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開始吧。

1993年2月15日，星期天，上午。二月溫和的天氣引出了鼕眠的松鼠。庭院裡枝椏光禿的樹成了它們冒險的樂園。我書房的窗外有一棵栗子樹，我看著兩隻松鼠在樹上玩捉迷藏的遊戲：一會兒盤旋著爬上樹干，在枝杈間閃轉騰挪，聲東擊西；一會兒沿著一根枝條倉皇出逃，跳到旁邊的樹上，然後頭朝下從樹干上急速下竄，又突然在半中腰停下來，一動不動，爪子像維克羅魔術貼一樣緊緊抓住粗糙的樹干；一會兒又飛一樣地互相追逐著跑過草坪，前面的松鼠左躲右閃，不時來一個急轉彎，試圖擺脫後面的松鼠。後，它們衝向一棵加拿大白楊的樹干，箭一樣射向樹梢，落在有彈性的細枝上，保持住平衡，輕搖著身體，衝對方滿意地眨巴眼睛。這是純粹的遊戲，毫無疑問。它們隻是在戲耍，在操練它們的靈敏性，完全是為了好玩。如果有轉世這種事，我不介意來世做松鼠，它們的膝關節一定像淬過火的鋼一般柔韌。

我次感到疼大約是在一年前。那時我正要離開位於倫敦的公寓，去趕八點十分從尤斯頓發來的火車，我急匆匆地在四個房間裡進進出出，將手稿和髒襪子塞進手提箱，關上窗戶，滅掉電燈，重新設置中央空調的計時器，將紙盒裡剩下的牛奶倒進洗碗池，沿馬桶內壁倒入三尼拉夫牌潔廁靈--簡單地說吧，我正在執行"離家須知"清單裡的程序。那個清單是莎麗開的，她用黃色的表情符號冰箱貼將它固定在冰箱門上。就在這時，我的膝蓋出現一陣劇烈的、刺骨的疼痛，就像有一根燒紅的針刺進了我的右膝深處，然後又撥了出來，留下一陣迅速減弱的後燃感覺。我突然發出一聲尖叫，翻倒在床上（那時我正在臥室裡）。"天哪！"我的聲音很響，盡管此時我獨自一人，"這他媽是怎麼啦？"

我小心謹慎地①站起來。（應該是"gingerlyly"嗎？不，我查過了，形容詞和副詞是同一種形式。）我小心謹慎地站起來，將身體的重量都轉移到右膝上試了試，往前走幾步（那真是個有趣的詞，跟生姜沒有一點關繫，我一直以為它的意思是品嘗生姜時的樣子：非常小心，將濕手指在生姜上蘸一蘸，然後用舌尖舔舔手指。可是不對，據認為它來自古法語genson，意思是美味佳肴，或者gent，意思是貴族出身。這兩個詞都不適用於我要表達的意思）。我往前走了幾步，沒有特別費力，我聳聳肩膀，輕蔑地將它理解為某種反常的神經抽搐，就像你有時候轉過頭在汽車後座上找什麼東西時脖子會出現的那種疼痛性痙攣一樣。我離開公寓，上了火車，此後再也沒有想到過它。

大約一個星期後，我正在書房裡工作，我的雙腿在書桌底下交叉著，我又感覺到了它，右膝蓋那種突如其來的刺痛。我疼得一時喘不過氣來，接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隨著一聲響亮的"見--鬼！"呼出來。從那時起，這種疼痛變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出現時仍然沒有任何先兆。在我預計它發作的時候它從來都不疼--比如在我打高爾夫球或網球的時候--可是它會剛好在一場運動之後發生：當我在俱樂部的酒吧喝酒的時候，或者開車回家的時候，要不就是一動不動坐在書房裡的時候，或者在床上躺著的時候。它有時候在半夜疼得我叫出聲來，以至於莎麗以為我做了噩夢。說起噩夢，實際上它大概是我沒有的東西。我有抑郁、焦慮、恐懼癥、盜汗、失眠，可就是沒有噩夢。我從沒真的做過多少夢。或者簡單來說--據我的理解--我記不住我的夢，因為人睡覺時一直都在做夢。他們是這樣說的。這就像我的大腦裡有一臺電視機整夜開著但卻沒有人看。夢頻道。我真希望我可以把那些節目錄下來。也許我能從中找到一條線索，借此弄清我出了什麼毛病。我不是指我的膝蓋。我是指我的大腦。我的靈魂。

在有了所有其他麻煩之後，現在又得加上神秘的膝蓋痛，我感到日子有點難過。應該承認，在身體方面，可能會有更糟糕的災難降臨到你的頭上。比如，癌癥、腦脊髓多發性硬化、運疾病、肺氣腫、艾滋病。這還不算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像肌營養不良癥、腦癱、血友病、癲痫癥。更不用提戰爭、瘟疫和饑荒。有意思的是，想到這些並不能讓你膝蓋上的疼痛減輕些。

