小。一小時後，馬爾科姆留下一張字條，上面隻有兩個字：“抱歉。”他離開病房，從四樓的一扇天窗鑽了出去，爬上屋頂。想必是有人沒把窗戶鎖好，或者他想辦法把它打開了。
情況就是這樣，我對這個年輕人的了解僅此而已。他要承受的東西比同齡人多得多。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有沒有喜歡的足球隊，或者有沒有崇拜的銀幕英雄。我更了解他的疾病，而不是他這個人本身。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掙扎，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毛衣下的安全帶緊緊地勒著我，很不舒服。它看起來就像是那種父母用來綁住剛學會走路的小孩，以防他們亂跑的奇特裝置。萬一我失足墜落，安全帶就能救我一命，前提是我的隊友沒有忘記將另一端固定好。這種擔心聽起來可能很荒謬，但在危機發生時，這樣的細節有時恰恰會被人遺忘。或許我應該退回窗戶那裡，叫人去檢查檢查。這麼做會不會不夠專業？是的。但這麼做明智嗎？是的。
屋頂的鴿子糞星星點點，青石板瓦上覆蓋著地衣和苔蘚。它們看上去就像是被嵌進石板裡的植物化石，但實際上，地衣和苔蘚讓屋頂變得滑溜溜的。
“我說這些可能沒多大意義，馬爾科姆，不過我覺得，你的感受我也能理解一點。”我再一次嘗試跟他溝通，“我也疾病纏身。不是說我也得了癌癥，我沒有。拿我跟你對比就好像拿蘋果跟橙子對比，不過，不管是蘋果還是橙子，它們畢竟都是水果，是吧？”
右耳中的耳機開始“刺啦刺啦”作響。“老天，你在搞什麼？”一個聲音說，“別跟他聊什麼水果色拉了，趕緊把他拉進來！”
我把耳機扯了下來，任它在肩膀上晃蕩。 “你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說‘沒事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句話嗎？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有什麼能說的了。我也不知道還能跟你說什麼，馬爾科姆。我甚至不知道該問你什麼問題。
“大多數人不知道怎麼跟身患疾病的人打交道纔算得體。很不幸，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本書教你這方面的禮儀，也沒有一張‘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清單。你要麼擺出一副淚眼汪汪、馬上就要哭出來的樣子，要麼強顏歡笑，跟對方打趣聊天。還有一個選項，就是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馬爾科姆沒有回應我。他的目光越過屋頂，凝望遠方，仿佛灰蒙蒙的天幕高處有一扇小小的窗戶。
從膝蓋間，我看到地面上有三輛消防車、兩輛救護車，還有六輛警車。其中一輛消防車的轉臺上有一架雲梯。在這之前，我一直都沒怎麼留意過那架梯子，但現在我注意到了，我發現它在緩緩上升。他們這是要干什麼？就在這時，馬爾科姆用背抵著傾斜的屋頂站了起來。他蹲在屋頂邊緣，腳趾扣在檐溝裡，就像一隻棲息在樹枝上的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