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裡·曼特爾和她的《提堂》
2012年10月11日，繼瑞典皇家文學院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時隔僅數日，10月16日晚，英美文學界中重要性僅次於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布克獎又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現年六十歲的英國女作家希拉裡·曼特爾憑借2009年布克獎小說《狼廳》（Wolf Hall）的續集《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再度摘得布克獎。由此，國際文壇產生了第三位兩度獲布克獎殊榮的作家，前兩位分別是澳大利亞國民作家彼得·凱裡和南非諾貝爾文學獎得住J·M·庫切。希拉裡·曼特爾二度折桂的消息傳出後，輿論一片嘩然，曼特爾創造了布克獎歷史上的多個“史無前例”——她是第一位兩度獲布克獎的英國作家，也是第一位憑借一部作品的續集再添殊榮的作家，更重要的是這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作家。
2009年，曼特爾的小說《狼廳》獲得布克獎無疑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陣“都鐸旋風”。 小說主人公是歷史上著名的亨利八世的國務大臣——托馬斯·克倫威爾，《狼廳》講述的是克倫威爾如何在錯綜復雜的政治勢力中迅速崛起，攀上權力的頂峰，並扶持了安妮·博林成為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後的故事。而此次獲獎的《提堂》則延續了《狼廳》的情節，繼續借克倫威爾的眼睛，講述了安妮·博林如何失勢、被亨利八世處以死刑的故事。
榮膺布克獎之後，曼特爾和她的《提堂》再次復制了《狼廳》的獲獎奇跡，各種文學大獎撲面而來：科斯塔文學獎、大衛·科恩獎、Specsaver 國家圖書獎之“英國年度作家”、2012年《出版人周刊》十佳圖書、《華盛頓郵報》十佳圖書……除了收獲各種令所有都作家羨慕不已的文學獎項之外，曼特爾的作品更是受到了出版界以外的廣泛關注——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已經將《狼廳》和《提堂》兩部作品改編為舞臺劇，並於2014年1月正式公映。更振奮人心的消息是，BBC2套正緊鑼密鼓地籌拍這兩部作品的電視劇，預計在2015年推出一部長達六小時的迷你電視劇。可以說，一場關於都鐸王朝的文化盛宴正在徐徐拉開序幕。
本屆布克獎的評委們評價稱，曼特爾筆下的克倫威爾堪比《教父》三部曲裡的黑手黨頭目，而曼特爾的小說糅合了細膩的散文風格以及驚心動魄的筆觸。“這本書裡你能同時看到考利昂 和D·H·勞倫斯的影子，”本屆布克獎評委會主席《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編輯彼得·斯托瑟德評價說，“這是一個充滿血腥的故事。但希拉裡·曼特爾是一個能透過血腥思考的作家。她用藝術、文字的力量，創造了道德的兩難局面。”
出生於德比郡格羅索普市的希拉裡·曼特爾是家中三個孩子中的長女，小時候在德比郡的哈德菲德的磨坊村長大，在當地羅馬天主教小學上學。曼特爾的雙親出生於英格蘭，但兩人都是愛爾蘭後裔。幼年時，她的伯祖父、伯祖母都對愛爾蘭有著深厚的情結，可惜在她十歲時，這些長輩去世，她身上的愛爾蘭情結也漸漸淡去。十一歲後，父母離婚，後來母親與情人傑克·曼特爾一起搬到了柴郡一個名叫羅米利（Romiley）的小鎮同居，希拉裡則繼承了傑克的姓氏。在她的回憶錄《氣絕》（Giving Up the Ghost）中，她曾解釋過貫穿她小說中的原動力——她的家庭背景。十二歲時，她放棄了宗教信仰，這在她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記：“真的是老生常談：罪惡感。你從小相信自己是錯誤的，是邪惡的。對我來說，因為我對別人說的話很當真，於是就養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內省和自我審視的習慣，對自己異常嚴厲。”
