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方古代傳說，天鵝死前發出的歌聲為美妙，因此通常將文學藝術家優秀的絕筆之作稱為天鵝絕唱。英國小說家托馬斯·哈代(1840—1928)從一八九二年著手創作《無名的裘德》並陸續在雜志上連載，於一八九五年完成並成書；一年後，他雖又發表了另一部長篇小說《意中人》(又譯《摯愛者》)，但那隻是他創作於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年的一部連載小說的修訂本；自此以後，哈代重續他在開始小說創作之前早已開始的詩歌創作，並成為二十世紀初期英國詩壇的執牛耳者。就時間次第論，《無名的裘德》是哈代後的一部長篇小說；而以其思想藝術成就論，稱其為天鵝絕唱是否名實相符，卻非輕易可作決斷。

哈代是英國十九世紀後期重要的小說家。他出生並長期生活在英格蘭西南部沿海的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市附近的鄉村。父親始為石匠，後上升為建築業包工。哈代本人十六歲開始在建築行業做學徒，後任建築師助理，在半工半讀中，刻苦自學，博覽群書，並習作詩歌；年近而立，開始小說創作。在當時那個維多利亞王朝(1837—1901)，社會等級森嚴，以哈代的家世和學歷背景而欲躋入作家之列，並非易事。他是先以一部愛情——陰謀——兇殺——偵破為內容的情節小說《枉費心機》(又譯《非常手段》1869—1870)打入了文壇，不久轉為專業創作，先後共發表長篇小說十四部，中短篇小說四十餘篇。他不如十九世紀前期英國小說家狄更斯、薩克雷等那樣幸運，作品甫問世，即能得到交口稱贊。他的小說，大多面臨毀譽不一的待遇；但又總是始而毀多於譽，繼而毀消譽長，漸受肯定。這一規律，對於《無名的裘德》，更加符合。形成這一現像的主因，在哈代以無名小卒而漸成著名作家之後，則不能再歸咎於評論界和讀者群的勢利眼光，而在於作品內容和形式本身與當時的時代精神及普遍的閱讀口味一時難以協調。

類似《德伯家的苔絲》(1889—1891)、《卡斯特橋市長》(1884—1885)、《還鄉》(1877—1878)、《遠離塵囂》(1873—1874)等相當部分哈代小說，《無名的裘德》主要反映中下層社會人的生存奮爭和精神追求，探討在這些重要的人類活動中，人與環境的緊張關繫。哈代在本書版的《原序》中，對這一意圖闡述得十分明確。

這部小說明顯地貫穿著兩條線索：裘德對事業的追求以及他和淑·布萊德赫對愛情，或稱理想的兩性關繫的追求。小說表現了他們為實現這兩種人生重大理想與當時的社會制度和風習所進行的堅忍不撥的抗爭。但是這兩條線索在小說中又並非齊頭並進平行發展，而是時時交錯糾纏，從而深入一步揭示了事業與愛情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難以調和的衝突，以及主人公為緩解這種衝突而在自身內部所作的靈與肉的鬥爭。這種雙重線索間的復雜關繫，又大大加深了這部小說比哈代的其他大多數小說復雜費解的程度。

在哈代所有的長篇小說中，《無名的裘德》又是時間跨度較長的一部。故事開端，男主人公僅十一歲，父母雙亡，貧困孤苦而又多愁善感，但幼小心靈中已深深埋下了求索上進的宏志大願。他初為鄉村面包店小廝，後為石匠學徒，在艱苦勞作之餘，摸索自學，排除重重障礙，來到他視為知識聖地的基督寺(影射牛津)，但卻隻能以石匠之身久久徘徊於高等學府廣廈深院的大門之外，甫屆三十，壯志未酬而身先死。裘德的這番經歷，是英國十九世紀後半葉鄉村教育逐漸普及後有知識的一代青年勞動者要求改變自身地位的圖影。淑作為繼承父業的聖像工藝師和受過師範教育的青年女子，社會地位與裘德大同小異。不過身為女性，她的思想言行更體現了當時英國早已萌動的女權運動，而在氣質上，她更比裘德多一番接受新思潮的敏銳激進，遜一籌抵擋惡勢力的勇敢執著。在現實生活中，這一類型的青年男女，經過自我奮鬥，向來不乏成功之例，但終屬鳳毛麟角；在通常情況下，總是受當時社會條件制約，即使付出高昂而又慘痛的代價，也終難如願。哈代以他自稱的“誠摯派”小說家的態度，塑造了這一對失敗者，這本身就具有一種社會批判的力度。

