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歲的建築師倫道夫，受過高等教育，善良溫和，有美麗的妻子、一雙天使般的兒女，住在寬敞明亮的新公寓裡，過著旁人羨慕的美滿生活。在他新公寓的地下室裡則是另一個無人知曉的世界，流浪漢提比略在這裡離群索居。他從小被家人遺棄，無業，一直靠政府的救濟金生存。兩個世界，兩種人生，本來相安無事，互不相關，直到倫道夫美麗的妻子收到提比略的一封騷擾情書，接著他們又被指控性虐待兒童，而後引發一樁殺人命案……讓所有人惴惴不安的一本書，道出我們內心深處的恐懼。

《法蘭克福新報》（Frankfurter Neue Presse）

一個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變成殺人犯的？而一個中產階級又是如何在瞬間垮掉的？《來自地下室》是作者根據生活中遇到的一個跟蹤狂鄰居的真實經歷寫成的小說。作者將一個房子的地上和地下代表了中產和底層兩個群體，中產的焦慮和底層的憤懣讓來自地下室的不安和威脅愈演愈烈，讓身在文明社會的我們每個人都心懷忐忑。

《衛 報》（The Guardian）

今天你的車被劃了，明天你又被一場莫名的網絡暴力所襲擊……但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僅僅是仇富心理這麼簡單嗎？這場來自地下室的騷擾和恐懼讓我們看到文明是一層薄薄的裝飾，一觸即碎；而活著，尤其是安全而體面地活著，不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會希望受害者活下來嗎？不，不會。讀完小說又過了很長時間，我仍然希望受害者死掉。非常棒的作品。

暢銷書《晚餐》作者赫爾曼·科赫（Herman Koch）

我們搬進新家的六周後，我次見到迪特爾·提比略。我妻子已經見過他好幾次了。她告訴我說：“那個人有點奇怪，但很友好。”“你說奇怪是什麼意思？”我問。妻子隻是聳了聳肩，我也沒把這事兒放在心上。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誤按了他家門鈴，我次見到了他。他爬上樓梯，打開前門。不，不是打開，而是猛地拉開。

“你肯定不是找我的。”他說。

我沒明白他什麼意思，隻是看著他，什麼也沒說。他應該有四十歲了，體形壯實，動作靈活，矮胖但不臃腫，像一個退役的體操運動員。他有一個大腦袋，頭發全部向後梳，高高的前額和頭發有點像貓王。他眼睛裡有些東西讓我感到陌生和厭惡。我沒辦法準確地描述出來——有狡猾的成分，這一點我百分百肯定，還有不快，也許是因為我打擾了他，但他看我的眼神中絕沒有威脅的意味，既不野蠻也沒有惡意。也許他眼睛裡流露出的是求生的意願，還有恐懼——我真的不知道。也許這些隻是我現在的想法。其實我和他隻近距離接觸過幾次。

“對不起。”我說。

“沒關繫。”他咧嘴一笑。

我上樓梯，敲了敲我家的前門。我感到震驚，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震驚。我立刻覺得買這套公寓是個錯誤，盡管迪特爾·提比略看起來並不可怕，也沒有威脅性——他真的沒有。也許用“不尋常”更準確。迪特爾·提比略看起來很不尋常。雖然這絕不會成為一個人不想當他的鄰居或者害怕他的理由，可我偏偏就是這種人。

我們對他一無所知。他顯然沒上班，妻子告訴我，每次他出門，回家時手裡一定提著超市的購物袋——不是我們附近的兩家有機食品超市，而是廉價店。他房間的窗簾總是拉下來，晚上可以看到電視的光亮透出來，有時甚至能聽到聲音。他的電影欣賞水平還不錯，沒有爛片，都是好萊塢經典影片。他是達斯汀·霍夫曼的影迷——我經常聽到《畢業生》《霹靂鑽》《窈窕淑男》或《雨人》中的片段。

初幾個月，什麼事也沒發生，我放下心來，他對我的妻子和孩子們親切友善。有一次他在自己電腦上播放了一段動物短片給我兒子看；我妻子沒反對，我自然也不會有意見。他會烤餅干，在我們門外放了一盤，附有一張字條：請好鄰居品嘗。我們喫光了餅干。迪特爾·提比略擅長烘焙，這點毋庸置疑。孩子們開始喜歡他。我家客廳在公寓樓正前方，星期天我們喫早餐時，總看到他九點鐘離開家，一個半小時後回來。我們猜他星期天會去教堂禮拜。我們隻在聖誕節去教堂，我也的確在聖誕節當天看到他跟我一樣高唱“啊，多麼歡欣！”他站在樓上的中殿，我看見他時，他正扶著欄杆朝我們看。