曼特爾在羅米利的哈裡頓教會學校讀書。1970年她去倫敦經濟學院攻讀法律，後轉至謝菲爾德大學，1973年修到法學學士學位。大學期間，她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大學畢業後，她在一家老年醫院做社會福利工作，後來又到一家百貨商店做銷售員。
1974年，希拉裡·曼特爾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她創作的第一本小說就是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煌煌巨作，即1992年纔出版的《一個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小說以歷史般精確的視角，講述了法國大革命中的三個傳奇革命家的一生——丹東、羅伯斯庇爾和德穆蘭，從他們的童年追溯到1794年恐怖統治時期直到三人英年早逝。1977年，曼特爾與身為地質學家的丈夫傑拉爾德·麥克伊恩前往博茨瓦那生活，後來又在沙特阿拉伯生活過一段時間。三十歲不到的曼特爾正是在博茨瓦納創作了這部小說的大部分章節，不過，同許多作家的處女作一樣，第一部作品的出版之路並不順利。當她帶著這部心血之作返回倫敦時，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這部小說。在遭到出版社拒絕的同時，曼特爾還經受著巨大的病痛折磨，多年四處尋醫問藥，卻始終無法確診。在博茨瓦納時，她查閱到一本醫書，意識到自己可能患的是嚴重的子宮內膜異位，後來返回倫敦時經醫生確診了。由於當時條件所限，經過手術後她再也無法生育，而且之後持續的類固醇治療導致她體重激增，外貌也發生了劇變。
曼特爾曾表示“當時自己的人生出現了危機，”她說，“得知自己以後無法生育，健康狀況也不明朗，甚至無法治愈，書又被出版社拒絕，我那時隻想回家，回到那個在非洲的家。”不過，曼特爾到底沒有被命運所打垮，在談到自己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時，她是這麼說的，“我頭腦很清楚，強烈地感覺自己必須要迎難而上，我意識到自己應該去試試別的題材。於是，我創作了一部篇幅略短、標準的現代小說。”這部“標準的現代小說”就是後來1985年出版的、希拉裡·曼特爾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每天都是母親節》（Every Day Is Mother’s Day）。一年後又出版了續集《空白財產》（Vacant Possession）。從此，曼特爾便一發不可收拾，至今已創作了十一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及一部自傳。
1985年的處女作發表之後，曼特爾就開始涉足不同文類的創作，而且作品的題材跨度極大。小說《蓋宰大街上的八個月》（Eight Months on Ghazzah Street,1988）直接取材於她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經歷，取用一幢城市公寓樓裡鄰裡之間危險的價值觀衝突，表現伊斯蘭國家和自由的西方間的緊張關繫。《弗拉德》（Fludde,1989）獲得溫尼弗雷德·霍爾比紀念獎，故事發生在1956年一個杜撰的名叫Fetherhoughton的北方小村，故事背景發生在修道院與羅馬天主教教堂。一個神秘的陌生人在那些受壓迫、遭鄙視的人們的生活裡帶來了煉金術般的轉變。1994年的《變溫》（A Change of Climate,1994）則將故事背景設置在諾福克的鄉下，探索了拉爾夫和安娜·埃爾德雷德夫婦的生活，他們撫育四個孩子，將畢生貢獻於慈善事業。這對夫婦早年在南非做傳教士時，曾身陷囹圄，被驅逐至貝專納（即後來的博茨瓦納），悲劇就是從那裡開始的。《愛的考驗》(An Experiment in Love,1995)獲得霍桑登獎，故事發生在1970年的兩個大學學期，記錄了三個女孩離家去倫敦讀大學的過程。撒切爾夫人的形像在小說中有過驚鴻一現，小說主要探討的是女性的欲望和理想，暗示她們經常受到打擊和阻礙。
