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何塞·多諾索與拉丁美洲“文學爆炸”

眾所周知，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拉丁美洲出現過震動世界文壇的“文學爆炸”運動，歷時十來年之久。其中的主將有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奧·科塔薩爾、埃內斯托·薩瓦托、何塞·多諾索等人。他們都有過類似的經歷，他們之間有深厚的友誼，互相關心著對方的創作，對同行的作品發表很中肯的評論，因為他們這些人不但是記者、作家，而且還是文學教授和評論家，所以，這些行家裡手的文學評論很有價值。感謝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的同志們對我的信任，把翻譯何塞·多諾索論文學創作的這部集子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去年在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講學期間，林一安同志又反復叮囑了幾次，使我能抓緊時間在彼完成了主要部分的翻譯，回國後在林一安和許鐸同志的熱情鼓舞下，我譯完了本書其他部分。

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稱。從1979年起我們的文學研究會成立以來直至如今的十餘年間是西葡語界翻譯拉美新小說的大好時機，一大批作品已經翻譯出版。但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運動起於何時？終於何日？它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它的源頭在哪裡？哪些作家屬於或者不屬於這一“文學爆炸”的範疇？由於“文學爆炸”令人矚目的成功和節日效應，作家們都一窩蜂地爭相擠上這輛華麗的彩車，出版商們也許出於商業目的，虛張聲勢，有意地把“文學爆炸”產生之時提前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簡直想把此後二十年間出現的一切拉美小說統統囊括進來。對這一繫列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多少年來是拉美文學界說不清的問題。

作為過來人，何塞·多諾索於1972年，即他認為的“文學爆炸”的源頭之一——1962年智利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識分子代表大會召開十周年之際，寫了一部《“文學爆炸”親歷記》。又過了十年，198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轟動一時的“文學爆炸”已經成為過去，何塞·多諾索寫了《十年之後》作為《“文學爆炸”親歷記》的附錄。由於時間的間隔，再回顧那一段歷史，許多事情的輪廓更清楚了。此外，何塞·多諾索的夫人瑪麗亞·比拉爾·塞拉諾，幾十年如一日與丈夫同舟共濟，相濡以沫，她也是“文學爆炸”的見證人。她寫的《“文學爆炸”的家長裡短》成為《“文學爆炸”親歷記》的生動補充和極好的注腳。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生動地描繪了包括她丈夫在內的幾位“文學爆炸”的巨匠在草創時期含辛茹苦、四處漂流的情景，以無限的深情記述了幾位拉美作家之間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真誠友誼。

《“文學爆炸”親歷記》（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是一個古怪而又不好翻譯的書名，但這並不是何塞·多諾索的杜撰，而是他受到智利文學評論家阿洛內的啟發。阿洛內，原名為埃爾南·迪亞斯·阿列塔，是他頭一個支持了何塞·多諾索的部作品——短篇小說集《消夏》，使他能躋身智利文壇。阿洛內曾寫過一本《智利文學親歷記》，多諾索認為他發明的這種“親歷記”對他很適用，於是就把這個題目移植到自己的這本書上當標題。

可以說《“文學爆炸”親歷記》是一部記載“文學爆炸”的隨筆、回憶錄或文學評論，但又區別於上述各種體裁。總之，作者站在個人的角度回顧了1962年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識分子代表大會以來十年間“文學爆炸”的醞釀、發生和發展的過程，記述了一大批纔華橫溢的拉丁美洲作家、電影家、藝術家的人生足跡，他們的理想和奮鬥、成功和失敗、欣喜和苦惱……用不同的筆調為“文學爆炸”的主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科塔薩爾、富恩特斯等人描繪出一幅幅生動逼真的肖像。

在“文學爆炸”興旺的時刻，許多人削尖了腦袋要擠進這光榮的隊伍，多諾索曾嘲笑過一位住在巴黎的巴拉圭作家。當後者獲得一次“美洲之家”發的獎時，欣喜若狂，正式宣布：“有了這一本書，我現在已經躋身‘文學爆炸’了。”多諾索說：“……真是個傻瓜……太天真了……”

別的文學流派，比如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都有其綱領和宣言，有核心人物，有較固定的活動舞臺和刊物，而拉丁美洲的“文學爆炸”卻沒有這一切，所以，哪些作家屬於“文學爆炸”，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一致結論。由於“文學爆炸”歷時較長，包括地域很廣，作家風格各異，實在難以概括分類。據多諾索看，專門寫印第安題材的何塞·瑪利亞·阿格達斯似乎與“文學爆炸”風馬牛不相及；胡安·魯爾福的《烈火中的平原》和《佩德羅·巴拉莫》分別發表在1953年和1955年，以後他就沒再寫過什麼新東西；博爾赫斯也有近二十年沒寫過什麼小說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顯然對“文學爆炸”有成見，他說拉美新小說家們“純粹是廣告的產物”，而何塞·多諾索則反唇相譏，說“他感到時間的苔蘚開始掩蓋他那有血有肉有骨頭的華麗辭藻”。據多諾索看，“文學爆炸”小說家們所追求的就是要擺脫地區性的禁錮，用國際化的語言向全西班牙語美洲乃至全世界講話，像何塞·瑪利亞·阿格達斯那樣的作家似乎不宜算在“文學爆炸”的範圍之內。然而，乘著“文學爆炸”走紅之機，有人把他們全包括進來。而確鑿的事實是，他們的作品也乘著“文學爆炸”的風帆，一版再版，為“文學爆炸”壯大聲勢。

