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繼弗吉尼亞?伍爾夫之後的又一女作家，不屈的自由女性，硬核的“文壇女鬥士”。
1919年10月22日，在伊朗古城的一所石屋中，多麗絲?泰勒出世了。她的父親本是英國的一名普通銀行職員，在“一戰”參軍失去了一條腿；母親曾是父親截肢時的管床護士。多麗絲4歲時，全家輾轉回到英格蘭老家，不久又遷至非洲的津巴布韋墾荒種地。
14歲時，多麗絲因眼疾退學，為逃離貧窮壓抑的原生家庭和荒涼閉塞的鄉野，到南非大都市謀生，先後做過護士、保姆、接線員。25歲時，她隨第二任丈夫、一名德國流亡共產黨人改姓萊辛。30歲和平分手後，她攜幼子返回母國，隻帶著少量現金和書稿、衣服，以及一箱書，但她不禁歡呼：“我自由了，我終於完全成為我自己。我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是自足的獨立個體！”
翌年，萊辛從非洲帶來的書稿《野草在歌唱》出版，轟動英美文壇。她43歲時，長篇小說《金色筆記》問世，被譽為“女性解放運動啟蒙書”；但萊辛拒絕這一標簽，說“我想寫的是一部記錄時代的編年史”。她交遊廣泛，情史豐富，熱衷於社會運動，也因曾是共產主義的有力支持者，受到英國軍情五處長達二十年的秘密監視。
在不同文明、種族間的遷徙和波瀾壯闊的人生，賦予了這位“亞非歐的女性精靈”非凡的見識；她一生寫下五十餘部小說，曾獲毛姆文學獎、英國皇家文學會榮譽獎等幾十項大獎，88歲時獲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說：“萊辛改變了我們審視這個世界的方式。”

多麗絲?萊辛：我被貼上過一切可能的標簽，而我自己卻從未有過任何改變。

萊辛是一個高級的解讀者、高級的兩性關繫的觀察者，也是一個愛者。
——文珍

作為女人，她經歷坎坷，但仍舊開朗豁達，對世界對生命，充滿了好奇心……她一直在創造，一直在嘗試，八九十歲了，仍像年輕作家一樣熱情地寫作。她作為作家和女人兩方面，都讓我欽佩。
——西門媚

她是那種很自信的、理想的作家，她的作品裡有很多理念，有反復進退的思考。
——梁文道

萊辛是諾貝爾獎的理想贏家。畢竟，這個獎是關於理想主義的，並且是建立在作家能夠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信念之上的。
——《每日郵報》