1月時，妻子告訴我，迪特爾·提比略常常送烘焙食品給她和孩子們。她回家時，他會用門禁為她打開前門。“好像他在特意等我。”妻子說。走進前門，妻子常常看到我家門墊上放著一盤蛋糕或比薩餅。她感覺像是被人時刻監視著。“要我跟他談談嗎？”我問。妻子想了想說：“不用，他隻是想表示友好。”現在，我為當初沒能及時介入而自責，或許事情就不會發展到日後失控的局面。當然了，或許我介入了也不能改變什麼。即便如此，我當時也應該嘗試一下的。

2月 11日，我在日記中記錄了預示危險開始的起事件。地下室的後面是我家的洗衣房。有一段時間，迪特爾·提比略一聽到我妻子在洗衣房晾曬衣服的聲音，就會從公寓走出來。他會跟我妻子聊天，態度友善愉悅，我妻子起初並沒覺得別扭——做枯燥家務時有個伴兒也不錯。可有一天，她從洗衣機裡拿出一條內褲拉平時，迪特爾·提比略說：“你穿一定很好看。”

他這麼說簡直不可思議，不僅極為無禮，也令人非常反感。我妻子沒理他。迪特爾·提比略換了個話題，我妻子把剩下的衣服晾好，裝作什麼也沒聽見。當天晚上，妻子告訴了我這件事，我當時真應該衝下去質問迪特爾·提比略，可我沒有。我到家時很晚了，妻子已經上床準備睡覺，等我上床時她纔跟我講。我聽了非常震驚，說明天一早就找他談一下，可我沒有——我犯下的又一個錯誤。

2月 19日，我妻子在門墊上發現一封信，是一封情書，當天晚上她拿給我看。信上的筆跡像是孩子寫的，但工工整整，沒有錯字。迪特爾·提比略寫道，我妻子非常美麗、非常友好，他愛她；他是在福利院長大的，對感情特別敏感。這實在太荒謬了——我忍不住大笑起來。一個肥胖、丑陋、矮小的男人竟然會愛上我美麗聰慧的妻子。在接下來的七個月裡，我們說了和做了很多事情，同我們自認為的形像完全相反，完全不符合我們所謂的開明的中產階級價值觀。一切從這一刻開始——惡毒的語言和傲慢的態度終演變為野蠻的行徑。

我認真思索過兒童福利院對迪特爾·提比略童年的影響。這種經歷會讓他比普通人更危險嗎？因為艱苦的環境讓他知道如何生存下來，或者讓他更不具危險性？因為他沒有家人可以依靠。我不知道答案，也無法給出答案，我不認識在國家福利機構長大的人，不過我確信迪特爾·提比略意識到他越界了。他在信中提到他的成長環境，我解讀為他是在向我們道歉，我自信能對付得了這種人。我拿著信去地下室，敲了敲他的房門，沒有任何動靜。他的房間裡悄無聲息。我沒聽到電視的聲音。我按了門鈴，大聲喊他的名字——沒人回應。我確定他在家——他晚上從不出門。看來他是害怕，躲起來了。這讓我更加放下心來。我從一開始就低估了迪特爾·提比略。

2月 22日。門墊上有一本給麗貝卡的書，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一點頭緒也沒有。我一直看到深夜，沒找到任何線索。

3月 10日。麗貝卡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聽她的聲音就知道她心情不好。提比略又寫了一封信，說他經過我家門口時，聽到有人說“脫掉褲子”。他認為我們很可能是在虐待孩子。他在兒童福利院時受過性虐待，因此“對這種事很敏感，也許是過於敏感”。我告訴妻子，我現在就回家找提比略談一談，問他想干什麼。“我已經談過了。”妻子說，“我狠狠地罵了他一頓。”那個可憐的渾蛋算是喫到苦頭了。

今天我為自己寫的這些話感到羞愧。我那時並沒多想，因為我妻子大吼大叫的情景，我再清楚不過了。

那天我還是立刻回了家。秘書幫我叫了一輛出租車，我匆忙衝到路邊，焦急地等著車子。上車後我在想，要不要揍迪特爾 ·提比略一頓，可我十歲以後就再沒打過人，除了和弟弟鬧著玩時互相捶幾下。盡管我早就沒再參與和平運動，但我一直相信暴力無法解決衝突。在出租車裡，我心想，一定要罵他一通。可我從沒大聲訓斥過任何人，連對孩子也沒有。當事情不盡如人意時，我常常變得更為冷靜——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大吼大叫的人。我心想，說不定我說話時聲音可以大點，讓他知道我很生氣，也許這樣他就能明白我們的態度。