戀愛、婚姻以及兩性關繫的追求，是通過裘德與艾拉白拉和淑的三角關繫這一古老的模式體現的。裘德與淑之間“心靈相感相通”的關繫以及他與艾拉白拉之間純肉體的關繫，二者高低、雅俗涇渭分明，特別是淑與裘德再加上小時光老人共同實踐的不受宗教、婚姻制度束縛的成年男女與兒童的生活組合，在哈代所處的時代，又是一種嶄新的、具有劃時代特征的探求。它與當時的社會風習、婚姻制度、宗教觀念相抵牾，終以生命(在裘德方面)和終生遭受折磨(在淑方面)為代價，其社會批判的力度，也更為突顯。

事業與愛情的矛盾，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與觀念中，又稱“女人禍國”。這在文學、歷史與實際生活中，本來也是一個極其古老的命題，但悠長的人類文明早已證明，它並非無可避免的普遍規律。《無名的裘德》一書中，這一矛盾的無可調和，則具有其社會的和階級的必然性：如果裘德起初不是一貧如洗而又缺少教養的孤兒，或許不至於懵懂之間與艾拉白拉成就那種低級粗鄙的婚配，一時中斷了他的學業，並畢生阻礙了他的前途；如果裘德和淑在兩性關繫方面的實踐不為習俗與宗教視作非禮和罪惡，他們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不會導致失學失業、流徙不居，更不會促成下一代——小時光老人以及其他兩個幼兒——那場聳人聽聞的慘劇。對於這一矛盾，男女主人公終都有自覺的認識，在小說後一部的倒數第二三節裡，他們曾異口同聲地說過他們人生悲劇的根源在於他們的思想行為先行了五十年——這正是以推理反證方式對當時現實社會的否定與批判。

靈與肉的鬥爭，是文學藝術中與人類現實生活中又一個古老的命題，而且從它一開始進入古典哲學與宗教哲學的領域，就賦有神秘甚至迷信的色彩。時至近代，人類纔對它逐漸更多地朝向二者的結合而不是鬥爭的方向去思考和實踐。裘德短暫一生所作的靈與肉的殊死鬥爭，主要表現在他與艾拉白拉反復再三的離合之間；其次也表現在他與淑初期轉閃騰挪的戀愛和同居關繫上。這些情節，實際上也表現了一定時期固有的觀念意識，對人類天然本性的壓抑和束縛(在裘德與淑之間)以及由此壓抑束縛派生的扭曲(在裘德與艾拉白拉之間)。這又是這部小說社會批判的一個補充方面。

哈代始終是一位不斷探索、力求創新的小說家，因此他的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都具有獨特多變的風格。他將自己小說的背景，統統置於英格蘭西南部中古威塞克斯王國一帶，並稱自己的小說為威塞克斯小說。在威塞克斯小說總集出版時，他又將自己的作品分門歸類，其中重要的一類，他自稱為“性格與環境的小說”，除《無名的裘德》之外，還有《德伯家的苔絲》、《林居人》、《卡斯特橋市長》、《還鄉》、《遠離塵囂》、《綠林蔭下》，總計七部。它們都是在探討人與社會的關繫，特別是衝突關繫及其悲劇結局中實現哈代所明確提出的“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的創作意圖。但是由於受哈代世界觀和藝術觀中命運決定論的影響，他在這些作品中，將悲劇的罪責歸咎於現實社會之餘，往往又添加了一個“冥冥之中的主宰力量”。《無名的裘德》則超越於這些小說之上，通過男女主人公之口，對當時實際存在的社會制度、風習屢作明確的譴責。正因如此，這部小說發表之初，那些滿足於維多利亞時代實際存在秩序的“有識之士”，竟視這部作品為大逆不道，有位激烈反對此書的主教，甚至將它付之一炬。

