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小說_夜逝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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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復盛名的當代傑出女作家經典之作，獲1990年DV報刊文學獎、1990年冰島文學獎及1992年北歐理事會文學獎。
不同尋常、獨樹一幟的敘事手法，彰顯作品關乎時間與記憶、關乎現實與虛構、關乎過去之於現代的意義。
從冰島語直接翻譯，讓讀者體味原汁原味的冰島文學。

內容簡介

《夜逝之時》（Meðan nóttin líður，英譯名Night Watch《守夜》）出版於1990年，甫一出版便獲得了同年的冰島文學獎，1992年又獲得了北歐理事會文學獎，是第二部榮獲該獎的冰島文學作品。小說以主人公尼娜（Nína）的視角，以不同尋常的敘事手法講述了一段家族故事。母親臨終前的三個夜晚裡，尼娜守在她的床前。在夜晚逝去之時，無事可做的她隻得回顧自身、回顧自己的家族，小說的外部結構就是這三個夜晚。尼娜來自異常偏遠的冰島西北部鄉村，卻是典型的現代女性。她不相信愛情，經濟與思想都十分獨立，目前是一家廣告公司的老板。她曾經的夢想是成為一名作家，但在生活的壓力下，她放棄了自己的作家夢——如今在母親的病床前，她記錄下這些故事，作家尼娜誕生了。尼娜回顧了自己家族中堅強而熱愛生活的四代人，這種回顧對她來說是痛苦的，卻又十分必要，舊與新、過去與現在、陳舊與現代在交織、在搏鬥。尼娜需要正視自己家族的過去，這種回顧打開了她曾經試圖封閉的生活，喚醒了她的疑問、痛苦，甚至愛情。什麼是現代？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與角色究竟是什麼？小說的結尾充滿了不確定性，尼娜自問：“那麼現在，我該如何呢？”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弗麗達·奧·西古爾達多蒂爾（Fríða Á. Sigurðardóttir, 1940—2010）是冰島負聲望的當代作家之一。出生於冰島北端半島上的海斯泰裡村。1979年獲冰島文學碩士學位，曾任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冰島大學教師等職。著有三部短篇小說集、六部長篇小說，另有多篇學術文章。弗麗達憑借長篇小說《夜逝之時》（Meðan nóttin líður, 1990）獲1990年DV報刊文學獎、1990年冰島文學獎及1992年北歐理事會文學獎。多部作品已被翻譯成外語。弗麗達也是一位翻譯家，曾將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瓊·奧爾（Jean M. Auel）等人的作品翻譯成冰島語。
譯者簡介：張欣彧，1994 年生於吉林，冰島大學冰島文學碩士，從事冰島文學翻譯與研究。曾獲冰島文學譯者獎金，在冰島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主編、主譯《世界文學》雜志冰島文學小輯（2018/6），譯有《酷暑天》（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等。