他的荒謬指責起初讓我非常生氣，可還沒到家我的氣就消了，甚至覺得有些輕松。因為他的這種荒謬行徑反而讓他沒有危險。

我後來在日記中寫道，他一定是個瘋子。我沒察覺到危險迫近，隻感到尷尬和不安。

從簡單的一句“脫掉褲子”能聯想到性虐待的人一定是個瘋子。任何一個有小孩的家庭，每天會說十幾遍這句話。沒有人會因此指責我們，還用這麼荒謬的理由。可我們能跟擁有這種想法的人繼續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嗎？他真讓人惡心。

我下車後直奔我們的公寓。我先抱了下妻子，然後抱了抱兩個孩子，孩子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隻是看到爸爸下午回家感到很驚訝。妻子已經平靜下來。迪特爾·提比略來過我家了，向妻子再三道歉，說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說出那種混賬話。他有時會突然情緒化，大概是從小的成長環境造成的。他隻是想和鄰居好好相處，以後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我應該跟他談談嗎？”我問妻子——又一個錯誤，我不應該讓妻子來決定。她剛發過脾氣，再加上提比略不停地說抱歉，她的火已經消了，她覺得他已經知道自己錯了。於是，我想當然地接受了妻子的看法，沒有下樓去找他。

在接下來的五周裡，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相信自己做對了。我們用理智的方式處理了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我們有時聽到《窈窕淑男》裡的片段，或者衝馬桶的聲音，但沒有烤餅干，沒有書籍，也沒有寫給我妻子的信，迪特爾·提比略再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

……

我起身前往巴釐島，妻子沒送我去機場，她要送孩子們去參加活動。我們在門廳匆匆吻別，法伊哭了起來。我立刻下定決心，以後每次旅行都要帶家人一起去。不過既然這是我後一次獨自旅行，那就應該好好享受一下，於是在飛行途中我的內疚感減輕了一些。況且家裡也沒什麼事需要我做。我把迪特爾·提比略完全忘在腦後。

斯蒂芬的婚禮在三天後舉行。我住在海邊的一家酒店，一直睡到中午纔起，坐在陽臺上看了兩小時威廉·福克納的小說《八月之光》，畫了幾張房屋草圖，然後騎著租來的摩托車在水明漾兜風。下午四點鐘左右，我朝海邊出發，大部分婚禮嘉賓已經到了。這是一片寬闊的白色沙灘，海浪朝岸邊一個個湧來，雖然已近黃昏，但天氣依然炎熱。我租了一個短衝浪板，遊了一會兒泳，等時機準備衝浪，但大海浪不多。我和其他嘉賓浮在海面戲水，聊著各自的工作和家庭。大浪終於湧來時，我們紛紛抓起衝浪板迎了上去，雙手快速劃水，讓海浪把我們衝上沙灘。這種簡單又好玩的遊戲讓我們笑得像群孩子。有人拿了些啤酒過來，我們邊喝邊等待夕陽西下的美景，可總有一片灰色的雲在海天之間徘徊不去，炙熱的太陽從雲後緩緩落下。

第二天晚上，我們去了墨提斯。那是一個餐廳酒吧，面朝池塘的一側是敞開式設計，可以看到盛開的睡蓮和在蓮葉間鑽進鑽出的胖錦鯉。酒吧 DJ在播放唱片，一名小號手隨著背景音樂演奏。我們坐在扶手椅上，看著外面的睡蓮，喝著草莓莫吉托雞尾酒和莫斯科騾子雞尾酒，汗濕的衣服粘在皮膚上。我和一個常駐曼谷的女人攀談起來，她是負責緬甸事務的歐盟外交官，穿著一件蒙德裡安風格的白色短裙。她跟我講了幾位緬甸將軍的逸事，還有住在湖邊的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季。我們互相調笑了幾句，沒什麼目的，隻是活躍下氣氛，然後斯蒂芬過來跟我們一起聊。

凌晨一點時天開始下雨，小號聲被噼啪的雨聲所淹沒。我們等了很長時間的出租車。一些客人去了俱樂部；我回到酒店，給妻子打了一通電話，她沒有接。她應該在家——現在是德國時間晚上八點，孩子們已經上床了。我在家的話，這時該給孩子們讀睡前故事了。那段日子，我常活在自己想像的虛擬生活中。我經常不在家，所以會想像此刻如果自己在家時的情形，具體到每個細節。這樣一來，我的一部分身心是在家裡的——至少我的心跟他們在一起——這讓我感到安慰。

我眼前閃過迪特爾·提比略的影子，突然覺得擔心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