哈代在他的文學筆記裡曾稱《無名的裘德》在他所有小說中，與他個人生活關繫少。其實這隻是說，書中的具體情節，並不取自他本人的生活事件。哈代的傳記作者和研究者則認為，此書帶有相當大的自傳性。裘德自學攻讀希臘語文，刻苦鑽研古典文學及宗教哲學，正是哈代早年刻苦自學的體驗；裘德的愛情婚姻悲劇，則是哈代婚前與表親特萊芬娜·斯巴克斯和他晚年與幾位社交界女士感情糾葛，以及他與位太太愛瑪不幸婚姻生活的折射。由於哈代對主人公身世具有感同身受的基礎，因此能使這部小說又顯出別有一番的質樸淳厚，與《德伯家的苔絲》、《林居人》、《還鄉》等那些從傳統手法看來藝術上已臻成熟的小說相比，《無名的裘德》少有哈代著意表現的地方特色、描繪人物外形、渲染浪漫情愛的那些繽紛色彩以及嘲諷人生的詼諧幽默。但是作為一個學識淵博、見聞深廣、技巧純熟的年近花甲的小說家，主要通過塑造裘德和淑這樣一對比哈代大部分主人公擁有更豐富文化素養和時代先進思想的青年男女，以及平實的白描和陳述，再加上關鍵時刻的作者點評，為這部作品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豐富深刻的文化內涵。正因如此，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一般的教育、等級與婚姻制度和宗教問題，而且還有兩性生活方式、婦女權利、破碎家庭、早熟兒童等等很多與二十世紀相關的新課題。也正因如此，有些評論者認為這部小說沉悶、冗繁，有掉書袋之虞；一些哈代同時代的讀者和評論者更視其超前思想可厭可憎，荒誕不經。而當代的文學史家則將它視作哈代偉大的作品。或許，哈代對這部小說發表之後的遭遇早有預見，期刊連載之初曾為它取名《傻角》，其中的反諷意味一目了然。哈代不僅在本書通過男女主人公之口說出他對自己作品中超前意識的自覺，而且在一九一二年為他的另一部小說《貝妲的婚事》(1875—1876)寫序時，還曾明確提出那部小說“早出版了三十五年”。

像其他許多基本屬於傳統的哈代小說一樣，《無名的裘德》也有首尾一貫的情節和布局完整的結構，但是與他那些過於注重設計曲折情節和巧合事件的小說不同，這部作品更為注重整體構思的勻稱。僅僅主人公一生活動的六個主要場景(其中的基督寺是二度使用)，就像劇本的分幕一樣，簡捷地解決了全部作品的起承轉合。隨著人物的輾轉流徙，情節也運作得自然流暢。哈代往常偏好的巧合事件，在這裡的利用率也低。對話與內心獨白的運用，更使這部小說顯出接近戲劇作品的特點，同時這也是心理描寫與心理分析的重要手段；而裘德與淑這一對心心相印的情侶之間的對話，更是內心獨白的一種外化。少年裘德登上“棕房子”遠眺基督寺時亦幻亦真的觀感，他初到基督寺徜徉神遊大學城街頭所作的白日夢等等，也都是作者表達人物深層意識活動和潛意識活動的嘗試。而有關裘德與艾拉白拉、淑與費勞孫以及裘德與淑之間多種類型兩性關繫的處理，哈代所采取的坦率直露態度(其中並不摻雜任何低級淫穢的成分)，更大大超過了他的同代作家而接近二十世紀。這些，又給我們一種啟示：產生於十九世紀後五年中的這部名作，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滲透著“現代”意識，而且在藝術上，也向現代主義試探著伸出了觸角。

張玲

1994年2月

北京雙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