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可有惡果惡可有善因

江曉原

王晉康是與劉慈欣齊名的中國著名新生代科幻作家，也是新生代中年長者，說起來比大劉還早出道七八年。不過他的主要精力在於短篇，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發表短篇科幻作品80篇，曾以《亞當回歸》《天火》《生命之歌》《豹》《七重外殼》《西奈噩夢》《替天行道》《水星播種》《生存實驗》《終極爆炸》《關於時間旅行的馬龍定律》等短篇科幻小說十餘次榮獲“銀河獎”，是獲“銀河獎”次數多的作家。近幾年來，他的作品有所轉型，改以長篇為主，如《蟻生》、《十字》都是比較優秀的作品。《與吾同在》是他的一部力作。
如果用簡單的詞語來總括這部小說，那就是：哲理、懸念、顛覆。

上帝與吾同在
 
這部新作的書名來自《聖經》的話頭。小說中堂而皇之地出現了上帝——而且是個外星人。人類討論外星文明問題由來已久（古希臘哲人就考慮過），但由於至今沒有發現一個實例，結果就釀出一個“費米佯謬”：“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話，它們早就應該出現了。”對於這個佯謬有許多解釋，其中鮑爾（J. A. Ball）的解釋是，地球是一個被先進外星文明專門留置的宇宙動物園。為了確保人類在其中不受干擾地自發進化，先進文明盡量避免和人類接觸，隻是在宇宙中默默地注視著。
《與吾同在》為這個“動物園”設置了一位觀察員兼管理員，亦即人類心目中的上帝。類似的故事框架在西方和中文科幻中已有先聲。例如影片《火星任務》（Mission to Mars，2000）中，文明程度極高的火星生物已經整體遷徙到一個遙遠星繫，臨走時向地球播種了生命，並在火星上留守一人，以等待地球文明發展到登上火星的那個時刻。這個人為此等待了數億年。更著名的如小說《2001：太空漫遊》（2001： Space Odyssey），也敘述了類似的故事情節（但在庫布裡克的同名電影中沒有該情節）。又如倪匡的“衛斯理”繫列科幻小說中，《頭發》將上帝想像為外星人，《玩具》則可以說是“動物園假想”的小說版本。
但就王晉康的原意來講，他筆下的上帝其實是對“上帝”的顛覆。它不再是西方的、宗教的上帝，而是世俗化、理性化甚至東方化的上帝。這位東方上帝既有悲憫情懷，也頗善於玩弄必要的權術和計謀。他既厭煩本性邪惡的子民，也終不改舐犢之情。小說前半部以一波接一波的懸念，讓“上帝”的身份始終撲朔迷離，不斷出現震蕩與模糊。等翹首以盼的答案揭曉時，讀者可能會對他的世俗身份失望，但這恰恰是作者的意圖——讓“創世”和“造人”從神話回歸科學理性，並以一個理性觀察者的睿智目光，在十萬年的歷史長河中觀察人類的整體人性。