她是極少數天纔的文學預言家之一。
——A.S.拜雅特

萊辛有一流的批評頭腦，她對社會和政治的觀察犀利無比。
——《邁阿密先驅報》

“1945年以來英國的偉大作家”萊辛排名第五。
——《泰晤士報》

這部分總結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會兒我還沒記日記，要是記了就好了。我隻知道，我現在對當年那些事的看法，與當年身處其中時已不一樣。
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絕癥前是一回事，之後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不錯的人，和我認識的所有人一樣，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現在明白，那時我根本沒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我隻想著別人是怎麼看我的。
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個反應是：這不公平。對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長了的，但我當沒這回事。我那樣做太冷酷無情了。他那時一定覺得很孤獨。我當時很自豪，因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錢進賬”—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這樣做。不過我很慶幸我得工作，這樣我就有理由不陪著他難過。現在我知道了，我們的婚姻不是那種有著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們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們的婚姻多半是這樣的，雙方互相想占便宜。我總覺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
癌癥這個詞被提過一次。醫生對我說，癌癥。現在我明白，我那時的反應阻止了他們繼續和我討論該不該把事實告訴他。我也不知道他們告沒告訴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覺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後，我天天都去看他，不過我微笑著坐在那兒：你感覺怎麼樣？他看起來糟透了。蠟黃蠟黃的。蠟黃的皮膚下瘦骨嶙峋的，像一隻撥了毛待煮的雞。他在保護我。現在我知道了。因為我那時是無法承受的。長不大的妻子。
他終於死了，一切都結束了，我纔意識到自己當初待他有多糟。他的姐姐有時會過來，他們大概聊過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樣。很溫和。可憐的簡娜，不可以指望太多。
他去世以後我就沒有見過她了，他家的人一個都沒再見過。終於滾蛋了，謝天謝地。我是說，他們是這樣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為我對他沒什麼了解，沒什麼真正的了解。不過想重新認識他，那會兒為時已晚。
他去世後，我發現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過的那些年月裡他是怎麼過的。比方說參軍打仗。五年。從十九歲到二十四歲。那幾年對於我來說是美好的時光。1949年我十九歲，開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戰，事業起步。
不過我們又很親密。我們的房事很是歡暢淋漓。也許別的方面不行，但在這個方面我們和諧得很。但是我們沒法交流。不對，是不交流。不對，是他沒法和我交流，因為每當他嘗試的時候，我就會逃避。我覺得事實是，他是個嚴肅內斂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種人。
十年以來，我一直要什麼有什麼；他死後，我想雲雨之歡想得發狂，那會兒我到處濫交，我不願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辦公室聚會，我環顧四周，發現我和在場的半數男人都上過床。這嚇了我一大跳。我其實一直痛恨那樣的性愛，一頓好飯後有點醉醺醺的，我還有事情急著去辦，這麼一種情況下的性事。不是他們的錯。
喬姬姐姐來看我，說是輪到我照看媽媽了，那種事情也就隨之結束了。我當時又自憐自惜起來。現在我倒覺得，她的確早該開口了！丈夫、四個孩子、一棟小房子—而自從爸爸去世以後，媽媽一直住她那兒，八年了。我沒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錢。但他們從來沒提過媽媽該來和我們住。或者說，我反正是記不得有過這種提議。不過我也不是那種會照顧孤寡老母的人。媽媽以前說，我花在臉上和衣服上的錢都能養活一家人了。的確。我也沒法違心說對此我很後悔。現在有時想想，我生命中好的時刻，就是早上走進辦公室，知道自己看起來不錯。大家都留意觀察我穿了什麼衣服，怎麼穿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對這一刻翹首以盼：我打開門，穿過打字室，享受姑娘們羨慕的笑容。然後穿過一間間行政辦公室，那兒的姑娘們羨慕欣賞，希望也能有我這樣的品位。嗯，就算我別的沒有，品位的確是有的。以前我經常一周買三四件新衣，隻穿一兩次，然後就扔一邊堆著。我姐姐把它們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沒有浪費。當然，這都是在喬伊絲接手了我，教會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風格，而不僅僅是時尚—之前。
媽媽來和我住時，我纔意識到我是個寡婦了。
一開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體不是太好，不過她會自娛自樂。我要是看上了哪個男人，也沒法帶他回家了，不過我暗自挺高興的。我就不請你進來了，我的老母親在家呢，可憐的簡娜！
來我這兒一年後，她生病了。我對自己說，聽好了，這次你不能裝作沒這麼一回事了。我陪她去醫院。他們告訴她，她得了癌癥。他們講了好久，告訴她會發生什麼。他們和藹可親，通情達理。以前醫生沒法和我談我的丈夫怎麼了，但是他們可以直接和媽媽談她怎麼了。因為她是那樣的人。生平次，我想要和她一樣。在此之前，我一直覺得她讓我難為情，她的穿著，她的發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時候，我會想，不會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兒，過度古板、講究體面的她與我，我們是兩個世界。我坐在她身邊，聽她和醫生說起即將來臨的死亡，那樣優雅，那樣莊重，我感覺糟透了。但是那時我嚇得六神無主，因為吉姆叔叔死於癌癥，現在是她—父母兩邊都有病史。我想：下一個是不是就輪到我了？那時我的感覺是，這不公平。
媽媽臨死前那些日子，我盡了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會兒我壓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還是沒做到，問題就在於此。我那會兒時時刻刻覺得難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這樣。我痛恨身體的痛苦。那會兒出門上班前我會去看她。她穿著睡衣在廚房裡慢條斯理地做些瑣碎事情。她的面色蠟黃，泛著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頭。不過至少我沒說：你是不是感覺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來，喝咖啡。我說，要不要我去藥店—她有那麼多的藥丸、藥片、藥劑要喫。她會說，嗯，買點這個那個。但我沒法親吻她。唉，我們這家人不是喜歡身體接觸的那一類！我根本記不得好好地擁抱過姐姐。面頰上輕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媽媽，也許再輕輕地搖搖她。到了後，她那麼勇敢，病得那麼厲害，我覺得我應該伸開胳膊好好抱著她。但是我沒法踫她，沒法好好踫她，沒法溫柔體貼地踫她。那味道……他們盡可以說這不會傳染，但他們知道什麼？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樣坦誠地直視我，但我根本沒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裡對我有什麼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緒為恥，為自己感到驚慌。不，不像當初對待弗雷迪那樣，我不冷酷無情。但是對於她來說，一定感覺不到什麼——我的意思是，感覺我算不上什麼。每天早晨幾分鐘而已，然後便趕著去辦公室。我一般回家都遲，和同事，一般是喬伊絲，喫過飯纔回來，那會兒媽媽已經上床了。她還沒入睡，要是睡著就好了！我走進她的房間，坐在她身邊。她經常疼得死去活來。我總把她的藥準備好。她喜歡這樣，我看得出來。這算是一種鼓勁支持吧。我們稍稍聊聊。後來喬姬姐姐開始每周來兩三個下午，來陪她。我沒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學了。我走進房間，會看見她倆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難受，她們是這樣親密，母與女。
等媽媽住院以後，我和喬姬輪流去探視。那時喬姬得從牛津來倫敦。我沒法去得更頻繁。每隔一天，在醫院裡待兩三個小時。我痛恨那每一秒鐘。我想不出來講些什麼。但喬姬和媽媽總是時時刻刻有話可聊。都聊的是些什麼呀！—我那時聽著，完全難以置信。她們會聊喬姬的鄰居，喬姬鄰居的孩子，她們的丈夫，她們朋友的朋友。她倆聊得一刻也不停。她倆對這些話題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