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姨ma

在我家起居室，一個巨大的老式畫框內，懸了一幅女子與小狗的畫像。畫像主導了整間屋屋，而我也漸漸喜愛上這位女子。這並非什麼了不起的作品，隻是招人喜歡。你可以看了又看，不會厭煩。女子一派維多利亞淑女風範。她很年輕。坐姿，一肘支在椅旁的桌子上，好奇地俯視她的小狗。繪制這幅名不見經傳的畫作的藝術家是妻子的姨ma，八十五歲的老太太，她的畫家生涯大致上在中年中輟，當時，她擱下畫筆，嫁給了日本人。
我從未見過這位傳說中的姨ma。她去了東京，三兩次短暫的歸省，此後，再沒回來過。但她似乎活靈活現――通過婚姻，通過傳聞，你認識了這位半傳奇式的人物，恰似與人婚配後，一點一點地，就了解了對方整個童年，後覺得與那個小兒女早就似曾相識。我覺得我很了解蒲茜，或她的三個外甥女自然而然地稱呼的蒲姨ma，她以新英格蘭人的執著，守定了從襁褓時期延續下來的怪誕名字。她年已八十五歲，仍然活力四溢，一如平生。無論如何，她近完成了一卷回憶錄，包括涵蓋一六八0年到一九0八年間的家族史，搶在與日本的一切聯絡中斷前送回美國。我剛剛讀完它。回憶錄隻有三本（每個外甥女一本）；實際上，它不是印刷本，而是打字本――她親手打字，單行，文稿上插圖繁多，裝襯也很精美，用的是丈夫家前人遺下的錦緞，古色古香。在她的編書計劃中，這一不朽著作要有三本，因此蒲姨ma就得用打字機通篇打上三次，驚人的工作。須知，如果隻有一個原件，兩個復本，難免遇上偏袒問題，不可索解：如何確定哪個外甥女該得到原件，哪個得到復本，哪個得到第二復本。與其面對如此尷尬的困境，加上她的任何書籍，即使是裝訂的打印稿，都須達到某種工藝水準，她寧可不辭辛勞地再三來過，在東京貧民區她主持的一處社區福利館，一夜又一夜地敲打，並用心留白，貼上插圖照片。
與蒲姨ma這樣的敵方關繫如此密切，與人的身心皆有益處。戰爭期間，人們往往將敵手非人化，從丟炸彈的想像中得到快樂。東京有一位家族成員存在，雖然並未削弱我們贏得勝利的決心，畢竟緩解了我們的嗜血性，再丟炸彈，就會小心謹慎，相信我們的老姨ma有本領，有勇氣藏躲閃避，就像當年，她纔剛四歲，在明尼蘇達閃避印地安人暴動時滑膛槍的流彈，她的父親騎行二百英裡，搭救阿貝克隆比要塞 受圍困的白人將士。我覺得新近的這些炸彈，在她風光無限的生涯臨近終結時，倒也不會成為無法承受的負擔，隻是生命中兩段深情的愛，她祖先的新英格蘭和她選定的日本，從此刀兵相見，這纔撕裂了她的心。
講述她嫁與日本人和她創立稱為睦鄰園的社區福利館的故事，讓我頗費躊躇，因為這都是些家庭私事；但它非常獨特，又與時局相契合，或許值得一試。
據妻子說，蒲姨ma身邊，總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新鮮事。她無視家庭常規，成為藝術家。她去過巴黎，過著波希米亞人的生活，在郊區流浪。她堅定，敏感，高傲，總有辦法讓生活（當然是對小姑娘而言）別開生面。她隨便哪一天，都能找出些熱鬧。任何周年紀念，都能點燃她的激情。她會突然想起，今天是林肯的誕辰，或三月月中日 ，或裝飾日 ，隨即，所有的房間都將震顫，因為裝飾或烹煮或猜謎遊戲亂成一團。她有操辦慶典的天賦。在蒲的狂熱督導下，沒有一天過得乏味，隨便就折騰出一場嘉年華會。
她去過巴黎。她曾在紐約有一間畫室。那個年代，甚至畫室這個字眼兒都含義無窮。不過，藝術也罷，漫遊也罷，她前半生的要務還是她的家庭，從屬於家庭似乎本身就是一項事業。她的父親、母親、一個姊妹、一個兄弟――她的精力和思慮大都專注於此。在不長的一段時間內，四人相繼故去，留下她孤身一人，就在那時，她買下了康涅狄格州伍德斯托克的宅子，開始了生命的第二階段。
伍德斯托克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她的族繫植根於更寒冷些的緬因大地上，在弗萊堡、那不勒斯、布裡奇頓、薩科等小城鎮，以及波特蘭和波士頓一類大都市。她的幼年是在明尼蘇達州的邊城聖克勞德度過，少年是在那不勒斯的農場。但伍德斯托克有一位堂表兄妹，她去那裡定居，安於未婚女子習慣成自然的枯燥生活。她興致勃勃地整修那處宅子，將之命名為“蘋果莊園”，有一搭沒一搭地畫上幾筆。她繼承了一小筆錢，可以請廚師。一名廚師是負擔得起的，但她似乎就是找不到人。情急之下，她求助於春田市基督教青年會的培訓學校，學生中有幾名東方人，正在學習作美國式的競技體育主管。時在夏天，一年的課程已經結束。
經過詢問，蘋果莊園來了一位名叫大森兵藏 的日本青年，他出身名門，虛弱，唯美，急於掙一點錢。他稀疏的胡須，加上精致的五官和敏感氣質，讓人聯想起耶穌基督。他給人領入廚房，簡單交待了他的職責：燒飯做菜，伺候用餐，飯後收拾餐具。他看去彬彬有禮，但顯得焦慮不安。
事情幾乎立即明了，大森先生與廚房從來不相干。他渾身上下都是貴族的派頭，雖然下廚笨手笨腳，偏偏談吐不俗。蒲姨ma從他身上見出一個畢生都等人服侍的人，顯然並不適應任何突然的轉換。於是，她索性自己動手，開始為他烹煮一日三餐，而且從速雇用了一名健碩的黑人婦女，分擔迅速增加的家務之累。
要說的是，大森先生曾經告退，但她堅請他留下，承擔些小小不言的義務――逛逛花園啦，聊聊詩歌啦。他同意了。有一段時間，蘋果莊園的內務似乎陷入混亂:日本學生不肯與黑人婦女同坐一桌，女管家又拒絕與日本學生同坐一桌。人人就著閃了冷光的托盤，各喫各的。

