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國讀者

我寫《灰姑娘》（於2007年出版）這部小說的時候，我的妻子正在與極其嚴重的乳腺癌作鬥爭。

《灰姑娘》本身並不直接源自這段經歷。然而，寫作的狀態與這本書完成的情況，以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的能量、震動、速度，卻是來自於此。因為，在我妻子的請求下，在她生病期間，我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寫出了《灰姑娘》將近一半的內容。這部小說非常龐大（有600多頁），而且它的形式也比較復雜，這幾乎是一場不可能贏的賭局！但是她需要看到，我在我這邊，就像她在她那邊一樣，也投入到了一場戰役之中，她需要看到我們一起，同時並肩戰鬥。堅強地。充滿信念地。她不想讓我們任由自己被疾病所左右，被它的丑陋所侵襲。她害怕自己會死去，害怕她的鬥爭會提前失敗。而看到我，因為愛，在與我的書鬥爭，而且每晚都讓她讀我白天為她寫的好幾頁書稿，這一切給她帶來了快樂、力量並使她陶醉其中。我所做的，就好像是某種奇跡！也許當時我處於受到打擊的狀態，在一種寫作的第二狀態之中。我寫著，就像在做夢一般，速度很快並且很流暢。當時的情形把所有次要的恐懼、無關緊要的憂慮都從我生命中驅逐了出去。每當我突然開始停滯不前，或踫到了困難，我就不想令她失望，或者讓我的失敗使她變得脆弱。我不能失敗，這是難以想像的，所以我像瘋子一樣寫作，為了讓她看到這一切，我們不會向現實低頭，我狂熱地愛著她，沒有什麼能夠傷害我們，以及我們會獲得勝利。那時她是我的力量，而我也是她的。這非常美，有時甚至是莊嚴崇高的。

我的妻子病愈了，而《灰姑娘》也出版了。那是在二七年的九月。這本書在法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且將我推到了幕前。它改變了我的生活。我的妻子和我，我們所經歷的，就像是一個故事。

《灰姑娘》出版後不久，我的腦海裡出現了另一部小說的構思，《的花》，我一直都沒有寫這本書。事實上，幾年來我一直都在嘗試但是我寫不出《的花》，這本書主要構想的靈感來自於我妻子生病時我與她的經歷，還有在她康復幾個月後，我與一位女士的一次會面，這位女士曾經病得非常重，是一個真正被聖跡治愈的病人。在這本我夢想寫出的書中，一個男人，作曲家，在他的妻子康復後，離開了她，盡管他十分愛她，因為他要去與另外一個他知道已被疾病判了死刑的女人一起生活。他愛上了這個女人的生命，愛上了她活著這個事實，他無法接受讓她一個人面對癌癥的戕害，面對死亡的威脅或是逼近。他渴望拯救她。或者寬慰她。他渴望在她生病的時候能夠讓她高興。用他的藝術。用他的音樂。實際上，小說的這個設想反映的是我妻子的疾病留給我的創傷，更確切地說反映的是我對於她會死去的恐懼，這我曾有過的，難以忍受的，可怕的，無法估量的恐懼。因此在內心深處，我保留了一種無法被寬慰的感覺。正是因為這種無法被寬慰的感覺，尼古拉，這本我渴望創作的書中的男主人公，不能夠讓瑪麗獨自面對疾病。

由於一直以來我都面對著寫作這本書的不可能性，後我明白了我該做的就是描述它，闡釋《的花》應該是什麼樣子，如果我有力量來寫出它的話，如此一來，這本書終就顯現出來了，就升起來了，好像霧氣一般，夢幻一樣，如同毫無支撐的，虛幻而朦矓的虛構故事。有一些像透過彩繪玻璃照進來的，教堂中的光線。這便是我在寫作《夫妻的房間》時試圖做的。我想要在這本書的內在裡升騰起另一部小說的魔法，而後者並不存在，永遠不會存在，它就是《的花》。我想要我的讀者能夠在穿越過它的同時，從這本不存在的書中汲取到，他平常能夠從一本存在的，他在讀的小說裡汲取到的同樣的情感。就好像在《夫妻的房間》的中心有一間空房間，一間有關死亡的屋子，充滿了光線。而這間空房間就叫做《的花》。正是這樣一種特別的敘事機制，對我來說，似乎讓我能夠更好地去接近，去向我的讀者傳達，這難以表達的，在我妻子病得重時，當她也許會死這樣的想法在我身邊徘徊時，我所經歷的一切。當然那時我是竭盡全力去拒絕這一想法的。像我的每本書一樣，《夫妻的房間》是一臺生產感覺的小機器，尤其是這種我剛剛向你們描述的感覺，而它也正是這部小說的主題。寫一部小說，對我來說，不僅僅是講述一個故事，也是給我的讀者帶來感性的經歷和獨特的美，而這會改變他們對生活，對世界的看法。

在我的妻子康復以後，我的小說《灰姑娘》成功之後，接踵而至的生活是一長段充滿懷疑的日子。我那時覺得自己再也寫不出來了。我們有些難以回到普通生活的平庸之中。許多一直以來對我們很重要的事情在那時的我們看來卻顯出市井喜劇中那可鄙的小虛榮，這其中就包括寫書，追尋作家之路，提高名望，重新投入工作。我們就隻想遠離人群，兩個人為了彼此，為了美、藝術和感性的世界而生活。在擁有過如此強烈而美的經歷之後，一切都顯得黯淡，微不足道，相對沒那麼重要。在生活中，很少有機會，讓我們可以相互傾訴，尤其是相互證明，沒有欺騙也沒有扯謊，用行動證明，我們究竟有多麼相愛。我們究竟可以為對方付出到什麼程度。我妻子的病就是這樣一次機會，這持續了六個月。我們從未在彼此身邊，為了彼此，如此存在過。總之是一種激烈，的瘋狂激情。這為我們贏得了體驗一些完美而難忘時刻的機會。那是熾熱的。如果回顧我的過去，我生命中幾個強烈而且值得紀念的時刻就發生在這段日子裡。我妻子也是這樣說的。對我來說在《夫妻的房間》中表達這些事非常重要，以便讓我們的經歷能夠幫助其他的情侶，並讓他們從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待癌癥，一種除卻災難，身體的衰弱，丟臉，可恥之外的角度。因為很不幸地，人們知道自己生病之後，常常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談論疾病的。

在《夫妻的房間》中有好幾位女士：我妻子，還有瑪蒂爾德和瑪麗這兩個人物。她們都是疾病的受害者但同時她們也都很堅強，充滿了生命力。盡管她們都病了，但我拒絕讓這些女士，被讀者視作是受害者。她們不是遭受苦難的受害者。瑪麗她自己一直堅持到了後，朝著光亮。這恰恰就是小說中的一條力量之線：疾病中的自我完整性問題。直到後，瑪麗仍在內心中因為尼古拉讓她感受到的美而激動，他在她的臨終病床上放了一隻小小的博士音箱，播放著他為她創作的音樂。我很喜歡這個想法，瑪麗後的思緒是對於人類能夠創造出的作品之美的感恩，而我們以此滋養著我們持續著的生命，用我們經常接觸的藝術作品。在許多人的生活中都是如此，我也一樣，藝術仍然使我們的生命更美，它讓我們活著，它養育著我們，它使我們變美，它照亮我們的日常。我從未像剛剛發現自己喜愛的藝術作品時那樣，感到如此強大，幸福，著迷。從這個角度來看，藝術於我而言具有實在的治愈功能。

埃裡克·萊因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