善惡與吾同在
 
作者在小說中時時提醒讀者思考以下問題：什麼是善惡？人本善抑或人本惡？善之花能否從惡的糞堆中生長出來？
我們不妨將《與吾同在》與劉慈欣的《三體》作一比較。
《三體》中強調“人性本惡”，為了生存，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所以，人類僅存的幾艘宇宙飛船毫不猶豫地發動了自相殘殺的“黑暗之戰”，“青銅時代”號的船員們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食用“量子”號船員的尸體，在發現被食者是某位熟人時還會順便問聲好。不妨說，大劉的宇宙是“零道德”的。
《與吾同在》中的人類也曾經是“零道德”的。人類先民們互相殘殺，發動滅族戰爭，食用同類之肉，靠這樣邪惡的手段在人類早期的叢林世界中殺出一條血路。所有能活到今天的人都是嗜殺者和食人者的後代。這纔是人類的原罪。更令世人難以接受的是：天上並沒有一個懲惡揚善的好法官，更沒有“天道酬善”“善惡有報”這樣的天條。小說中還“居心叵測”地描繪了黑猩猩之間慘烈的雄性戰爭，以此來印證人類的“邪惡”深深扎根於其動物本性，這簡直把人類的邪惡證到了死地。
劉慈欣所描繪的“零道德”圖景都是虛構的，是作者特意設置的環境。對這些圖景，讀者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其實讀者大都是在小說環境中相信，而在真實生活中不相信。但王晉康所描繪的“零道德”圖景則不是虛構的，而是對歷史事實的準確提煉。這些都是人類群體的惡，而群體之惡常常同族群的生存緊密相關，因而也符合生物的道德。盡管讀者對這些鋒利的結論會產生心理抵觸，但你無法反駁，無法不信。
不過，好在王晉康描繪的“零道德”世界隻是人類史上“曾經”存在過的。雖然人性本惡，但在群體進化的過程中，也有一株共生利他主義的小苗在艱難地成長，並隱然有後來居上之勢。這同樣是從歷史中準確提煉出來的真實。至此讀者可以舒一口氣了，我們既不會再對人類史上叢生的邪惡患心理性眼盲，也不至於因邪惡叢生而看不到一絲亮色。
但話又說回來，即使人類歷史發展到了今天這樣高度文明的狀態，“善”仍然不是人類本源的屬性，人類之愛、人道主義、世界大同、和平反戰等還遠遠沒有成為人類的普世價值觀。為此，作者提出了他獨有的共生圈觀念：
生物的群體道德，在共生圈內是善、利他與和諧，在共生圈外則是惡、利己和競爭。
不同族群在必要的條件下（文明程度接近、有共同的外部壓力等等）可以形成“共生圈”，不過，它並非“孔懷兄弟同氣連枝”那樣溫情脈脈，因為“共生是放大的私，是聯合起來的惡”——這樣的解釋倒更像中國的另一個成語“同惡相濟”。當兩個族群相遇於天地間、開始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並處於“零和博弈”時，我之善即彼之惡，所以“對牧民者關鍵的是：確定共生圈的邊線劃在哪裡”。這樣的思考甚至已經具有某種現實意義了。

善惡沒有簡單的標準
 
正如王晉康的一貫風格，《與吾同在》把哲理思考融入具體情節、人物和懸念中，納入一場星際戰爭的框架，讓故事以內在邏輯逐步發展，將讀者和作者本人逼到牆角——不得不接受書中推導出來的結論。
小說的主善絕非“高大全”的完美人物。他本性中有惡，在童年就表現出原罪。而他的妻子嚴小晨則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在深愛丈夫的同時，也始終對丈夫本性中的惡睜著“第三隻眼睛”。在先祖拯救了人類之善為了地球人類的利益，竟決定綁架先祖，殖民於先祖的母星球，結果被妻子率領憤怒的民眾推翻並押入上帝的監牢。嚴小晨大義凜然地善“忘恩負義”：“再核心的利益，也不能把人類重新變成野獸。”
故事是不是該至此完美收官？但作者顛覆了讀者的心理定式——此後的事變證明，恰恰是嚴小晨的善良幾乎害了人類善卻因本性中的惡而對敵方的惡始終保持著清醒，也因此促成了人類命運的轉機。
小說結尾處，嚴小晨留給丈夫的遺書中有這樣的苦嘆：
“你知道我一向是無神論者，但此刻我寧願相信上方有天堂，天堂裡有上帝。……他賞罰分明，從不把今生的懲罰推到虛妄的來世，從不承認邪惡所造成的既成事實。在那個天堂裡，善者真正有善報，而惡者沒有容身之地。牛牛哥，茫茫宇宙中有這樣的天堂嗎？如果我能找到，我會在那兒等你……”
然而——她——當然還有讀者，曾經信仰的“天道酬善”信念，終已經在小說中被粉碎。作者向我們揭示了善惡問題的復雜和深刻。他對此的思考比前人更深了一步。

2011年5月21日
於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