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賀作家出版社出版由李堯教授翻譯的蓋爾·瓊斯的《諾亞·格拉斯之死》（The death of Noah Glass）。這是一本值得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地說中文的人分享的好書。
《諾亞·格拉斯之死》獲得2019年澳大利亞總理文學獎。被譽為“精心制作的、細節豐富的敘事”。它包含了這樣的樂趣，比如在阿雷佐展出的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著名的壁畫，與西西裡黑手黨相關的懸案。和藝術品相關的犯罪發生在世界各地，古代藝術品和當代藝術品概莫能外。蓋爾·瓊斯講述的這個與藝術品犯罪有關的故事既引人入勝，又充滿了對不同文化之間微妙差異和共性的深刻理解。
澳大利亞大使館支持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的伙伴關繫，這種關繫使得分享我們兩國的文學成果成為可能。自2008年以來，使館每年都會邀請諸如理查德·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和湯姆·肯尼利（Tom Keneally）這樣的澳大利亞重要作家來華參加澳大利亞文學周。澳大利亞作家與中國知名作家“對話”是我們的旗艦文化外交活動。我很高興地說，蓋爾·瓊斯是2008年初的參與者。
澳大利亞大使館還樂於支持中國作家赴澳大利亞旅遊。每一本書和每一位作家都是分享各自國家的一個獨特的窗口，為國際讀者提供了寶貴的見解。正如蓋爾·瓊斯在她自己的《前言》中所言，她的書既考慮了文化，也考慮了國家。她經常把人物放在跨文化的情境中。這是作者對身份探索和塑造的一部分。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李堯教授是中國傑出的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家。他翻譯的作品包括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湯姆·肯尼利（Tom Keneally）和諾貝爾獎得主帕特裡克·懷特（Patrick White）等的重要著作。專業文學翻譯家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的技能。通過像李堯教授這樣眾多的高水平的翻譯家，澳大利亞和中國讀者可以共享我們的文學巨匠懷特的作品，也可以聽到蓋爾·瓊斯這樣年輕的聲音，這是非常有益的。
我再一次祝賀作家出版社將這本書介紹給新的重要的讀者。我向你們推薦這本書。
澳大利亞駐華大使 傅關漢
2020年6月9日
中文版序言
蓋爾·瓊斯
能把《諾亞·格拉斯之死》介紹給中國讀者，我深感榮幸。
這是一部以非傳統的方式撰寫的小說。小說從諾亞·格拉斯葬禮那一天開始，回述他去世前六個星期發生的事情。再由近及遠，講述他童年的故事。小說還將故事向前推進了六周，描繪了他兩個早已成年的子女馬丁和伊薇失去父親的悲傷經歷。所以這是一本不同尋常的故事交叉、結構重疊的書，一本拿時間的概念“大做文章”的書。這本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人的“一生”？我們如何與父母和兄弟姐妹相處（或未能相處）？我們的生活能形成某種模式嗎？
這部小說初定名為《諾亞的時代》（Noah’s Time）。開篇即為一個時間上的悖論：兩個老人參加父親的葬禮。這位父親年輕時在瑞士阿爾卑斯山的一次滑雪事故中喪生。因為冰封雪凍，尸體得以保存，許多年後纔被人發現。舉行葬禮時，兩個兒子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這個發人深思的寓言開啟了對家庭生活的思考——過去如何延續到現在。