盡管創作的題材多種多樣，但曼特爾始終還是對歷史題材青睞有加。接下來的1998年，曼特爾再度挑戰歷史小說題材，根據18世紀末的真實歷史人物查爾斯·奧布萊恩的故事，創作了《巨人奧布萊恩》（The Giant O’Brien）。小說沒有將奧布萊恩和他的對手蘇格蘭醫生約翰·亨特當成歷史人物來寫，而是把他們寫成一個黑暗暴力的童話中的虛構主人公，也是啟蒙時代的必然受害者。曼特爾還為BBC4套將此書改編為劇本。2005年，小說《黑暗深處》（Beyond Black）獲2006年橘子獎提名。故事發生在千禧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艾莉森·哈特的專業靈媒，她冷靜快樂的外表下隱藏著古怪扭曲的心靈。她周圍那一大幫隱形的“朋友”，時時都可能化為人形。小說以幽默睿智的視角揭示了超自然世界也同樣可能與普通人的世界一樣庸俗平凡。同年，曼特爾受封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
很難想像，如果當初希拉裡·曼特爾那部講述法國大革命歷史的作品《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在1979年就出版（而非實際上的1992年），她是否還會保持一個歷史小說家的身份，抑或是堅定地皈依其他文學類型。不管是何種因緣巧合，2009年《狼廳》 的獲獎一鳴驚人，這是對希拉裡·曼特爾多年來對歷史題材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創作的最高回報。該書不僅在評論界獲得一片贊譽，市場反響也空前熱烈。2009年9月，剛入圍布克獎短名單時，《狼廳》的銷量就已經與丹·布朗的超級暢銷書《失落的秘符》打成平手，在英國亞馬遜網排名緊隨其後。2009年10月《狼廳》獲布克獎後，次年3月又捧得全美書評人協會獎，對於一本大部頭的歷史小說來說，同時包攬英聯邦及北美大陸英語文壇兩項最權威的文學獎項實屬不易，而且，該書還創造了多項銷售奇跡：至2010年7月，其精裝本在英國已售出21萬5千冊，全世界有30多個國家引進版權，總計銷量超過20萬冊，堪稱“史上最暢銷的歷史小說”。
都鐸王朝的傳奇無疑是英國歷史上最為絢麗的華彩樂章之一，其中亨利八世血腥殘酷的宮闈秘辛數百年來給歷史學家和升鬥小民帶來無窮無盡的史料研究和八卦談資。亨利八世一生換了六個王後，其中兩個離婚，兩個處決，一個死亡。為了離婚，迎娶安妮·博林，亨利不惜與羅馬教廷決裂，大力推行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致使英國王室的權力達到巔峰。然而，這所有的豐功偉績都離不開一個人，那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托馬斯·克倫威爾。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讀完《狼廳》的續集《提堂》後，稱“克倫威爾之於亨利八世猶如貝利亞之於斯大林”，而狄更斯則將亨利八世評價為“真相是，他是一個混賬至極的惡棍，是人性的恥辱，是英國歷史上的一抹血污。” 可以說，亨利八世與克倫威爾這對君臣的關繫遠比正史記錄得要糾結復雜。
托馬斯·克倫威爾何許人也？惡棍，無賴，野心家，政治家，還是改革家？其實，在希拉裡·曼特爾對他產生興趣之前，他在各種文藝作品中早已濫觴——劇本、小說、電影、電視劇無一遺漏過他的身影，隻可惜大部分作品中克倫威爾都是以反面人物或配角出現。莎翁的名劇《亨利八世》中，克倫威爾隻是個籍籍無名的小配角。美國劇作家馬克斯維爾·安德森1948年的作品《千日安妮》（Anne of the Thousand days）中，克倫威爾被塑造成一個心狠手辣的無恥之徒。羅伯特·鮑特編劇的電影《四季之人》（A Man for All Seasons）（獲六項奧斯卡獎）中克倫威爾則成了野心勃勃的大反派，是葬送托馬斯·兇，該劇後來在百老彙也上演過。至於電影電視，以亨利八世為背景的作品更是屢見不鮮：2007年風靡全球的美劇《都鐸王朝》至今已播四季，其中的克倫威爾是個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還有2008年的電影《另一個博林家的女孩》……這些影視劇作品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都鐸熱”，英國人的歷史卻能引起全世界粉絲的瘋狂追逐，當然其中不乏有帥氣迷人的喬納森·梅耶斯（美劇《都鐸王朝》中飾演亨利八世的演員）以及性感尤物斯嘉麗·約翰遜（《另一個博林家的女孩》中飾演瑪麗·博林，即安妮·博林的姐姐）的功勞，但更重要的還是那跌宕起伏、波詭雲譎的王朝傳奇吸引了觀眾。
