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

我的媽媽，還有那個夏天，總在我的腦海中縈繞，那個因我撒謊而傷害了尼斯•霍夫曼的夏天。整整六個星期都是那麼悶熱，在外面晃一整天，也感受不到一絲微風。九月我就要十一歲了，可是炎熱讓日子變得如此漫長，我的生日似乎再也不會到來。我們公寓樓外草坪上的白樺樹，像個哨兵矗立著，紋絲不動。樹皮積著塵，樹葉像破布一樣垂著。日間沒人的時候，世界就靜止了。
今年春天，媽媽和我從斯德哥爾摩搬到了城外的這個新社區。一切都整齊劃一，每個公寓樓外草坪上都種著白樺樹。很多人都想住在斯德哥爾摩，但媽媽的男朋友安德斯認識地產公司的什麼人。安德斯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搬離原來的房子，因為那裡又小又破。他說生活應該是這樣的：有活動的空間，且綠蔭環繞。後來我纔發現，他不喜歡我們的舊房子，隻是因為媽媽曾和爸爸在那裡生活過。當然還有我，但是爸爸很久以前就死了，那時我還太小，什麼都不記得。“他挺好，後來病了，然後死了，”媽媽這樣告訴我，“就這樣。”說完，兩手輕輕一拍，就像要拍去手上的面粉一樣。我們搬去新房子，遠離了父親的幽靈，安德斯曾嘗試喚我他的小姑娘，但他沒能堅持太久。 

*

我們的樓是個很長的長方形，特別地白。一共四層樓，每層樓有四個樓梯間： A，B，C，D。我們住在二樓的 4B。我臥室的牆壁上貼了張很大的世界地圖，在床頭櫃的抽屜裡有些紅色和藍色的貼紙。紅色貼紙用來標記我已經去過的國家，藍色貼紙用來標記我想去的國家。貼了紅色標簽的國家隻有丹麥和瑞典。有時我會把瑞典的紅標簽摘下來，因為感覺像在作弊，但早晚我又會把它貼回去。隨著時間的流逝，藍色標簽數量漸增：法國，愛爾蘭，俄羅斯，西班牙，巴西，美國，南斯拉夫。我挑選這些國家，或是因為我喜歡它們名字的讀音，或是因為我在電視節目中看到過它們，或是因為我在媽媽的旅行指南中讀到過它們，那是一本厚厚的平裝書，我喜歡把它放在膝蓋上，一讀就是幾個小時。有些國家，比如日本，我隻是單純喜歡它的形狀。
尼斯•霍夫曼也住在二樓，在我隔壁的樓梯間。他和我同歲，也沒有爸爸。我們不僅是鄰居，就連我們的臥室也是緊挨著的。我能看到他在窗戶玻璃上貼貼畫，從外面隻能看到貼畫白色的背面，但隻看形狀，我也能猜得出那是士兵、飛機和汽車。晚上有時我會起床，把耳朵貼在牆壁上，努力聽他的動靜。
尼斯的母親是我見過的漂亮的女人。她有一頭金發，美得近乎冷酷。我真搞不懂，像她這樣的人物怎麼會生活在我們公寓樓這樣乏味的地方。她似乎也被同樣的想法而困擾：我從沒見過她快樂的樣子，但這並沒影響她的美貌。我的媽媽也有她獨特的美，但她似乎總在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憂心，而這種憂心漸漸成了她臉上的細紋，而這些細紋卻成了你看到的全部。我不愛照鏡子，但當我這樣做時，鏡子裡注視著我的是她的臉。的不同是，現在的我比當初的她更老了。
當我看到霍夫曼夫人和其他男人在一起時，我疑心他們是不是和安德斯一樣壞，或者也許更糟。在夜裡，偶爾我也會猜想，尼斯的耳朵是否也曾貼在我們之間這同一堵牆上，我們之間僅隔幾釐米。我都能看到他的金發在房間裡的一片黑暗中發著微光。
我並不是喜歡尼斯。他會像動物一樣在小區裡公寓樓之間瘋跑，不是踩到花，就是撞到樹。他會把干土泡濕，做成泥巴餅，去扔男孩子，然後伸著黑漆漆黏糊糊的雙手，去追女孩子。我從不摻和這些遊戲。我有時也和社區其他孩子一起玩，但不是尼斯。
一天，七八個小孩圍在我家樓下的花壇裡，或站著或跪著，不知在看什麼。我從他們背後好奇地望進去，想知道是什麼讓他們這麼著迷。
“是什麼呀？”我問，他們擠得太緊了，我看不到。
就在這時，隱在人堆中間的尼斯忽然站起來，大家忙往後退，“就是這個！”他一邊說一邊轉向我，我隻看到一團小東西向我直飛過來。我本能地接住了它：一隻死老鼠。在我將它扔到地上之前，它在我手上停留了一會兒，它冰冷而僵硬，令人悚然，刺刺的皮毛上還沾著泥土。這種感覺黏在了我的手上。我周圍所有的人都在笑。
“髒東西！”我衝尼斯叫道。
我哭著跑回家，在媽媽確定我其實並沒有受什麼傷後，我告訴了她事情的經過。“好啊。”她說，然後離開了公寓。我跑到窗前，看她出門，去了隔壁樓梯間。那個晚上，我不需要把耳朵貼到牆壁上，也能清楚地聽到霍夫曼夫人訓斥尼斯的聲音，盡管我很難把那粗獷嘶啞的聲音和她的美貌聯繫在一起。就好像他們家還住著另一個女人，當有人該受到懲罰時，這個女人纔會出現。後來，訓斥聲停了，過了好一會兒，我坐在床上，把耳朵貼在涼涼的牆上。當我聽到尼斯輕聲抽泣時，我記得，我笑了。 

