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裝共3冊：獲救之舌 耳中火炬 眼睛遊戲

埃利亞斯·卡內蒂因其作品具有“廣闊的視野、豐富的思想和藝術力量”於198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幼年喪父的男孩，是如何躋身世界文學大師之列的，有哪些人和事影響甚至塑造了他的文學氣質，這些疑問在他的自傳中都得到了回答。

卡內蒂的自傳三部曲卷帙浩繁，從卡內蒂漂泊的童年延展到他初登文壇的中年，將生動而私人化的描寫與恢弘博大的時代畫卷完美結合，不僅是作家個人的生命記錄，更是波瀾壯闊的中歐文化史的別致呈現。或許正因為如此，它被譽為20世紀偉大的德語傳記。

《眼睛遊戲》是卡內蒂自傳三部曲的第三部，敘述了作家從1931年到1937年的經歷。不到30歲時，卡內蒂已經寫出了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迷惘》，但這部作品問世之初並未得到嚴肅的對待。對於文壇巨擘托馬斯·曼、羅伯特·穆齊爾等人，卡內蒂的評價刻薄而犀利，而對於自己的精神偶像松內博士，則推崇備至，敬若神祇。這一時期以卡內蒂生命中重要的女性——母親——的葬禮而畫上句號。

《耳中火炬》是卡內蒂自傳三部曲的第二部，時間跨度為1927年至1931年。被母親從求知天堂蘇黎世強行帶走後，卡內蒂來到德國的法蘭克福，“面對真實的人生”。中學畢業後，他再次違背自己的意願，進入維也納大學攻讀化學專業。所幸在此期間，他從未放棄對文學和藝術的追求，他結識了赫爾曼·布洛赫、貝爾托特·布萊希特、伊薩克·巴別爾等文壇和藝界名流，並遇到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薇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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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救之舌》是卡內蒂自傳三部曲的部，從出生寫到16歲，由三條主線串聯在一起：他與母親之間親密而緊張的關繫，對文字和語言的熱愛，對學業和知識的追求。卡內蒂以孩子的敘述口吻和成年人的世故眼光，回憶了在嚴厲苛刻的外公家的生活、7歲喪父的傷痛和在母親逼迫下迅速學習德語等經歷，對魯斯丘克、曼徹斯特、倫敦、維也納、蘇黎世等生活過的城市也有令人印像深刻的描寫。

《眼睛遊戲》：

眼睛與呼吸

我與赫爾曼·布洛赫的關繫，與通常的情形很不一樣；我們次見面時的情形，對此起了關鍵性作用。我應邀去我倆都認識的維也納女作家瑪麗亞·拉薩爾的家中朗讀我的劇本《婚禮》，受邀的還有另外幾位客人。恩斯特·菲舍爾和他的夫人露特也在被邀請之列。其餘還有哪些客人，我記不清了。布洛赫答應光臨，大家都在等他。他遲到了。在後一分鐘，我剛想開始朗讀，他到了，同他的出版商布羅迪一道。時間所剩無幾，連作簡短的介紹都不夠：我們簡單打個招呼，我就開始朗讀《婚禮》了。

瑪麗亞·拉薩爾對布洛赫說過，我是多麼推崇他的《夢遊者》三部曲。這幾本書我是在一九三二年夏天閱讀的。他對我則一無所知。由於我還沒有正式出版的作品，因此他也不可能對我有什麼了解。在閱讀了他的《夢遊者》，特別是讀了《胡格瑙》之後，他在我的眼裡是一個大作家，而我對他來說則隻是一個崇拜他的年輕作家。此時大概是十月中旬的樣子，《婚禮》是在七八個月前寫好的。我分別給一些朋友朗讀過這個劇本，這些人都對我抱有期望，但他們還從來沒有全部聚在一起過。

布洛赫則不同，這一點在這裡顯得特別重要，他在對我有所了解之前，就全神貫注地聽我朗讀完《婚禮》。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劇本的朗讀中，裡面的人物形像通過不同的說話的聲音清晰地區分開來，這一點在後來的幾十年內從未發生改變。整個朗讀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我是一口氣讀完的。會場的氣氛讓人有些透不過氣來，雖然除我和薇莎外，在場的隻有十來個人，但他們給人的感覺，卻像翻了好幾倍。

布洛赫就坐在我前面，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他坐著的姿勢給我留下了印像。他像小鳥那樣，把腦袋縮在肩膀當中。在劇本序幕的後一個場景，就是女管家那場，對我來說也是全劇精彩的那場，我注意到了他的眼睛。臨終的科科什太太一再重復“喂，老爺，我有句話要跟你講”，但每次又都不能把這句話講完。這一刻，我與布洛赫四目相遇。如果眼睛也會呼吸的話，那它們就是屏住了呼吸。眼睛等待著這一句話說完，而屏住呼吸與等待之間，充盈的是科科什從辛姆松那裡援引的話。這是一個雙重的解讀，並且演化成了高聲的對話，雖然對話根本就沒有形成，因為科科什沒有去聽臨終人說話。布洛赫的雙眼關注著臨終人，而我則一再地重復這開始的半句話，同時讓管家引用的《聖經》裡的話來打斷我的話。在布洛赫的雙眼和我之間，出現了不為人察覺的東西。

《獲救之舌》：

我幼年時期的回憶

我幼年時期的回憶淹沒於一片紅色之中。一位姑娘抱著我走出家門，我面前的地板是紅色的，從左邊走下去的樓梯也是紅色的。我們家對面，一扇門打開了，一個男人笑瞇瞇地走出來，他友好地向我走來。他走到我的身旁，站立著對我說：“伸出舌頭來！”我把舌頭伸出來，他把手伸進他的衣袋，取出一把折刀，把它打開，將刀口伸到貼近我的舌頭的地方。他說道：“現在我們把他的舌頭割下來。”我不敢將舌頭縮回去，他靠攏得越來越近，他的刀口馬上就要踫到我的舌頭了，就在後一瞬間，他將小刀抽回去，說：“今天先不割，明天纔割。”他把小刀折好，塞進他的衣袋裡。

每天早上我們走出家門來到紅色的走廊裡，對過的那扇門開了，那個笑瞇瞇的男人也出現了。我知道他要說什麼，就等待著他發布伸舌頭的命令。我知道他將會割掉我的舌頭，一次比一次害怕。一天就是這樣開始，這樣的事情遇到過多次。

此事我銘記在心裡，好久以後我纔向母親詢問此事。從地板和樓梯都是紅色的這點看來，她斷定是卡羅維發利城那所供膳宿的公寓，在那裡她和父親與我一起度過了一九〇七年的夏天。為了照管我這個兩歲的幼兒，父母從保加利亞帶來了一個小保姆，她還不滿十五歲。她慣於一清早就抱著孩子外出，她隻說保加利亞語，卻在熱鬧的卡羅維發利處處都認識路，並且總是準時帶孩子回來。有一次，有人看見她跟一位不熟悉的年輕男子在街上走著，關於他的情況，她一無所知，可謂偶然相識。幾個星期以後終於弄清了，原來這個年輕男子住在我們正對面的房間，在走廊的另一邊。有時候，姑娘夜晚迅速走到他那裡去。父母親覺得自己對她負有責任，便馬上送她回保加利亞去了。

他們倆——姑娘和那年輕男子，很早就離開公寓外出，他們起初必定是這樣會面的，他們相好也必定是這樣開始的。小刀的恐嚇產生了它的作用，小孩為此沉默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