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特人之夢》1900年，愛爾蘭人羅傑·凱斯門特被任命為英帝國駐非洲博馬領事，調查比利時橡膠商對土著人的剝削與暴行，寫出《關於剛果的報告》，震動西方世界，被英王愛德華七世頒授聖米歇爾及聖喬治雙重勛章；1906年，羅傑被任命為英國駐巴西桑托斯領事，調查英國橡膠公司對土著人的剝削與暴行，寫出《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再次震動西方，被英王喬治五世賜予貴族稱號。土著人被鞭打、肢解、強奸、殺害，一座座村莊消失……駭人聽聞的殘暴事件在殖民地層出不窮。耳聞目睹這一切的羅傑被人間地獄般的黑暗淹沒，在某一刻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祖國愛爾蘭同樣處於英國奴役之下，語言、文化、歷史漸漸被遺忘。深深的憎惡感使他辭去外交官職務，投身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很快，他被英國政府以“叛國罪”逮捕，他曾經發表的兩份著名報告被質疑調查動機，他的個人隱私被英國當局曝光後成為整個英國鄙視的丑聞……略薩取材羅傑·凱斯門特的真實人生，寫出這部長篇傳記小說。全書共15章：單數章敘述羅傑的獄中歲月，即他生命中的後三個月；雙數章講述他一生的冒險傳奇。

《壞女孩的惡作劇》秘魯男孩裡卡多對生活沒有遠大的抱負，他奉行個人主義和自我主義，但在他單調的生活中也有奇遇，那就是他用整個一生去維繫與壞女孩的愛情。因為這場愛情，他變成了一連串驚悚冒險和風流韻事的男主角。在這場馬拉松式的漫長愛情故事裡，略薩巧妙地呈現了1950年代的利馬、1960年代的巴黎、1970年代的倫敦和1980年代的馬德裡，既講述了壞女孩如何不停步地追逐財富和權力，也反映了在她從享樂到墮落的四十年歲月裡，東西方世界的不同角落裡正在發生的神奇、非凡的變化。

《艱辛時刻》1954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危地馬拉發生軍事政變，顛覆了正在推行土地改革、努力成為美國式民主國家的阿本斯政府。政變背後是一則引發政治危機的謊言，也是一則改變拉丁美洲未來的謊言：艾森豪威爾政府聲稱，阿本斯政府以推行改革為名，意圖充當蘇聯共產主義滲透美洲大陸的橋t堡。《艱辛時刻》描述了一起發生在冷戰時期的政治陰謀及參與各方的利益糾葛，其影響延續至今，多個國家卷入其中。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在這部長篇新作中闡釋了重構現實的兩種虛構方式：敘事者通過自由地重塑人物和事件來進行虛構；企圖扼住這片大陸的政治與經濟命脈的人則通過操控歷史來進行虛構。

《卑微的英雄》皮烏拉的納利瓦拉運輸公司老板菲利西托白手起家，守法經營。某天，他突然收到一封不具名的勒索信，威脅他每個月繳納的保護費。他果斷報警，隨後在當地報紙上登出聲明，拒絕被勒索。這份聲明使他一夜成名，人們在街上認出他，向他握手，視他為英雄，但他的同行和競爭對手提出了抱怨，因為城中幾乎所有的商人都在繳納保護費，隻有他打破了這條默默服從的潛規則……與此同時，他妻子的妹妹在利馬即將嫁給一位年過古稀的保險公司老板，這樁驚人的婚事在利馬城成了熱門話題，傳聞這位老板是為了報復兩個忘恩負義的不肖子，因而決定迎娶自己的女僕。《卑微的英雄》是一部充滿幽默感、帶有素的黑色世情小說。兩個角色的故事平行展開，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成了卑微的反叛者，不妥協於所處的環境，試圖掌控自己的命運。皮烏拉和利馬不再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而是由巴爾加斯·略薩作品中的人物所組成的想像的世界。

《五個街角》在秘魯利馬，一次宵禁過後，闊太太瑪麗薩與好友恰貝拉有了一個共同的秘密。第二天，瑪麗薩的丈夫，富有的礦業大亨恩裡克在辦公室裡接待了八卦周刊《大曝光》主編羅蘭多·加洛，拿到了一摞令他心驚肉跳的艷照。不久，那位作風大膽、不擇手段的周刊主編被發現死於城中肮髒混亂的街區——五個街角。隨後，周刊旗下主筆、年輕的女記者胡麗葉塔被帶到總統顧問辦公室，被告知前主編已因涉嫌敲詐而被秘密處死，由她接任主編並領受秘密任務……本書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長篇小說，首次出版於2016年，以商業名流的一樁性愛丑聞切入秘魯政治、經濟、司法、文化等一繫列隱藏問題，戲劇化地呈現了令人瞠目結舌、驚悚眩暈的“大曝光”。