我就是這樣[蒲姨ma在回憶錄中寫道]與大森兵藏不期而遇，這位紳士出身華族，受古老文化熏陶，如同當時大多數日本學子一樣，在文化上傲視所有美國人，但出於對誠實勞動的尊重，隨時準備全然不帶個人情感地從我們這裡掙錢，為權宜之計，與種種討嫌的事物打交道，並不覺得自己卑微低下。

想來大森先生初幾天在伍德斯托克，約略會生出些卑微低下的感覺，隨後幾個星期裡又忘記了。蒲姨ma和他讀書趣味相同。兩人一道漫步在園中，談論日本藝術，大森先生於此造詣很深，他告訴她，自己畢生有兩大志向：在東京建一所社區福利館和增加日本人的身高。秋季，他回到春田市，她去往波士頓。兩人書信往還。他幾次登門造訪，後向她求婚。她沉吟數日，決定接受。
消息像顆定時炸彈在波士頓郊區的宅子裡炸響，當時，妻子住在那裡，還是個青春少女。蒲姨ma的直繫親屬都已亡故，說到常規和禮儀，當然該在姐夫的屋頂下談婚論嫁。誰想到是個日本人！
“報紙會如何評說這件事？”妻子的爸爸哀聲嘆氣，他在西方這邊遇到的麻煩已經夠多，且不論東方那邊冉冉升起的朝日。
原則上已在家中禁止的《波士頓美國人》，率先披露此事，還加上一通委婉的渲染。一家人關起門來，召開家庭會議。女孩子們口無遮攔地問個不停，大人閃爍其辭，搪塞過去。那些日子，驚愕與尷尬交織，難以名狀。不過，妻子的父親不是逃兵。他向孩子們宣布，如果蒲姨ma決意舉行婚禮，婚禮將在“自家屋頂下”舉行。這需要有絕大的勇氣。
與此同時，大森先生開始與全家人相識，頗受他未來的外甥女們歡迎。他向她們展示日本茶道，用無把的杯子奉上綠茶。她們溫文爾雅地啜，再一小口一小口咂摸微甜的米糕。大森先生似乎真情依戀他的新英格蘭未婚妻，目光中滿是贊嘆和俏皮的喜悅。他思想開明，舉止文雅，大大解除了人們的成見，外表又仿佛天國中人，隻缺少了一輪光暈。相形之下，蒲姨ma豐滿，和善的身影，倒多些人間相。
他們在客廳裡完婚。姑娘們很歡喜在家裡舉辦一場婚禮，在壁爐上擺上一些漢弗萊•沃德夫人 玫瑰，將它改造成聖壇。伉儷二人隨即踏上新婚之旅，前往東京。時在一九0七年十月一日。