諾亞是一位藝術史專家，專門研究意大利畫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1416/1417—1492）的作品。小說的開頭，諾亞從西西裡回來不久，被人發現溺水身亡，漂浮在遊泳池裡。作為子女的馬丁和伊薇痛失親人的同時，卻又面臨父親參與藝術品盜竊的指控。小說就此疊加了另外一個層面的情節——犯罪調查，使得故事跌宕起伏，撲朔迷離。2012年，我在西西裡島的巴勒莫待了一段時間。1969年，黑手黨從聖勞倫斯大教堂偷走卡拉瓦喬的一幅名畫。這件事引起我的興趣，觸發我的靈感。被盜藝術品交易、城市暴力、藝術的意義及其價值等問題交織在一起，為我創作這部小說搭建起重要的框架。
有兩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一是圖像和文字的關繫。什麼樣的東西文字能表述而圖像不能？什麼樣的東西圖像能描繪而文字不能？這部小說就圖像的意義提出許多問題——在電影、繪畫、廣告、素描、壁畫中圖像究竟起到什麼作用。小說中的一個角色是愛看電影的盲人。這便形成小說蘊含的另一個悖論：我們如何看世界？而重要的是，《諾亞·格拉斯之死》揭示了藝術對人的慰藉。在悲傷和失落中，藝術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幫助我們看清自己，在一片黑暗中提醒我們美麗和奇跡。
另一個困擾我的問題是跨文化體驗。我在自己寫的書裡，都試圖通過角色換位，讓人們面對其他文化和國家來思考身份問題。我們受到差異和差異性的挑戰，這對小說家來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跨文化友誼和經歷使我們變得復雜。我在自己創作的每一本書裡，都試圖尊重並探索這一理念。
後，我在這部小說裡抒寫了“愛”——它的困難和它的真相。諾亞獨自撫養馬丁和伊薇長大成人，這個曾經溫馨的家庭因為失去母親而飽受磨難。小說開頭，兄妹二人關繫疏遠，但終還是走到一起，並開始理解父親深沉的愛，以及共同的經歷如何造就了他們。我們常常發現，即使在親近的人身上，也會有不為我們所知的東西。我希望這本書的結尾能把生命聯繫在一起，講述我們的復雜性和愛的神秘。
譯者前言
蓋爾·瓊斯（Gail Jones，1955— ）：澳大利亞當代著名作家，目前就職於西悉尼大學社會與寫作研究中心，教授文學、電影與文化。她經常描繪跨越大洲的世界，並參考其他文化形式，從電影、音樂到視覺藝術無所不包。這就使得她的作品充滿深邃的思想，瑰麗的色彩。有評論稱她“有一種抒情和創造優美意像的天賦”。
到目前為止，蓋爾·瓊斯出版了兩部短篇小說集、七部長篇小說。她的部長篇小說《黑鏡子》（Black Mirror）獲得2003年凱博獎和2003年西澳大利亞州總理圖書獎——小說獎。第二部長篇小說《六十盞燈》（Sixty Lights）入圍2004年布克獎初選和2005年邁爾斯·弗蘭克林獎年度小說獎，2004年獲得西澳大利亞州總理圖書獎。《夢語》（Dream of Speaking）同時進入2007年邁爾斯·弗蘭克林獎、新南威爾士州小說獎和凱博獎復選名單。《抱歉》（Sorry）、《五次鐘聲》（Five Bells）亦在西方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力作《諾亞·格拉斯之死》（The Death of Noah Glass）獲2019年澳大利亞總理文學獎。
在這部小說裡，蓋爾·瓊斯講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藝術史專家諾亞·格拉斯前往西西裡研究意大利畫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1416/1417—1492）的作品。剛到不久就與巴勒莫大學的同事朵拉·卡塞利開始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朵拉的父親和三個兄弟都死於黑手黨之手，朵拉的生活也始終籠罩在被黑手黨迫害的陰影之中。這就為她和諾亞美好的“黃昏戀”平添了幾分淒楚和悲涼。諾亞·格拉斯從西西裡回來後不久，鄰居發現他死於心髒病，漂浮在悉尼公寓的遊泳池裡。他的兩個孩子——聰明絕頂而又無所事事的伊薇和備受尊敬的悉尼藝術家馬丁——因為父親去世心痛欲絕。而更讓人無比震驚的是，就在葬禮結束的第二天，馬丁和伊薇被叫到警察局，接受偵探弗蘭克·馬龍的訊問。馬龍告訴他們，意大利的卡拉比涅裡文化遺產局正在調查他們的父親是否參與了一起藝術品失竊案。這件藝術品是文森佐·拉古薩創作於19世紀的一座雕塑。