這大概就是他們所說的"同情疲勞"，這種觀點認為，每天都有數不清的人類苦難從媒體上撲面而來，以至於我們的神經開始麻木，我們耗盡了所有同情、憤怒、義憤的庫存，現在能感覺到的隻有自己膝蓋上的疼痛。我還沒有麻木到那種地步，還沒有完全到那種地步，但我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收到了許多慈善團體寄來的捐款呼吁書。我想他們一定互相交換了捐助者的姓名和地址：你隻消向一個組織捐款，還沒等你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就有一封接一封的信開始被送進你的信箱了，快得你都來不及取。樂施會、天主教海外發展基金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救助兒童會、皇家盲人協會、紅十字會、帝國癌癥研究基金會、肌營養不良癥協會、流浪者基金會，等等，等等。信封裡全都裝著打印的信件和用再生紙做成的傳單，傳單上印著一些黑白照片，照片上不是一些餓得骨瘦如柴、頭像老人一樣的黑人嬰兒，就是坐在輪椅裡的年輕人，又或是看上去處於眩暈狀態的難民、拄著拐杖的截肢者。一個人如何抵擋得了這潮水般湧來的人類悲情慘狀？好吧，我來告訴你我是怎樣做的。你每年向某個機構認捐一千英鎊，他們會給你一個特別的支票本，你可以用它簽支票捐給你選定的慈善組織。他們還會將你曾為這些錢交過的稅返還給你，你的一千英鎊就突然變成了一千四百英鎊。所以我每年都要將這一千四百英鎊分成若干小份：五十英鎊給索馬裡的饑餓嬰兒，三十英鎊給波斯尼亞遭強奸的受害者，四十五英鎊給孟加拉國購買水泵，二十五英鎊給巴塞爾頓①的一個戒毒所，三十英鎊用於資助艾滋病研究??如此這般，直到支票賬戶裡的錢用完。

當然，我捐得起的錢要比這多得多。以我目前的收入，我每年捐得起一萬英鎊，就算那樣也不會傷筋動骨。其實，我可以全都捐掉，可那仍然不過是一盒面巾紙。所以我把大部分留下來，用它支付開銷，包括自費治療我的膝蓋。

我首先去找了我的全科醫生。他推薦我去做理療。一段時間後，理療醫生推薦我去找會診醫生。會診醫生推薦我去做關節內窺鏡手術。那是一種高科技的顯微手術，全部由電視和纖維光學儀器完成。外科醫生把水用泵輸送到你的腿裡，在裡面闢出一個類似於工作室的空間，然後將三個針一樣粗細的器械插進去。其中一個器械有一個攝像頭，另一個是切割工具，還有一個是用來將碎屑吸出來的泵。這些器械是那樣的精細，以至於肉眼分辨不出它們的區別。手術後，它們插進去的地方甚至用不著縫針。醫生擺動膝關節裡的微型攝像頭，通過它在電視監視器上觀察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然後切去碎裂的軟骨、軟組織、骨刺或任何導致病患的東西。我聽說有的病人做了局部麻醉後在電視監視器上觀看整個手術過程，但我不想那樣做，並這樣對醫生說了。尼扎爾用安慰的眼神衝我笑笑。（這是我的矯形手術會診醫生的名字，尼扎爾先生。我叫他"膝蓋就是我們"①。當然，不會當面這樣叫他。他來自中東，黎巴嫩或敘利亞，要不就是中東別的什麼地方，不過從他的口音裡已完全聽不出他的中東背景。）他說我可以做全麻，但他會給我一盤手術的錄像帶讓我帶回家。他一點也不是在開玩笑。我知道現在人們把婚禮、命名禮和假日用攝像機拍攝下來，而不是照照片，可是我不知道連手術也要拍下錄像。我想你可以把那些錄像稍加編輯，然後邀請周圍的朋友在品嘗過酒和奶酪後一同觀看。"這是我的闌尾切除手術，那是1984年，要不就是1985年……很有趣，不是嗎？……這是我的心髒外科手術，啊呀，鏡頭有點晃動……下面是多蘿茜的刮宮手術……"（備忘：這裡面可以找到《鄰居》的構思嗎？）我對尼扎爾說："你也許可以搞點第二職業，對那些自己沒動過手術的人做點小小的錄像出租生意。"他大笑。他對這次手術非常自信。他宣稱，這種手術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功率。我想總有人要成為那倒霉的百分之五。

我在魯米治總醫院做的手術。因為我是私立醫院的患者，通常情況下我會去修道院醫院，也就是板球場附近的英聯保①醫院，但眼下那兒有點人滿為患--他們正在翻修一個手術室。所以尼扎爾說他可以在總醫院給我快一點安排手術，他每周要在公立醫療繫統的醫院工作一天。他答應給我安排一個單人病房，因為手術後需要在醫院住一天。我同意了。我想盡早了結此事。

那時候是鼕天，我上午九點鐘坐出租車來到了魯米治總醫院。我一到那兒，就開始後悔沒有等候修道院醫院的床位。總醫院是一座高大陰暗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外面是黑乎乎的紅磚牆，裡面塗著粘濕的綠色和奶油色油漆。接待大廳裡早已擠滿了等待就醫的人們，他們頹然坐在一排排塑料椅子上，帶著滿臉不抱任何希望的神情。我總是把這種神情和公立醫療繫統的醫院聯繫在一起。一個男人額頭上纏著繃帶，血從繃帶裡滲了出來。一個嬰兒在沒命地尖叫。

尼扎爾給了我一張小小的膠版紙片，上面潦草地寫著他的名字，還有跟我約定的日期和時間--我想，用它來作為一家醫院的入院許可證，未免有點滑稽可笑。我懷疑它是否管用，但接待員好像還認它，並指示我去四樓的一間病房。我上了電梯，到了二樓，一個面相嚴厲的護士也上了電梯，她要我下去，並指出這個電梯是醫護人員專用的。"你要去哪兒？"她問我。"3J病房。"我回答，"我要做一個小手術。是尼扎爾先生的病人。噢，"她帶著一絲鄙夷的神情說，"你是他在私立醫院的病人，是嗎？"我得出一種印像，她對私立醫院的患者在公立醫療繫統的醫院裡接受治療很不以為然。"我隻來住一晚上。"我想平息她的怒氣。她發出簡短的、咆哮似的大笑，這讓我感到不安。原來就是她負責3J病房。我有時候真的懷疑接下來一個半小時的酷刑是不是出自她的精心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