拋開稗官野史，正史中的托馬斯·克倫威爾究竟是何等人物？他是亨利八世的親信，擔任過首席國務大臣，被封為埃塞克斯伯爵，輔佐亨利八世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對抗羅馬教廷，解散修道院，為英國向近代化國家過渡打下良好的基礎。他還促使國會通過了一繫列改革法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至尊法案》和《王位繼承法》——《狼廳》中那位著有《烏托邦》傑作的聖人托馬斯·莫爾就是因為拒絕宣誓擁護《至尊法案》而被處死。偉大的都鐸歷史學家傑弗裡·埃爾頓 將克倫威爾視作建立官僚體繫和議會構架之人。
時移世易，時間轉眼到了21世紀，輪到希拉裡·曼特爾出場了。在她的筆下，這個大名鼎鼎，或者說臭名昭著的托馬斯·克倫威爾竟然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來。曼特爾的《狼廳》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為了活命曾雞鳴狗盜的克倫威爾，他先後當過雇傭兵、聽差、廚工、會計師、商人、律師，掌握多種語言，少年時足跡遍布歐洲大陸，能夠通篇背誦《新約》，積聚了非凡的商業智慧和權謀之術，最後擔任亨利八世的首席國務大臣，成為權傾一時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通過克倫威爾的眼睛，我們見證了安妮·博林苦心經營，博取皇後寶座，見證了來勢洶洶的宗教改革，見證了紅衣大主教沃爾西的失寵，見證了聖人托馬斯·莫爾的火刑，一幅波瀾壯闊的都鐸王朝政治、宗教和經濟的完整圖景躍然紙上。可以說，克倫威爾是串起這一繫列重要事件的核心人物，也是這張密不透風的巨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繩結。
曼特爾在2009年接受《紐約客》的采訪時，曾被問及如何發現克倫威爾這個人物的。她回答說：“幼年接受羅馬天主教教育時，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克倫威爾是所有事件的中心，然而在大多數小說和戲劇中，他卻居於次要地位，我想把他置於舞臺中心，把眾人的注意力聚焦於此人。”誠然，一個優秀的歷史小說家，要做的並非是讓讀者對一段歷史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而是讓讀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更深刻地了解這段歷史，並且意識到自己所觸摸的隻是歷史的一角。正如著名畫家小漢斯·霍爾拜因為克倫威爾所繪的那幅肖像畫，1534年的克倫威爾正處於人生巔峰，畫中的他坐在一張書桌前，手中攥著一卷紙，背靠著牆壁。身著黑色袍子的克倫威爾面色凝重，目視前方，仿佛正在籌謀著什麼，至於畫外的意蘊情感，讀者隻能揣測了。
“他看到了畫中自己的手，放在面前的書桌上，微握的拳頭裡有一張紙。看著自己的各個部位，一根一根的手指，仿佛自己被拆散了一般，真是不可思議。漢斯把他的皮膚畫得像交際花的皮膚一樣細膩，但是他所捕捉的那個動作，那合攏手指的動作，卻像屠夫拿起屠宰刀時一樣堅定。他戴著紅衣主教的綠松石戒指。”（選自簡體字版《狼廳》P513）
克倫威爾曾對他的兒子格裡高利說，曾經有人說他看上去像是個殺人犯。格裡高利回答道，“您難道不知道嗎？”在外人眼裡，克倫威爾陰鷙冷酷——甚至連他的兒子也是如此看待父親的，他深諳“人對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之真理，可是曼特爾並沒有將他塑造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冷血之人，面對愛妻和幼女的離世，克倫威爾同樣展示了為人夫、為人父的深情一面，為這個冷血之人注入了一絲溫暖的人性。《倫敦書評》的書評人科林·布羅曾評價《狼廳》說，“這不是歷史小說，而是一本平行歷史小說（alternative history novel），它們構建了克倫威爾的內心生活，它們與我們所知的歷史事件與圖景相平行。”