至於何塞·多諾索本人是否屬於“文學爆炸”？以他的代表作《污穢的夜鳥》的巨大成功而論，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他卻保持冷靜的態度。雖然他完全有資格進入“文學爆炸”代表作家的行列，但是，在《“文學爆炸”親歷記》中，他卻有意地將自己放在外邊，他說：“雖然我認為，‘文學爆炸’的歷史就是我的自傳，可是，不要把這事看得過分要緊……”旁觀者清，這樣，他可以比較客觀地分析和判斷。十年過去了，“文學爆炸”已經成為歷史，1982年，多諾索在《十年之後》中已不必謙虛地斷言：“真正的‘文學爆炸’隻有四把固定的交椅，屬於胡利奧·科塔薩爾、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還有一把不固定的椅子，有時是埃內斯托·薩瓦托坐，有時是筆者我本人坐。”

……

在動手寫這些記錄之際，我願不揣冒昧地提出這種看法：如果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班牙語美洲小說達到了那個高度，確實有一個值得商榷的、被稱為“文學爆炸”的存在，那麼首先應當歸功於那些曾致力於否定它的人；而“文學爆炸”，不管它是真正存在或是杜撰出來的，不管它是有價值或是很一般，特別是由於它與隨之而來的難以置信的狂歡節混淆在一道，它終究是歇斯底裡、妒忌和偏執狂的一大創造。如若不是這樣，讀者則可心安理得地持這種看法：在剛剛過去的十年，西班牙語美洲小說——根據不同的愛好，也許把這一部分算進去，也許把那一部分算進去——曾經有過一個非凡的高潮時期。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在西班牙語美洲出現了很多高質量的小說，從這些小說出現直到如今，我仍然認為其質量是不可否定的，並且，由於歷史-文化等種種情況，值得引起國際上的重視。從墨西哥到阿根廷，從古巴到烏拉圭，這些作品曾經並且繼續在文學上造成反響——我要強調一點，我是專從文學上講的，而不是講銷售額，銷售額僅僅是反響的配料而已。隻消對比一下《百年孤獨》的驚人數字和《天堂》的極少數字就一目了然了。然而這兩本書無疑都是這假定存在的“文學爆炸”行列中的優秀小說。在用卡斯蒂利亞語寫的現代小說範圍內，此情此景聞所未聞。因為，以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為例，在他那個時代，即便他有世界影響，人們也不敢奢望他的作品超越商品文學而成為別的什麼；二十世紀上半葉用西班牙語寫作的“文學性”小說的大作家，不論是西班牙語美洲的還是西班牙本土的，和與他們同時代的德國、美國、法國、英國作家相比，他們的名氣已經慢慢消失，沒有為當代小說家的成長留下什麼重要痕跡。

那麼，什麼是“文學爆炸”？其中包含多少真實成分？有多少虛假成分？對這個剛剛結束——如果確實已經結束了的話——的文學現像，無疑很難下一個哪怕稍許嚴謹的定義。“文學爆炸”作為一個整體存在，並不是由於它的成員作家專權，由於他們在美學和政治觀點上的一致，以及由於他們之間忠貞不渝的情誼，反倒是由對它持懷疑態度的人杜撰出來的。總而言之，也許有必要在一開始就指出，這裡有簡單的偶合成分，然後纔可能，也許纔能正確地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解釋：位於同一大洲的二十一個共和國，那裡用多少有些變化卻都能相通的卡斯蒂利亞語，在沒幾年的時間內寫出了一些成熟很早或相對而言成熟得較早的作家的優秀初期作品，這些作家有，比方說巴爾加斯·略薩、卡洛斯·富恩特斯，而差不多是同時，年齡稍大的有影響的作家達到的作品也出現了，這些作家是埃內斯托·薩瓦托、奧內蒂、科塔薩爾，這樣便形成了一個轟動一時的巧合。從1962到1968這短短六年間，我讀了《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城市與狗》《綠房子》《造船廠》《天堂》《跳房子》《英雄與墳墓》《百年孤獨》以及當時剛剛出版的其他小說。突然湧現出十來部起碼算得上是引人矚目的小說，填補了原來的空白。

這是一個中性的事件，正如文學史上記錄的那樣，但是“Boom”這個英文單詞卻絕不是什麼中性的，相反，它包含了許多內容，除了承認其規模和特大量這一點之外，幾乎都是貶義的或者是值得懷疑的。“Boom”是一個像聲詞，意思是“爆炸”；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漸漸給它加上了“虛假”的含義，是從一無所有中噴發出來的，本來就沒什麼東西，留下的更少。特別是意味著這個短暫的、空泛的過程，必然缺少質量和開拓性，必然流於欺騙和腐敗，正如布萊希特在《馬哈哥尼》中所描繪的那樣。也許早給新興的拉丁美洲小說起名號的人以及那些急忙把這個名號傳播開來的人，並不想給它以任何溢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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