*

媽媽在附近的工廠辦公室工作，安德斯每天開著他的舊薩博車去斯德哥爾摩上班，他的工作和城市電話線路有關。我曾問過他，他說這對於小女孩來說太復雜了。假期我經常都是一個人，但我不在意。隻要有書讀，我從不覺得無聊。白天我經常在白樺樹斑駁的樹蔭下看書，圍著樹干跟隨著它的影子在草坪上移轉。就好像坐在一個巨大鐘面的中心，樹蔭先是掃過我們公寓樓長長的樓面，然後是鄰近的樓群。死老鼠事件過去幾天後，尼斯翻篇了。他假裝無視我，但我能看到他眼中那飛快的小動作，斜著打量我。偽裝眼神這種事情，我可比他拿手多了。他大呼小叫著，在地上瞎撲騰——衝鋒陷陣，撲手榴彈——不過沒多久，他自己也厭倦了這樣的把戲，安靜下來。沉迷在書中的我，抬起頭時，發現他居然還在那兒，仰著脖子望著我們的公寓樓。
“如果我能把這個扔進中間的窗口，你給我什麼？”他拿著紅蘋果，咬了一口。
他盯著的是樓道裡用於通風透氣的落地窗，在那個夏天從早到晚一直都開著。
“那是我家外面的窗戶。”我說。
“我知道，我們是鄰居。”
當他這麼說時，我的臉發燙了。不知怎麼地，我沒想過尼斯會想到這個，沒想到除我以外的任何人會想到這個。也許他真的也曾像我一樣把耳朵貼在牆壁上，我想。也許我們真的曾在同一時刻偷聽過對方的聲音。“你會失手的。”我說。
“我不會。”
“好吧，那就證明一下。” 
“你會給我什麼？”尼斯問。他想讓自己聽上去像是挑釁，但那語氣卻帶了一絲哀求。這讓我意識到我比他有權威。這個想法讓我很興奮。
“你先證明給我看，”我不假思索，“其他的等等再說。”
尼斯抬頭望向窗戶，退後幾步，掂量了幾下蘋果。他右臂後拉時，左臂在身前伸出，直指他的目標。他使勁扔出蘋果，蘋果穿過開著的窗戶直飛進去，就像是繫在繩子上被拽了進去一樣。蘋果砸出一聲輕響。尼斯轉過身，咯咯地笑，我也笑了。
“我就說吧，”他說，“現在給我的獎勵呢？”
我把書放在身旁的地上，然後站起身。
“過來。”我說。
當尼斯走向我時，我感到雞皮疙瘩皺入了我的皮膚，即便是在那樣熱的天。他站在我面前。我們一樣高。
“閉上眼。”我說。
“為什麼？”
“閉上眼，就會得到給你的獎賞。”
尼斯閉上眼睛，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觸到他時，他縮了一下。
“閉著眼。”我說。他擠著眼閉得更緊了。我把嘴唇湊向他。我也閉上了眼，感覺有一浪東西從我身上通過。像在大熱天衝進了冰冷的海。
就這樣我們靜止了幾秒，就像我們頭頂上的樹一樣。然後尼斯撤出。他看上去很震驚。他想說些什麼，卻隻發出些許聲音。他抬手擦擦嘴，猛地推開我，我倒在干燥的草地上。他跑了，在公寓樓的轉角處消失了。
我沒哭。也沒想哭。當我看著我頭頂上參差不齊的樹葉時，我感到一種莫名的麻木。我拿起書上樓回家。蘋果砸中了我家門外的牆壁。它爆裂了，牆上的污漬像是油漆彈的痕跡，白色的果肉粘在上面，濺了一地。在熱氣中它們已經開始發黑。我踩過它們，走進屋，徑直去到我的房間，躺倒在床上。
看到尼斯的傑作，安德斯大吼。汪達爾人！他大喊著。衝進我的房間，眼睛發著光，問我知不知道門口那令人作嘔的東西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我一下午都在睡覺，什麼也不知道。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相信了。 