（購買提示：本書涉及上世紀中期南美洲國家政治、軍事、社文化，建議十八歲及以上讀者閱讀。）

作者簡介

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1936—   ）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著名作家，創作小說、劇本、隨筆、文學評論、政論雜文等。詭譎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深刻的內容為他帶來“結構現實主義大師”的稱號，使他成為“拉美文學爆炸”四主將之一。曾獲海明威文學獎、塞萬提斯文學獎、耶路撒冷文學獎等，201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2011年被西班牙國王封為代巴爾加斯·略薩侯爵。

譯者簡介

尹承東（1939—  ），山東茌平人，資深翻譯家，長年在中央編譯局從事翻譯工作。歷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譯著有有《看不見的城市》《貝克爾抒情詩選》《熙德之歌》等，中譯西有《楚辭》（合譯）、《老殘遊記》（合譯）等，獲中國翻譯協會“翻譯事業特殊貢獻獎”，是頗有影響的西班牙語文學傳播者。

杜雪峰（1968—  ），出生於北京，譯審，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西文翻譯處處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西葡拉美文學研究分會常務理事，從事人代會、黨代會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的翻譯工作，參與編纂《漢西實用經貿詞典》，並翻譯西語文學。譯著有《壞女孩的惡作劇》《美麗的十二月國》等。

譯者簡介

侯健（1987— ）文學博士，西安外國語大學歐洲學院西班牙語專業教師，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員，中國拉丁美洲學會理事，文學翻譯者。譯著有：《普林斯頓文學課》《薩拉米斯的士兵》《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回溯“文學爆炸”》《饑餓》《書店漫遊》《33場革命》《後假期》等。

譯後記

“拉丁美洲是什麼時候倒霉的？”

2016年，巴爾加斯·略薩再次來到多米尼加共和國。他曾在這裡的大學教書，這裡也是他的名作《公羊的節日》中故事發生的舞臺。他在那裡參加了一場大型晚宴活動，然而他並不喜歡類似的場合，於是默默地坐到了靠近門邊的座位上，準備一有合適的機會就起身離開。但是還未等他行動，一個留著小胡子、體型微胖的男人就坐到了他身邊。對方和他攀談起來。他一開始並沒有認出對方，過了一會兒纔辨認出此人是記者、歷史學家、詩人托尼·拉夫爾(Tony Raful)。托尼·拉夫爾對他說道：“馬裡奧，我有個故事想讓你寫。”巴爾加斯·略薩禮貌性地笑了笑，想用句玩笑話搪塞過去：“天啊！但是別人想讓我寫的故事，我是不會寫的！”

可他後來還是把這個故事寫了出來。

托尼·拉夫爾曾經寫過一本叫做《罪行狂想曲》的歷史書，內容是1957年7月26日危地馬拉總統卡斯蒂略·阿馬斯被刺殺身亡事件。經過調查研究，托尼·拉夫爾認為，多米尼加共和國獨裁者拉斐爾·特魯希略是那場刺殺事件的幕後黑手，這個結論成為《罪行狂想曲》的主要線索，也是他給巴爾加斯·略薩講述的主要內容。巴爾加斯·略薩曾經讓特魯希略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現在《公羊的節日》中，他立刻對此產生了興趣，於是習慣性地開始了寫作準備：閱讀參考書目、制作大量寫作卡片、實地走訪調研……他閱讀了近年出版的很多研究著作，驚訝地發現特魯希略插手卡斯蒂略·阿馬斯遇刺事件在史學界已經不是新鮮事了，更令他震驚的是，史學家們還證實了另一處細節：在卡斯蒂略·阿馬斯遇刺當晚，特魯希略的左膀右臂喬尼·阿貝斯·加西亞就從危地馬拉逃到了薩爾瓦多，然後回到多米尼加共和國，與他同行的竟然還有卡斯蒂略·阿馬斯的情人。

巴爾加斯·略薩認為，自己在寫文論作品時能夠有意識地控制、掌握、表達自己的想法，可寫小說不同，他總是不能確定寫成的小說是否真正展現出了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他能夠確定的是，小說可以更好地傳遞情感、直覺和激情，因此他始終認為自己對小說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掌控力。這部關於危地馬拉的小說也是如此。首先，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寫一部關於危地馬拉的小說，可是他寫了。在調研過程中，他發現危地馬拉是世界上美的國家之一，同時它的歷史也是一部世間罕見的暴力史；其次，在寫作過程中，他的寫作計劃總是會被打亂，筆下的人物仿佛真的有了生命一般，牽引著他下筆。

在巴爾加斯·略薩初的設想中，這部小說的主角應該是阿貝斯·加西亞。這是一個早在《公羊的節日》中就曾出場的關鍵人物，他的完整命運將會在這部小說中得到披露。然而在終成書時，阿貝斯·加西亞成了次要角色，那位在刺殺之夜和他一起逃走的女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情人(在書中化名瑪爾塔)卻搖身一變，成了這部小說真正的主角。巴爾加斯·略薩發現這個人物身上充滿了謎團：她怎樣成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情人？她和刺殺事件到底有無關聯？她是同謀還是無辜的幸存者？包括歷史學家在內，沒人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而這正是小說家應當去做的事情：用想像力來填補歷史的空隙。

