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皮埃爾·居約塔1940年出生於法國中部盧瓦爾省，是法國當代重要的作家之一。居約塔少年時代醉心詩歌，早早確立寫作的志向，1961年即出版處女作小說《在馬上》（Sur un cheval）。他的作品往往因戰爭與性、暴力與色情的雜糅以及語言的先鋒性而頗受爭議。1967年出版的以殖民戰爭為背景的小說《五十萬士兵的墳墓》（Tombeau pour cinq mille soldats）大獲成功，被福柯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核心的作品之一”，然而卻在駐德法軍軍營中長期遭禁；1970年出版《伊甸，伊甸，伊甸》（Eden, Eden, Eden），米歇爾·萊爾斯、羅蘭·巴特、菲利普·索萊爾斯分別為其作序。但旋即，法國內政部禁止為該書張貼海報、進行廣告宣傳或向十八歲以下未成年人銷售。薩特等眾多人士為此聯名抗議，這紙禁令直到11年後纔解除。《伊甸，伊甸，伊甸》在當年以一票之差落選梅第奇文學獎，評委會成員米歇爾·西蒙憤而辭職。不過近半個世紀時間過去，居約塔的作品近年摘得多個文學獎項，可以說是少有的集爭議與獎項為一體的作家。

《白痴》出版於2018年，是居約塔在2006至2010年期間陸續發表的自傳性作品《昏迷》（Coma, 2006）、《培育》（Formation, 2007）和《背景》（Arrière-Fond, 2010）的延續。他在本書中回顧了自己18歲至22歲從少年步入成年的時期。書的前半部分，母親去世後，讀高中的他從裡昂離家出走到巴黎，而歸家後的一次偷竊以及隨後與父親的衝突則讓他被憤怒、悔恨、羞愧所包圍，再度逃往巴黎，自感被上帝拋棄，對自我存在產生懷疑，遂開始自我放逐的遊蕩。帶著這種自唾的心情，同時也欲與自身階級決裂，他應征入伍，並放棄父親為其爭得的緩征許可，於1960年踏上前往阿爾及利亞的行程。在此之前，他的一個哥哥亦在阿爾及利亞服役兩年有餘。然而軍隊所要求的服從和它對自由思想的禁錮引發居約塔的反叛，致使他在軍中數次遭到監禁。他在阿爾及利亞所目睹的殺戮、流血、死亡、叛變、戰友肉體和精神上受到的創傷、阿爾及利亞民眾的悲慘生活令其大為震動，給了他一種“脫胎換骨”的經驗。這段戰爭的經歷對他後來的創作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他本人也曾以左翼身份活躍於反殖民運動之中。本書後一半的內容即是居約塔對自己在阿爾及利亞經歷的回顧。阿爾及利亞戰爭曾對法國文學知識界產生巨大影響，居約塔從個人經驗出發，描述這段歷史，也為讀者提供了一份重要參考。

本書書名《白痴》的法文原詞“idiotie”確切來說指一種“愚蠢、白痴狀態”，與其相關的名詞是“idiot”，即處於這種狀態的人。關於本書的緣起，居約塔在一次采訪中談道：“我原本想寫一本關於白痴狀態、關於藝術家的白痴狀態的隨筆，要搞藝術，就要做個白痴。”《新觀察家》（L’Obs），2018年9月6—12號，第78—80頁。他在本書中寫道，自己要圍繞“說話的白痴”寫一部作品，“將寫白痴的史詩——通過白痴，摧毀人道主義，弄明白政治的或集中營的怪物（文化並未阻止人性的徹底泯滅）”。“idiotie”這個單詞原本的意思，即如法國哲學家克雷蒙·羅塞（Clément Rosset）在其著作《現實：論白痴》中提醒我們的那樣，是“簡單、特殊、無法分身的”，而 “存在（existence）是一個獨特的事實，沒有倒影亦無分身：因此是一種白痴狀態，取該詞的原初意義”。在《白痴》中，我們可以讀到對“idiotie”一詞原初意義的某種呼應。居約塔寫道：他“隻相信靈感，相信僅有一次不再重來的東西”；“重復的生活不再值得過；隻有次纔算數。以及它與即刻宇宙之現實的契合，我們的星體在其他星體之間的運動，對一切物質無止境的顯微觀察”。《白痴》中大量事無巨細的場景描寫，也正契合這種所謂對物質的“顯微觀察”，仿佛要窮盡一切現實的維度，不僅是視覺的、聽覺的，也是觸覺的、嗅覺的。

......