*

母親和安德斯喜歡辦派對，尤其是在那個夏天。他們是好主人，我猜，因為來了很多客人。整個公寓充斥著煙霧和細語，空杯子和瓶子像雜草一樣冒出來，在桌上、地上、書架上。
播放的總是爵士樂，早上安德斯的唱片在唱機上高高摞起，像一圈圈的甘草卷。給唱片找封套，總能帶給我巨大的滿足感，我愛研究那些唱片封面。它們有些是音樂家的照片，有些是對專輯標題的描繪。我記得有張名為“昂首闊步”（Cool Struttin’）的唱片封套，一個踩著高跟鞋的女人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但我喜歡的還是那種與音樂有著某種神秘聯繫的封套：灰色海面上的小帆船，穿過破碎窗戶的陽光，大漠中的沙丘。我喜歡把這些唱片都鋪在地板上，我坐在中間，然後迷失在這些圖片中。
有派對的夜晚，媽媽會比平日晚些送我上床，但我依然很難入睡。炎熱已經很難熬了，更鬧心的是聽到音樂和人聲，我卻不能身處其中。那個夏天較早的一次派對中，我躡手躡腳走到房間門口，把門打開一條縫。臥室外的短走廊通往客廳，我可以窺見一絲光景，通過這條狹長的縫隙，我看到人們飲酒、抽煙、跳舞。
這種感覺很奇妙，像在從舞臺的一側看戲。那個世界於我而言是如此特別，所有人都顯得見多識廣、成熟老到。但當你長大，就會意識到，那個特別的世界，那個從門縫中瞥見的世界，完全不是你以為的樣子。它從未如你想像一般地存在過。
但是倚在門邊的那個夜晚，臉頰緊貼著門框，我看到了超凡脫俗的一幕：霍夫曼夫人正好站在了客廳的牆壁前，牆壁好像銀屏，而她就像是投射在銀屏上的影像。她的劉海好像美麗面容的畫框。她穿了身牛仔裙，一條銅拉鏈從領口直抵裙擺，配了雙棕色皮靴。她身邊的男人一頭亂蓬蓬的黑發，穿身邋裡邋遢的西服。她真是和他一起來的嗎？他看上去就是個路人甲。他們托著酒杯，舉著香煙，彼此沒有交談，也沒和其他人說話。然後霍夫曼夫人走出了我有限的視野。那個男人凝視杯中，又待了一會兒。然後也隨她而去。
看到霍夫曼夫人在我家，我很興奮，想盡可能地多看她一會兒。我悄悄走出房間，沿著昏暗的走廊，向著客廳暗橙色的燈光走去。立體聲音響中傳出的音樂很是高昂：那是小號聲和狂亂的鼓點。再加上仿佛上百人喊叫的聲音，一起在走廊中回響。那裡可能隻有二十幾個人，但感覺像是一個部落，當我望向客廳時，我知道那正是高潮。他們幾乎每個人都在喊叫或是歡笑。一些人舞得很是狂野，隨著小號的樂聲甩著頭，臉上的汗閃著光。三個男人圍著音響湊在一起激烈地討論著什麼，每人手上都抓著張唱片。我沒看到媽媽或是安德斯，但我並不慌張，房間裡的氣氛是如此歡愉，不用擔心什麼。每個人都在歡慶，或者說幾乎每個人。沙發上，一對男女在輕吻，坐在他們身邊的是霍夫曼夫人和她的同伴。沉默枯坐，他們仿佛正在寒夜裡等待著末班車。
我在床上醒來，媽媽坐在我的腳邊抽著煙。公寓裡很是安靜。我動了動，期待她轉過頭來，但是她完全沒有反應。附近樓房裡徹夜不滅的鈉燈照著她的臉。她幾乎沒有表情，目光凝滯。我覺得她在思念父親，甚至在和他交談。讓他知道我們過得如何。
我們很少談及這些，她隻會說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他在天堂裡愛著我，然後她就會轉換話題。她給我看過一張他的照片，但很謹慎。她給我看時我很激動，但我從未主動向她要求，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怎麼可能任何時候想看就能看呢？這需要爭取，雖然這神秘的獎勵機制，是我無法理解的。
母親過世後我曾期望在她的遺物中找到更多父親的照片，但那真是的一張。我現在已經沒有那張照片了，但我依然清晰地記得照片中每一個細節：那是張黑白照片，有窄窄的白邊，沒有裝框，在頂部有道折痕。父親盤腿坐在碼頭上，裸著胸膛，穿著短褲和白色帆布鞋，瞇眼看著太陽，露出一種痛苦般的微笑。他身後平靜的黑色水域看上去很是深邃。同樣我也沒有她的照片。
派對過後第二天，再去問媽媽，坐在我床上時，她到底在想些什麼，這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好像如果說出來，某種力量就消失了。再後來，媽媽被診斷出癌癥，這些自然就被忘卻了。你以為當死亡臨近，你會提出一切重大的疑問，理清所有的頭緒，但在我們卻不是這樣的。在很短的時間裡，本來好好的媽媽，飽受病痛折磨，而藥物甚至令她病得更重。她人雖然還在那裡，卻被遮蓋了起來。當我們可以交談時，我們隻是談些日常的事情，一些過後你再也不會記起的事情。現在我真希望我還能回憶起那些對話，哪怕隻是一個呢。