面對這一讓人無法接受的指控，馬丁決定立刻去西西裡追尋父親的足跡，弄清真相，還父親的清白，卻被卷入一個隱藏著罪惡和秘密的巨大漩渦，險些命喪巴勒莫。伊薇則在這場災難中重新審視了自己與家人的關繫，不再沉迷於對父親的哀悼，而是在幫助盲人本傑明“看”電影的時候，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然而，這一切隻是小說的“表像”。蓋爾·瓊斯真正想告訴我們的是“文化”在學者諾亞·格拉斯之死中扮演的角色。這是一部專注於視覺文化的小說，隱藏在故事背後的有壁畫、繪畫、電影、海報，也有通過照相機、Skype、望遠鏡乃至顯微鏡看到的圖像。蓋爾·瓊斯對傳統藝術和圖像學，對圖像的理解框架以及世俗和大眾文化，尤其對電影有著濃厚的興趣。她曾在大學教授過一段時間的電影，對故事如何以圖像序列的方式講述有頗多研究。蓋爾·瓊斯通過小說《諾亞·格拉斯之死》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視覺文化無處不在，它構成了我們的情感，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給我們帶來了虛假的身份和認同。小說中終成為伊薇戀人的盲人本傑明是個電影迷。他的興趣是想像看不到的東西。小說主人公諾亞·格拉斯對皮耶羅的作品有著不同尋常的理解。兒子馬丁則是一位對法國藝術家、20世紀實驗藝術先鋒馬塞爾·杜尚和意大利未來主義感興趣的當代藝術家。這就使得這部小說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藝術文化。作為敘述引擎，它的中心，則是“藝術盜竊”。《諾亞·格拉斯之死》不但因此而成為一部高雅文化融合的佳作，讀者還能在字裡行間看到從偵探到謀殺、懸疑小說素。蓋爾·瓊斯說：“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小說家，並且一直認為小說應該是思考的機器，同時也是表達感情的機器。”《諾亞·格拉斯之死》無疑是這部機器創造的成功範例，是以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為背景，將歐洲藝術傳統貫穿其間的一部充滿悲傷和神秘的優秀小說。
值得一提的是，蓋爾·瓊斯是一位對中國文化懷有美好感情的作家。她曾經多次到訪中國，其長篇小說《抱歉》《六十盞燈》早在2008年即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她本人成為“上海寫作計劃”特邀作家之一，與中國文學藝術界結下不解之緣。《世界文學》2012年第六期刊發了她的《五次鐘聲》部分章節。2017年5
月，蓋爾·瓊斯應邀出席中國作家協會在廣州召開的“第四屆中澳作家論壇”。她在“論壇”上說：“我對中國文化的想像始於西澳大利亞州西北部。小時候我在布魯姆小城附近生活過幾年。在那裡，目睹並體驗了不同的語言、食物和風俗，並且長久以來一直被亞洲文化深深吸引著。以至於覺得自己的‘白人身份’反倒是一種異常，在文化上也很無趣。
“‘唐人街’位於布魯姆市中心。盡管那裡也有一些殖民時期風格的建築和白人經營的商鋪，但是隻有掛著‘唐記’‘榮記’和‘方記’這類招牌的中國商店纔吸引我。除此之外，陽光電影院也是一個充滿想像的地方。孩子們在這裡無憂無慮，天真爛漫：他們生性自由，珍愛這些獨特的異國風情，還追求不同體驗帶來的快樂。我並不是想感傷童年時代或者描述那段時光，我感興趣的是流動而富有活力的想像力為何能夠在這裡產生，以及這些想像力又如何在與其他事物的種種邂逅中形成。中國面條、中文、煙火以及中國人的面容素，在成人的生活或寫作中也許早已司空見慣，但對於我這個小孩子來說，卻對我如何理解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時常想，這樣復雜的文化環境或許正是我成為一名作家的基礎，這樣想來也是件浪漫的事。當然我們都知道，在寫作時我們作者的身份似乎是固定的，但實際上卻是臨時的，隨意的，不斷變化的；而語言本身則像陣陣清風不時地吹打著我們……”①?
願蓋爾·瓊斯在這“陣陣清風”中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9年11月17日寫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