前言

蘇艾娃 — 索爾維格 — 卡特琳 — 馬利亞 / 索爾蒂斯 — 馬大 / 尼娜 — 薩拉。《夜逝之時》是一部生動鮮活的女性歷史，而她們也都是歷史中的女性。夜，尼娜坐於床畔，回憶 / 寫作出輩（蘇艾娃、斯蒂凡、雅各布）、第二輩（索爾維格）與第三輩（卡特琳、奧德尼、埃琳）的故事。粗略算來，輩的故事約發生於 19 世紀初，第二輩、第三輩的故事則發生於 19 世紀中後期。如前所述，豪斯川迪爾人依憑懸崖與海洋為生，春日，人們會下懸崖捕鳥蛋。春日生機盎然，這一段敘事也詩意飛揚：“那是鳥的時節。懸崖的時節。北極之隅的寧靜海灣中，忙碌與歷險的時節。”如果將這段話分為數行，我們便得到一首雋永的小詩。而自然的詩意中藏匿著危險，“那隻蒼灰的爪，在此等著捕捉每一個膽敢挑戰懸崖的人”。懸崖飛石隨時都有可能奪去人們的性命。據冰島民間傳說記載，主教古德蒙德·阿拉松（Guðmundur Arason）為冰島北部德朗蓋島（Drangey）上的懸崖祝聖，以期減少傷亡。主教懸在繩上，降下懸崖，為其灑上聖水，而一隻蒼灰的毛爪猛然持刀出現，欲剪斷主教身上的繩子，同時道：“惡靈總要有塊棲身之地”；主教重又回到崖邊，一部分懸崖遂未被祝聖。“蒼灰之爪”這一意像在《夜逝之時》中反復出現，代表著巍巍自然的原始危險。原始自然之間亦有情欲流動。尼娜記錄下蘇艾娃、斯蒂凡、雅各布、弗麗德梅等人的羅曼故事。在冰島，蘇艾娃（Sunneva）是個罕見的名字，她的身世亦頗神秘；蘇艾娃意為“太陽的饋贈”，她也為這座農場帶來了光明與快樂 —— 又抑或災難與痛苦？農場主人斯蒂凡是蘇艾娃的丈夫，姪子雅各布卻也對她生出愛慕。一位黑眼黑發的海員到達這偏僻的海灣，為蘇艾娃留下一條披巾—— 或許還有更多：雅各布葬身懸崖時，一條嶄新的生命卻降臨到蘇艾娃體內。而這隻是尼娜從姨姨馬利亞那裡聽來的一段故事，在母親索爾蒂斯看來，這是一段荒謬的丹麥羅曼——情節誇張空洞的虛構故事。尼娜筆下，索爾維格與卡特琳的故事亦復如是。索爾維格是蘇艾娃的女兒，生下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後，便於懸崖下自殺。卡特琳嫁給了索爾維格的兒子奧德尼；面對丈夫的不忠，她選擇原諒，並將丈夫的前情婦埃琳接到農場一起生活。在講述這些故事時，尼娜充滿不解、充滿憤怒。她直接進入自己創造的文本世界：“我搖搖頭，不要咖啡，正在奔跑，同弗麗德梅一起，我已卷入了一個故事之中”；成為故事中的人物，質問卡特琳：“還想把她接到家裡！你瘋了吧！被一封嘰嘰歪歪的信騙得團團轉，談什麼原諒，談什麼赦罪。”作為現代女性的她不願理解、也不願原諒祖輩女性做出的各種“卑微”選擇。進入第二夜，尼娜開始寫作母親索爾蒂斯與姨姨馬利亞的故事。索爾蒂斯（Þórdís）意為“索爾的女神”，索爾是北歐神話中力量的化身，與大地、與農耕緊密相關，索爾蒂斯亦是如此。馬利亞則是《聖經》中的名字，可這裡指涉的是哪個馬利亞呢？是聖母馬利亞麼？抑或是抹大拉的馬利亞？ 20 世紀上半期的一年鼕天，索爾蒂斯與馬利亞曾一同在雷克雅未克生活。姐姐馬利亞不希望索爾蒂斯重回那片偏僻海灣，鼓勵她與自己一同在領事公館內侍候宴會，再與自己一同出國探尋更廣闊的天地。此時冰島的現代化與城鎮化已緩慢開始，女性的生存空間更加廣闊。索爾蒂斯卻選擇重返水灣，尼娜責備道：“卻在阡陌交彙處背過身去——通往其他方向的阡陌。拒斥其他選擇與可能，重返家鄉那片海灣。不相信選擇。”二戰期間，隨著英美駐軍的先後到來，冰島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了全面現代化，一整代冰島人被生生“拋入現代”。尼娜出生於現代化完成之後，而索爾蒂斯屬於上一代，母女之間的個體衝突也因此附著上歷史性與社會性。姐姐馬大與妹妹尼娜之間的衝突卻似乎帶有某些意識形態色彩：尼娜是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化身，而馬大篤信革命、篤信社會主義與“自由、平等、友愛”。馬大之名同樣取自《聖經》，有“家庭主婦”之意。姊妹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卻也與情欲、愛欲兩相糾纏，她們激烈地“爭奪”母親與男人的關注與愛——後一夜，在母親床邊，這場鬥爭或許終將落下帷幕。尼娜的自我敘述散落於各處。城市之子、時代驕女尼娜，曾與哥哥海爾吉、戀人阿德納爾重返故鄉那片海灣，於農場廢墟旁、沒腰高草間蜷臥酒醉，西峽灣的恐怖自然令她不知所措，令她一再想到死亡。尼娜與許多冰島人一樣，也曾夢想成為作家，期待親身體驗冰島的自然與歷史。她的初戀男友阿德納爾是一位畫家，二人對未來的生活滿懷憧憬：“如果不能寫作，我會死掉的。”尼娜說。“你怎麼會不能寫作呢？我畫畫，你寫作，一切都恰到好處啊。”阿德納爾說。而烏托邦式的藝術幻想在生活的重壓下破滅，尼娜與阿德納爾分手，帶著一部無人問津的小說手稿回到家中，而後同律師古德永結了婚，成了家庭主婦。與古德永離婚後，尼娜創辦了屬於自己的廣告工作室，轉向“那恆久的詩藝——廣告的詩藝、現代的詩藝”。拋卻虛構，拋卻文學，尼娜自詡為真正的時代之子，她所使用的詞語與句式屬於這個嶄新的時代：“屬於那炸彈的世界，尼娜，那由巨人主宰的世界，那裡無處安放一件過時的破爛，一件過去的遺物。”她常將主語省略，句子多以動詞開頭，句式簡短破碎，與現代主義文學的並置手法（parataxis）不無貫通之處。這是速度的文字，是效率的文字，也是迷惘與痛苦的文字。尼娜在講述祖輩故事之時（尤其是輩蘇艾娃、斯蒂凡與雅各布等人的故事），也曾試用過連貫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但她明白，自己的講述皆為虛構：“突然間我明白了，我永遠也無法理解他們的生活，永遠也無法理解他們之間的種種。”有論者指出，回憶得愈多，尼娜愈能感知過去與現代的貫通，她的敘事也愈漸完整 a，而在我看來，隨著所述事件距尼娜愈來愈近，她的敘事卻愈趨破碎，其對過去與現在的感知雙雙瓦解，文本的裂隙不斷擴大，這種不確定性在全書結尾達到頂點：“現在，我將怎樣呢？”