*

夏日炎炎。後來又有一些派對，不知霍夫曼夫人有沒有參加，但我沒再見過她。媽媽帶我去斯德哥爾摩準備開學要用的物件：練習簿、鉛筆盒、運動包。她喜歡早做準備，比其他人能早上好幾周。她擔心如果晚了就都沒了。我時不時還會見到尼斯，但我們不說話，即便擦肩而過也一聲不吭。他和男孩們玩戰爭遊戲，給從花壇中捕獲的小昆蟲安排不幸的命運，在小區裡四處飛奔，用棍子敲擊牆面。而我隻是坐著看書：一本書接著一本書，日復一日。
一連幾天我誰都沒見到。看來尼斯和其他人出於某種原因，決定去其他什麼地方玩了。整片草地成了我的私人王國。一天我正坐在那裡，享受這奢侈的孤獨，一個男人走來。他是菲斯克先生，物業負責人。他是個胖老頭，多數時間蜷在他的小窩裡抽香煙和喝黑啤。
“小姑娘，”他說，“我可以問你個問題嗎？”
我抬頭看他。他方方的眼鏡反射著陽光，白色的高光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在我面前蹲了下來。他聞上去像派對後的公寓，一種復雜而有趣的成人的味道。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伊娃。”
“伊娃，對了。你是瑪麗和安德斯的女兒。”
“瑪麗•楊森是我媽媽，”我說，“安德斯•希達隆不是我爸爸。”
菲斯克先生道了歉，當時我覺得他是真誠的，但也許他隻是在和這個敏感的小女孩逗樂子。他問我是不是喜歡住在這裡，是不是經常待在這棟公寓附近，比如說，我們現在所處的這片草地。我點了點頭，有些緊張，不知他到底想問些什麼。
“還有誰經常在這裡玩呢？”菲斯克先生問。
“好些人。我該走了。”我說，但還沒等我站起身，他把手按在了我的胳膊上。
“你見到有人做些不該做的事嗎？你有沒有看到誰向樓裡扔東西？”
我沒作聲。
“林布隆一家有幾天沒在家，回來時發現一片狼藉：門口一攤腐爛的水果。蒼蠅。黃蜂。他們很難過。”
林布隆一家住在我們樓梯間的頂樓。我很驚訝尼斯居然可以把東西扔得那麼高。我倒是有些想偏袒他了。有那麼一瞬，我想告訴菲斯克先生，是安德斯干的。告訴他安德斯每天晚飯後都會下樓來到這片草坪上，對準樓房的通風窗扔蘋果玩。我看到菲斯克先生把安德斯趕出公寓樓，他被銬著雙手，像個罪犯。但我也知道菲斯克先生不可能相信，所以我說了真話。“是尼斯。”我說。
“尼斯？”
“尼斯•霍夫曼。” 
“尼斯•霍夫曼？你確定？”
“是的。”我一邊說一邊走，“尼斯經常這麼干。”我跑開了。跑到樓梯間門口我回過頭，看到他還蹲在樹旁，像個傻子一樣盯著我。我討厭他。“就是尼斯干的。”我喊道，轉身跑上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