自那以來，我在東京生活了三十餘年，是我生命的三分之一還多，對此魯莽，我至今無怨無悔[蒲姨ma在回憶錄中寫道]。日本人性格中的一些東西，可以為清教徒出身的人所理解。他們性喜簡樸，乃至生活中的某種峻厲。他們從不造作，舉止謹小慎微，心地則非常善良。我不是說，我從來沒有想家的時刻，但丈夫心靈之美，著實讓人愛憐。他渴望報效國家，當他力有不逮時，我則竭力代他略盡綿薄，或許日本如今已是我的故鄉，而新英格蘭風光不再；如今，另一種生活於我，既非生疏，也未死滅，隻是睽隔而已，就像死亡造成分離，再也不能攏到一起。

文字寫於一九三九年。大森先生死於一九一二年，是在婚後五年。
他為報效國家，“渴望”去做的一件事是增加日本民族的身高，他認為，他們的矮小身材與他們的偉大前程兩相抵牾。這看來是個需要矯正的細節。不過，首先，他和妻子著手來實現他的主要目標――東京社區福利館，此事很快告成，此後四分之一世紀裡，成為極其重要的一個機構――東京赫爾之屋 。
另一個目標卻不那麼簡單，好在大森先生已經起步。他所做的是組織了支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日本運動隊 。他希望，投身體育運動，或遲或早，將幫助他的矮小同胞造就高大體魄。差堪自豪的是，他陪同運動隊乘火車穿越西伯利亞，抵達斯德哥爾摩，一路有蒲姨ma同行。奇怪的是，這一遭公費旅遊，至今說來仍然撲朔迷離，帶了音樂劇情節的詭異。我一點都不清楚兵藏姨父，甚至在當時，是否曾想到過珍珠港，或新加坡對面的海峽。妻子以為他不會。無論如何，其間倒也沒什麼區別。日本人仍然是小個子，在他們參與的所有競技中都是如此。
運動隊經西伯利亞回國，但蒲姨ma和姨父繼續向西，出現在波士頓郊區，隨身攜帶了烏拉爾山脈的海藍寶石，送給小姑娘們作禮物。很明顯，那時候，大森先生已是病人。實際上，他處於肺結核晚期。醫生吩咐他停止旅行，但大森先生從不聽人吩咐。他宣布他與妻子要立即折返東京，然後相將上路。兩人剛剛走到舊金山，就在那裡，他死了。
舊金山對蒲姨ma來說，一定像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回頭指向新英格蘭，有她摯愛的村莊、大榆樹和親人。前程很分明。另一條路指向東方。蒲姨ma顯然沒有絲毫遊移。她跨越太平洋，折轉向西，護送丈夫的骨殖返回家鄉，從此留在那裡，秉承她丈夫珍重的志向，維持社區福利館。
文稿扉頁的獻詞題為：“給我親愛的外甥女凱瑟琳•薩金特•懷特，紀念我們共同的往昔。”這是我讀過的予人啟示多的一個故事。一頁又一頁，你知道了她究竟靠的什麼，度過了在異國土地上忙碌而有益的歲月。那是她對往昔的獨特情感，對家庭的深厚情意。時光流逝，她日益全身心投入東京澱橋町柏木370號。她將《紫式部夫人》譯為英文。在一九二二年大地震中，她勇敢服務，獲頒政府獎。經歷了這一切，她對往昔的情感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她源源不絕地寫信來，保持往昔的活力。時不時地，她會要求把什麼東西寄送給她――公地上野花的根莖，先人烘糕餅的口訣。她常常回想起緬因鄉間度過的少女時代，那不勒斯住宅窗前的雪漿果和紅玫瑰，紫丁香和繡線菊，還有家中的起居室，漢娜編織，妹妹閱讀，小貓伏在妹妹的膝上。
我不知道戰爭對她有何影響。精神上，這是一種兩難局面。她一向支持日本，認為日本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甚至對她所謂的“支那事變”也無異議。而在她的外甥女們眼中，對中國的蹂躪決非意外的“事變”，她們與蒲姨ma的往來通信越來越困難，直至徹底被切斷。
總之，我發現，如我前面所言，閱讀這位耄耋之年的老太太工整的打字稿，尋覓她三十年來如何照料異族的窮人，堅持褒揚他們的良好品質，確實大有益於身心。這對戰爭孕育的仇恨運動是一劑很好的解毒劑；畢竟，我認為仇恨無助於解決問題。仇恨不過是戰爭的觸發因素。為消除戰爭，必須義憤歸義憤，信仰歸信仰，相輔而相成。

作者注：上文寫畢後，傳來了蒲姨ma故去的訊息。詳情不得而知，但據說她算是自然死亡。在戰爭和日本人的暴行的背景下，大森夫人一生的故事似乎很不真實，她在東京貧民區長年累月的工作也成了一番酸楚的笑談。但事情對她決非如此，它是有意義的，或許，戰前的後歲月裡，她的思緒已從日本各地激蕩的新潮，轉回到新英格蘭，那些強烈的情感波動，就體現在寫給外甥女的回憶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