媒體評論

獲獎評語：

這是一部大膽、創新而富於詩意之美的小說。作品回望過去，追尋其中對我們當下仍有意義的生命價值。故事發生於冰島西峽灣的壯麗風光中，自然描寫亦構成了文本魔力的一部分。作品並未營造我們能夠完全理解祖輩現實的幻覺。它喚起重重疑問，卻也在尋覓答案。弗麗達·奧·西古爾達多蒂爾以其詩意之筆，勾勒著我們對於歷史與敘事的需要，也昭示了求索生命與藝術的單一真理是何等艱難。

——北歐理事會文學獎獲獎評語

在線試讀

床頭桌上擺著些小蒼蘭。是我本打算扔掉的。它們的芳香在房間中彌漫，濃郁而陌生。它們同這裡格格不入。“小蒼蘭，”埃裡克說。“你母親喜歡的花。”又微一鞠躬，合攏腳跟。“要是你能把花帶給她，我會很欣慰的。”我正要出門之時，他像一團樹間陰影般乍然出現，將我叫住，上了年紀的潘神，穿著一件襯芯翻領的棕色短袍，華麗的絲巾精心繫在脖頸上，褲子十分熨帖——一位晚間在自己的王國裡漫步的君王，潘。隻有這些花壞了景致。我母親喜歡的花。我之前從沒聽說過。從不知道她有什麼喜歡的花。我從不知道他們彼此認識。“我偶爾會去拜訪你的母親。”埃裡克說道，仿佛他已感知到了我的想法與疑惑，眼角熒光閃爍，一絲笑容。我試著想像他們二人在客廳裡的畫面：埃裡克，樓上的貴爵，王室與詩人們的友伴，坐在那張深綠色的舊沙發上；旁邊是我的母親，一位清潔女工，西部來的農村婦女，牢牢扎根於生活的齟齬之中。說不通。說不通。“索爾蒂斯，很不一般的女人，也很聰明，非常聰明。”他繼續說道，好似在自言自語。這更讓我喫驚了，因為埃裡克不是那種會輕易稱贊別人的人，恰恰相反——尤其是對待他一貫頗為厭惡的平民百姓。粗鄙——照他的叫法——一直都是這位老外交官的眼中刺。“文化，”他說，“從來不會在平民階級的身上滋長繁盛。唯有野蠻。”興之所至，他偶爾會邀我去喝杯雪利酒，聊聊天。通常我也都接受邀請，因為我覺得他很有趣；我很享受他的刻毒與口纔，再說他很博學，受過良好教育，遊歷也頗廣。我們一起坐在小廳裡，周圍是淡色的提花錦緞家具，還有他收集的中國瓷器。我覺得自己似乎穿越了時間，離開現代，回到那早已消散了的、我隻在電影與書籍中見識過的年月——那些年月裡，時光流逝得緩慢，一切都井井有條，依循著文明的守則，連腐敗與戰爭亦是如此。說話的時候，他讓自己的朋友勞魯斯侍候左右，遣他去拿靠墊、雪茄、巧克力，叫他去開關窗子，取來點心與香煙。勞魯斯行動起來，就如他過去十五二十年來一樣，腳步輕快而敏捷，始終那般整潔，一位面容和善的老人，背負著友誼、貧窮——或許還有愛情帶來的僕從性格。至少傳言如此。也有可能是真的。至少有此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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