巴黎，1958年秋，阿爾馬橋下，子夜時分。這是我們從裡昂出走到巴黎後露宿的第三夜。我結束了九年寄宿學校生活，在裡昂讀高中，哲學班，住我做精神科醫生的叔父家裡。

我們的帳篷毯鋪在塊石路上，夾在兩股已經干掉的尿跡中間——投身肮髒之中，接近它，觸摸它，處理它。經由這樣的契約，經由“這一份”苦難，終活得像個人。聖人們正是這樣成聖，那麼我也該如此這般嗎？以何種方式呢？而我本喜簡潔與秩序——我們鑽進睡袋裡；弗朗索瓦睡著了；被我卷進背包的上衣口袋裡，有他姐姐15歲時的一張很小的黑白照片，她走向我，我正用特寫拍她笑盈盈的臉蛋兒，現實生活中她其實是金發。船舶的燈光照亮了漆黑的橋拱下方；河水汨汨——溺亡者的尸體、死狗的殘骸；再往遠，居住駁船和其他船隻上的燈火與戰神廣場上的探照燈射向埃菲爾鐵塔上的光束混在了一起。

他正睡著，頭伸出睡袋，枕在風帽上，嘴巴張開；我聽見他的肚子咕嚕咕嚕叫：打中午起，我們兩個大胃王隻喫了一根法棍。明天，等著挨餓吧。

我打盹，隻是因為死亡抓住我，把我拽向它那世外的深淵；要在它夠不到我的地方迅速沉睡。要安靜地睡，這樣它就無法將我定位。

首都的喧囂漸止；往遠，除了帕西有我一個姨母外，在南郊的巴涅，還有我一個舅舅，也是我的教父，抵抗運動的英雄；在塞納河另一邊的聖-日耳曼，離蓋世太保逮捕我小舅舅的那條街不遠還有我一個姑姑，他二人屬於同一個網絡，我小舅舅被押到奧蘭寧堡-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後再無音信，我姑姑則在拉文斯布呂克幸存下來；再往遠，在布勞涅還有我另外一個舅舅。1940年5月，他在阿萊特森林受了傷，他曾是自由法國第二裝甲師的一員，去過費贊，1944年秋天在孚日受傷，還去過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

我愛他們，敬仰他們，卻不願再見他們。此刻，母親既已去世，出走成了非此不可之事。下一年，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將獨自面對彼時曾如此遙遠的首都。

每年鼕天，我母親都要從我家所在的中海撥山脈中的村子——巴爾貝·多爾維利《無名故事》的發生地，出生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母親在此地生下我們姊妹六個，還給我當醫生的父親做助手——出發到巴黎來找她的姐妹和我父親的姐妹——其中一位在“慕尼黑協定”簽署之日入了教，是塞納-馬恩省茹阿爾本篤會的修女。

1954年那次從巴黎回來後，她給我帶了份生日之外的禮物，法國水星出版社編號版阿爾蒂爾·蘭波作品集。我那會兒14歲，有些厭倦了水粉畫和素描，天天寫詩。

她去世兩個月了。我小的弟弟還不到11歲，我18歲。母親患病七年，三月開始臥床不起，我的兩個姐姐照顧她。母親有顆歷史學家的心，彼時我們的大哥在阿爾及利亞已經待了接近兩年半時間，她為第四共和國末期政權的動蕩與脆弱而痛心，又為夏爾·戴高樂有望重掌國務而高興。

一天早上，我從都蘭的自行車營回到閣樓，這閣樓是我和我親愛的弟弟兩個人的，位於村子中央這所房子的頂層。我應她的要求下樓，看到她躺在床上，被胸膜炎折磨著：她希望我們，她和我，談談我假期一篇作文的題目：“想像具有創造性嗎？”她是想再度確認一下我此生獻身創作的決心嗎？想在臨死前告訴我她的擔憂和自豪嗎？我知曉她的痛苦卻並未設想這痛苦要以死亡告終。她一直通過神聖的事物理解世界，通過弘揚信仰、慈善、勇氣和美的司儀神父們理解世界，通過卓越又謙卑的藝術家、英雄、聖人來理解世界，於是也就對損害這些事物的東西——死亡營、滅絕營——更加感到恐懼、憤慨和厭惡。她想看到我開始把自己的人生、命運和家族的榮譽孤注一擲於靈感之上嗎？

他們的房間整個季節都亮堂堂的，朝向倚一座陰暗山峰而建的教堂，敲門之前我就知道，她一定喫力地拿著鏡子，往她有些消瘦的臉上撲粉，整理那頭和她兄弟姐妹一樣濃密又光澤的黑發；我進屋了，踩著日夜不停每十五分鐘一敲的鐘聲——洗禮的鐘聲震動了紗簾後的玻璃窗；床對面的壁爐上，有一些來自波蘭和俄國的物件；壁爐上方的牆壁上，裝了玻璃的黑桃花心木匣子裡擺著一尊鍍金的聖母瑪利亞；床頭櫃上的一堆書裡，有她跟父親一起買的安德烈·莫魯瓦的《雨果傳》，他們想從中學學怎麼把孩子培養成詩人；床的右邊是一個有鑽石形包邊的衣櫥，和客廳那個帝國樣式的寫字臺一樣，也不準我們踫，它內部的一個抽屜裡放著裝有進賬和近期家用的盒子。

我坐在床邊，手裡攥著幾頁作文；她的肩膀、胸部微露；我從沒見過她躺著的樣子，除了新年天早上我們進去吻她和我父親時，還有1942年5月底她生下我弟弟時，她將我弟弟攬在懷中，肩膀和胸部半露在我們面前，我們立在那兒，和聖誕節時一樣。兩歲半的我哭著向她伸出雙臂，而她的雙臂卻一直摟著新生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