除了成功的人物描摹，小說中曼特爾運用的寫作手法也可謂大膽前衛，與傳統的歷史小說大相徑庭，得到了專家評委的高度贊賞。當時的布克獎評委會主席詹姆斯·諾帝曾說，“我們選擇布克獎得主的依據在於參評作品的整體內容，包括該書的篇幅、敘述時瀟灑馳騁的語言以及場景的設置等”，而曼特爾在這些方面的表現非常出色，“簡直優秀得不可思議”。小說中運用了大面積的心理獨白、人物對話，還有大量閃回、倒敘，讀者一個不留神便會在歷史的軌道中突然穿越了三十年而不知所措。如果說簡·奧斯丁的小說是由一場場舞會和下午茶中的閑聊構築而成的話，那麼希拉裡·曼特爾則是將王朝的興衰起伏濃縮於一次次精心設計的對話之中。小說寫作選用的時態是現在時，而非一般歷史小說選擇的過去時，明顯有悖於語法規則，可以揣測作者是打算將這段16世紀的歷史以更生動逼真的形式展現在現代讀者的眼前，使所有的歷史事件仿佛發生在眼前一般。
《狼廳》獲得布克獎後，曼特爾突然調整了寫作計劃，原本她打算用兩部小說完成克倫威爾命運的起承轉合，並將續集命名為《鏡與光》（Mirror and Light）。不過，隨著創作的推進，曼特爾決定將寫作計劃拉長成三部曲，在《狼廳》與《鏡與光》之間插入一部《提堂》。於是2012年5月三部曲之中的第二部《提堂》問世，7月25日進入布克獎長名單，9月11日進入短名單，10月16日獲布克獎。再度從一百多部優秀的英語小說中脫穎而出，一路過關斬將，希拉裡·曼特爾再度創造了奇跡。
《狼廳》的故事時間跨度較大，從1500年描寫克倫威爾少年時期的生活，一直到1535年7月，即托馬斯·莫爾被處死那一天終止，同時，克倫威爾在日程表上記下了亨利八世即將造訪的“狼廳”。那裡正是亨利未來的第三任王後簡·西摩家的房子。與《狼廳》相比，《提堂》的故事則集中發生在亨利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遭拘禁、審判以及處決的三周時間裡。這段故事節奏更快、情節更緊湊。盡管亨利耗時八年纔娶到安妮，但君無長情、君恩難料，何況安妮沒有如其所願誕下男性子嗣，於是她便成了眾矢之的。為了確保自己的政治生命，克倫威爾隻能不擇手段地將安妮·博林和她的家族拉下馬來，正如他對凱瑟琳王後的所作所為一般無二。隻是安妮與其背後的家族勢力必定拼死一搏，克倫威爾和亨利八世也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當安妮·博林因通奸罪和叛國罪而判處死刑時，全書的緊張氣氛也達到了高潮。在《提堂》中，克倫威爾與安妮的命運交織得愈發緊密，當安妮的命運塵埃落定之時，讀者對克倫威爾的結局則更有所期待。雖然歷史已經明確告訴了我們答案，但我們更好奇的是希拉裡·曼特爾將在第三部《鏡與光》中如何把這個已知的答案演繹得驚心動魄。
布克獎二度折桂後，曼特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除了正在創作的都鐸三部曲之完結篇《鏡與光》之外，她還打算要寫一部關於波蘭女作家普日貝謝夫斯基（Stanislawa Przybyszewska）的非虛構作品，書名為《因羅伯斯庇爾而死的女人》(The Woman Who Died of Robespierre)。一望而知，已到了花甲之年的曼特爾對法國大革命的題材仍然念念不忘，餘情未了，尤其是對羅伯斯庇爾這個悲劇性的革命領袖。這部作品塑造了一個瘋狂痴迷羅伯斯庇爾的波蘭女劇作家的形像，她幾乎創作了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劇作。普日貝謝夫斯基在沒有暖氣的房間裡不眠不休地寫作，甚至將信件的時間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日歷來標注。最後這位女劇作家死於營養不良和嗎啡上癮，年僅三十三歲。我們也很容易聯想到這個人物對於曼特爾的意義所在——女劇作家的命運同樣可能在她身上復制。
從1974年小試牛刀，到2009年首次布克折桂，再到2012年的布克奇跡，希拉裡·曼特爾走過了三十八年。經歷過病痛折磨，感情失意，事業挫折，她人生之潮起潮落並不亞於她筆下的主人公克倫威爾或是羅伯斯庇爾等諸人。時值今日，她足以澹然地面對眼前炫目迷人的掌聲和榮譽，面對鋪天蓋地的媒體和記者，繼而從容地繼續她的歷史文學創作之路。讓我們期待都鐸王朝傳奇的終結篇《鏡與光》，證實克倫威爾是如何失寵於亨利八世、從權力巔峰驟然跌落，最終命喪倫敦塔中。當然，我們也同樣期待布克獎歷史上出現“帽子戲法”。畢竟，布克獎如果能回歸傳統，鼓勵那些以嚴肅態度對待寫作的作家，對布克獎的評委會來說，讓一位作家上演“帽子戲法”也未嘗不可考慮。
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