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愛的人已經死了。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在年輕時渾身充滿著愛的力量，而今那愛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我是個三十歲的已婚女子。丈夫米海爾·戈嫩博士是位地質學家，性情溫厚。我愛他。十年前，我們在塔拉桑塔學院相識。那時我是希伯來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當時的塔拉桑塔學院依舊設有講座。

我們是這樣認識的：

那是一個鼕天，早晨九點鐘，我從樓梯上滑了下來。有個素不相識的小伙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既有力量又有分寸。我看見他手指短粗，指甲扁平，蒼白手指的關節處有黑色的絨毛。他急忙止住了我的下滑。我靠著他的胳膊， 直到疼痛消失。突然在陌生人面前滑倒，面對著敏銳、詢問的目光與不可捉摸的微笑，我一陣慌亂。年輕陌生人的手寬厚而溫暖，我覺得挺不好意思。他抓住我的時候，透過母親為我編織的藍色羊毛連衣裙袖子，我能感覺到他手指的溫暖。此時正是耶路撒冷的鼕天。

他問我傷著了沒有。

我說可能是腳脖子扭了。

他說“腳脖子”這個詞很好聽。他笑了笑。那微笑本身十分尷尬，同樣也讓人尷尬。我臉紅了。他邀我去一樓喝咖啡，我也沒有拒絕。我的腿很疼。塔拉桑塔本是座基督教修道院，1948年“獨立戰爭”結束後，斯克普斯山上的建築一度遭到封鎖，塔拉桑塔便被借給了希伯來大學。這幢建築陰森森的，走廊寬敞高大。跟在剛纔還緊緊將我把持的這位年輕人身後，我感到心神不定。我很樂意回應他的聲音。我無法正視他，無法審視他的面孔。我意識到，但不是看到， 他的臉瘦長而且黝黑。

他說：“我們現在坐下吧。”

我們坐在那裡，誰也沒有看對方。他也沒問我要什麼， 便點了兩杯咖啡。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男人當中，我愛的是先父。當這位新伙伴轉過頭去，我看到他剪著平頭，胡子刮得參差不齊，尤其是下巴底下還露出黑色的胡楂兒。不知道為什麼，這一細節在我眼中竟然至關重要，實際上也是讓我對他產生好感的重要因素。我喜歡他的微笑，喜歡他的手指， 那手指正在擺弄著茶匙，就好像它們自己有獨立的生命，不依附任何東西，小匙也喜歡聽任它們擺布。我的手指有一種隱隱的衝動，要去踫他的下巴，觸摸一下那刮得不太像樣、鑽出胡楂兒的地方。

他名叫米海爾·戈嫩。

他是地質繫三年級學生，土生土長的霍隆人。“你的耶路撒冷太冷了。”

“我的耶路撒冷？你怎麼知道我是耶路撒冷人？”

他說要是錯了就向我道歉，但他認為自己沒錯。現在他已學會一眼就能認出耶路撒冷人。說著，他次正視我的雙眼。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目光裡露出笑意，但不是快樂。我說他猜得沒錯，我正是耶路撒冷人。

“猜的？不對。”

他裝出被惹惱了的樣子，嘴角露出微笑：不，不是猜的。他能看出我是耶路撒冷人。“看出來？”這是他地質學課程的一部分內容嗎？不，當然不是。其實，這是他從貓那兒學來的。從貓那兒？是啊，他喜歡看貓。貓從來不願意跟不喜歡自己的人交朋友。貓從來不會看錯人。

“看樣子你是個樂天派。”我高興地說。我笑了。這笑把我給出賣了。

隨後，米海爾請我跟他到塔拉桑塔學院的三樓，那裡正要放映有關死海和阿拉窪的教學片。

上樓時，我們又經過剛纔我滑倒的那個地方。米海爾又一次抓住我的袖子，就好像在那層樓梯上有再次摔倒的危險。透過藍毛衣，我能感覺到他的每根手指。他干咳了兩聲。我瞥了他一眼。他覺察到我的目光，臉一下子紅了，甚至紅到耳根。雨擊打著窗欞。

米海爾說：“好大的雨啊。”

“是啊，好大的雨。”我熱情地應和道，就好像突然間意識到我們之間有緣。

米海爾猶豫了一下。接著，他補充道：

  “今天一早我就看見有霧，像是要刮大風了。”

“在我的耶路撒冷，鼕天就是鼕天。”我得意地說，並有意強調“我的耶路撒冷”，我是想提醒他記起剛剛說過的話。我想讓他繼續那個話題。可他卻沒有反應，因為他不是個聰

明男人。他又一次笑了。那是耶路撒冷的一個雨天，是在塔拉桑塔學院一二樓之間的樓梯上。我沒有忘記。

我們在影片中看到，水經過蒸發後被提煉成精鹽：潔白的晶體在灰泥巴上熠熠生輝；晶體裡的礦物質就像毛細血管，纖弱、易裂。

灰泥巴漸漸在我們眼前剝落，因為是在教學片內，自然過程被人為地加快了進度。這是部無聲電影。為避免日光照進屋子，他們將黑窗簾拉了下來。外面的光線其實也很微弱暗淡。有位老教授不時加以評論和解說，我聽不懂他的話。老教授說話緩慢，嗓音洪亮，不禁讓我回想起我九歲那年為我治好白喉的羅森塔爾博士的悅耳聲音。教授不時用教鞭在重要的畫面上指指點點，為的是不讓學生們開小差。我隻隨便留意一下那些沒有教學意義的細節，諸如那些一遍遍出現在鉀堿采掘機周圍的可憐然而頑強的沙漠植物。在昏暗的幻燈光下，我自由自在地端詳著那位年邁的老教授的面容、手臂和那根教鞭，他看上去就像是我喜歡的一本舊書中的插圖。我聯想到《白鯨》中的黑色木版畫。

外面傳來陣陣沉悶的雷聲。雨猛烈地擊打在黑黝黝的窗子上，似乎要我們凝神諦聽某個緊急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