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安德樂朋號航行，我經歷了無盡的頭暈與痛苦。在某日中午，船竟意想不到地平靜下來，我不情願地用力睜開雙眼，似乎那樣就可以知道客輪在六個星期裡次停止航行的原因。六個星期啊！四十個糟糕透了的日子，我隻記得在甲板上待過一兩天，而那還得非常勇敢纔行。我沒看見塞得港、吉布提、新加坡……甚至我們穿過蘇伊士運河，停靠斯裡蘭卡和香港時，我都沒能從船艙的窗口探出頭去。從7月22日星期天早上離開馬賽起，消沉和惡心就讓我一直躺在那二等艙的小床上，喝姜茶和吸食令我發蒙的鴉片酊都無法減輕我的痛苦。

我與海無緣。我出生在馬德裡，一個位於卡斯蒂利亞高原的內陸城市，距離近的海灘很遠，所以我覺得登上一條船，漂浮、搖晃著穿過半個世界，並非一件輕松的事情。我更喜歡乘火車出行，但雷米總說那更危險。自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起，橫穿西伯利亞確實意味著真正的瘋狂，因此我隻好購買海運公司豪華蒸汽客輪的船票，希望海洋之神大發慈悲，不要萌生把我們帶到海洋深處的古怪想法，否則，我們的肉身將被魚啃光，爛泥也將永遠覆蓋我們的骨頭。有些東西並非與生俱來，當然，我也沒有帶著海員的天賦來到這個世界。

當船的平靜和令人不知所措的安寧讓我重新振作起來的時候，我端詳起懸掛在艙頂天花板上的風扇那熟悉的旋轉扇翼。在航行的某個時刻，我曾發誓，如果我的腳能再次踏上陸地，就會按照在鴉片酊模糊的作用下看到的樣子畫出那臺風扇，也許可以將畫賣給酷愛我的同鄉畢加索和胡安·格裡斯立體派作品的商人康威萊爾。可是，扇翼朦矓的幻覺並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船停了？為什麼沒有聽見到達港口特有的嘈雜聲和旅客們擁向甲板急促的腳步聲？我馬上就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畢竟我們位於不幸的中國海，在那裡，在1923年，危險的東方海盜依然攔截客船，搶劫和殺人。我的心開始劇烈跳動，我的手開始出汗，恰好那一刻，我的客艙輕輕響起倒霉的敲門聲：

“小姨，可以進來嗎？”那位新晉外甥女用低沉的聲音問道，她是我免費摸彩摸到的。

“進來吧。”我忍住輕微的惡心應道。費爾南達來看我隻是為了把暈船茶拿給我，當她每次出現在我的客艙時，我的胃都會感到不舒服。

姑娘有點肥胖的身子艱難地跨過門楣。她一手拿著瓷杯，一手拿著總不離身的黑扇子。她從不放下那把扇子，從不松開在後腦勺盤成髻的頭發。她那風華正茂的十七歲與從不脫下的喪服形成強烈對比，十分引人注目，那件喪服甚至對於一位馬德裡的小姐來說也顯得很過時，完全不適合我們在那個緯度所遭受的炎熱。我想給她一些衣服，一些更輕便、更漂亮的襯衫，還有一條更短，按照巴黎時尚，短到膝蓋的裙子，然而，粗魯且不會感恩的她斷然拒絕了我的好意，畫著十字，目光移向她的雙手，儼然一副明確表示不再討論此事的神情。

“船為什麼停了？”我想知道，同時，聞著廚師為幾位旅客例行煎制的湯藥的香氣，緩慢地直起身。

“我們離開大海了。”她坐在我的床沿，將茶杯送到我的嘴邊，“我們在一個叫作吳淞的地方，距離上海十四海裡。安德樂朋號行駛緩慢，是因為我們正在逆流而上，也許會觸及河底，幾個小時後就能到岸。”

“終於要到了！”我發現臨近上海比姜茶對我更有療效。可是，我無法感到舒服，直到離開那個令人討厭的彌漫著硝石味的客艙。

無論我怎麼躲避，費爾南達不但不把杯子從我的嘴唇移開，相反，還做了個想笑的鬼臉。那個可憐蟲長得酷似她的母親，也就是我難以忍受的姐姐卡門。五年前，她在1918年的那場可怕的流感中離世了。除了性格，她擁有和她母親一樣又大又圓的眼睛，一樣突出的下巴，以及一個令人生厭的小肉球為終點的鼻子。那個肉球使兩人都擁有滑稽的外表，她們的臉總是顯露甚至讓勇敢的人都感到害怕的酸酸的表情。肥胖，則來自她的父親，我的姐夫佩德羅，一個大腹便便、下巴肉多得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留大胡子遮丑的男人，一個也不和善的男人。由那對討厭的夫妻生出那樣一個嚴肅、穿喪服、像蓖麻油一樣甜的小姑娘就不足為奇了。

“小姨，該收拾您的東西了。您希望我幫您準備行李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嘀咕道，帶著痛苦的表情讓自己倒在床上。我在誇大痛苦，實際上相當真實，但卻顯得有些矯揉造作。不過，既然她自告奮勇，為什麼不讓她做呢？

她在我的箱子裡翻動著，收拾我在那痛苦的旅行中使用過的少許物品，我開始聆聽走道上快樂的喧嘩聲和說話聲，二等艙的其他旅客無疑和我一樣急著上岸，返回陸地，跟餘下的人在一起。這個想法使我那麼興奮，樂意做出努力，在呻吟和抱怨中直起身，雙腳著地，坐在床上。我十分虛弱，這不容置疑，但比疲勞還糟糕的是恢復悲傷的感覺，這種感覺曾被鴉片酊帶來的昏睡驅走，不幸又被昏睡後的清醒送了回來。

我不知道辦理雷米的事會讓我們在上海待多久。盡管那個時候想起回程會令我毛骨悚然，可我卻希望在這座城市逗留的時間盡可能短些。事實上，為了加速辦理手續和盡早解決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已經通過電報和律師約好第二天早上見面。雷米之死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殘酷、可怕的打擊，一個依然令我難以接受的困境。雷米死了？多荒謬啊！這是一個完全可笑的想法，但是，我對接到消息的那天記憶猶新。就在同一天，費爾南達帶著她的小旅行皮箱，裹著黑色外衣和小資的西班牙姑娘俗氣的小短鬥篷，出現在我巴黎的住所中。當時，一位外國事務部的先生站在門前，摘下帽子，在向我表示他深切的哀悼後，交給我一份官方公文，上面粘著一份海底電報，告知我雷米死於幾個潛入他上海的住所進行偷竊的毛賊之手，而她則還在試圖讓我接受那個我一點兒也不認識的黃毛丫頭是我姐姐和她剛去世的鰥夫的女兒。

我能做什麼？根據公文，我應該長途跋涉到中國領走尸體及處理法律上的事務，可是也必須作為遺囑執行人對費爾南達負起責任。她喜歡費爾南蒂娜的名字，但我無法這麼叫她。她出生的時候，我已在幾年前與我的家庭徹底斷絕關繫，並於1901年動身前往法國大茅舍畫院學習繪畫，那是巴黎一所免費注冊的學校。我沒有時間垮下來，也沒有時間可憐自己：我賤賣了工作室裡所有的油畫，買了兩張周日早從馬賽起航前往上海的貴極了的船票。總之，不管怎樣，雷米·德·普蘭是我好的朋友。當我想到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歡笑、說話、行走、呼吸，就覺得心中一陣銳利的刺痛。

“小姨，您想戴哪頂帽子下船？”

費爾南達的聲音讓我回到現實。

“那頂藍色花的。”我嘀咕道。

我外甥女待著沒動，用我們小時候她母親同樣不確定的專注望著我。她繼承的、隱藏自己想法的習慣是我不喜歡她的地方，盡管她不願意，但無論怎麼隱藏，都猜得出她在想什麼。我已經跟她的外祖母和母親進行了很長時間那種訓練，所以那位姑娘拿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您不是更喜歡貝雷黑帽嗎？搭上某件相配的連衣裙，挺適合您的。”

“我打算戴花帽，配上藍色的襯衫和裙子。”

中立的眼神繼續著。

“您還記得總領館的人要來碼頭接我們嗎？”

“就因為這我纔打算穿戴跟你說過的衣帽，那是適合我的衣服。對了，還有白色的手提包和鞋子，拜托了！”

當所有的箱子都被關上，需要的衣物都擺在床邊的時候，我外甥女一聲不吭地離開了客艙。那個時候，幸好客船形同靜止一般，我已經恢復得相當不錯了。從小窗口我可以注意到，我們的船在大船及一群有方形帆的小快船擁擠的交通中緩慢前行，在方形帆遮光的影子下躲著孤獨的漁民，或者難以想像地躲著包括老人、女人和孩子在內的中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