瑪爾塔逃到多米尼加共和國之後，成了當地很有名氣的廣播電臺主播，她在節目中捍衛拉丁美洲的所有獨裁者，同時一再指控危地馬拉軍方，後者認為是一個在刺殺當晚死去的士兵為報父仇而殺死了卡斯蒂略·阿馬斯，她則認為這是彌天大謊。巴爾加斯·略薩費了很大力氣纔讓那個如今已上了年紀的女人同意會面，他們約定在她位於美國的家中會面。巴爾加斯·略薩發現她的家中掛有卡斯蒂略·阿馬斯的畫像，而她解釋說，她有過十個丈夫，而且他們全都是被她親手埋葬的，可她這輩子愛的男人還是那位危地馬拉上校、共和國總統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

隨著談話的深入，巴爾加斯·略薩發現，這是他這輩子做過的艱苦的一次對談，因為那個女人十分狡黠，總是能巧妙地避開他提問的重點。在多米尼加共和國生活期間，某日，傀儡總統“黑特魯希略”突然召見她，在前者的辦公室裡，那個女人拿到了一張空白支票，“你給自己估個價，你估的價值就是我估的價值。”“黑特魯希略”肯定以為這次和往常沒什麼不同，他可以隨意玩弄眼前的女人，可她像發狂的猛獸般撲到了他身上，和他扭打在一起，甚至用牙齒撕咬他的耳朵。“這是真的嗎？”巴爾加斯·略薩問道。她笑起來：“我的嘴上現在還殘留著那隻鬥牛犬的耳朵的味道呢！”巴爾加斯·略薩心想：在這種情況下，“黑特魯希略”無疑會殺她洩憤，雖然特魯希略後來要求傀儡總統向她道歉，但這一行為也明白無誤地證實了特魯希略纔是那個國家真正的掌權者這一事實，又增加了她被滅口的風險。“您不得不立刻離開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時候，很快就獲得允許來到美國，而且先是有了長期居留，後來幾乎立刻獲得了美國國籍。很多人認為，這些正是您為美國中情局做過許多有價值的工作的證據。”巴爾加斯·略薩終於拋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惹惱了她，她的態度變了，整個談話的氛圍也變了。談話結束，巴爾加斯·略薩並沒有得到答案，可是這種神秘感使得她對他的吸引力有增無減，於是他改變了她的名字、外形和住處，她逐漸從次要角色變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吸引巴爾加斯·略薩的另一個人物是阿本斯總統。在搜集刻畫這一人物的資料時，許多往事湧上巴爾加斯·略薩的心頭。他想起大學時期自己和周圍的年輕人們對阿本斯政府的支持，也想起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後，大家一起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的場景。“因為阿本斯想做的是和平改革，是在不流血的情況下讓危地馬拉變成民主國家，這些都是我們拉丁美洲人早就希望出現的東西，因此阿本斯的改革是一個範例，是對我們的理想的檢驗。”然而這場改革，尤其是農業改革，觸及美國人的利益。美國聯合果品公司早在阿本斯的前任阿雷瓦洛總統執政時期就感受到了威脅，於是他們決定反擊農業改革計劃。在冷戰背景下，聯合果品公司出其不意地利用自由派媒體煽動輿論，使得上至美國政府、下至美國平民，舉國相信危地馬拉是蘇聯設置在拉丁美洲的橋t堡。終，美國政府策劃並支持了卡斯蒂略·阿馬斯的顛覆行動。危地馬拉人的理想破滅了，包括巴爾加斯·略薩在內的拉丁美洲人的理想也破滅了。

2019年10月28日晚，在馬德裡的拉美之家舉辦了巴爾加斯·略薩小說新作的發布會，上文所記錄的一切都是我在發布會現場從作家本人口中聽到的信息。當時的我對於1954年和1957年在危地馬拉發生的事情了解不多，也不知道馬德裡的拉美之家是有名的鬧鬼勝地(這是數日後我的導師在塞維利亞告訴我的)。次日，在巴爾加斯·略薩的住處，作家的愛人伊莎貝爾·普瑞斯勒(導師的兩個分別上小學和中學的女兒聽說我見到了這位西班牙社交名媛，興奮地尖叫起來)詢問我，是否將由我把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時，我的答案也是“不確定”“不知道”，可是在發布會現場聽了作家講述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之後，直覺告訴我，這肯定是一部傑作。我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把書讀完，驗證了自己的想法：無論在情節還是在技巧上，這部小說都堪稱巴爾加斯·略薩自本書姐妹篇《公羊的節日》(2000)出版後，在新世紀裡創作出的質量的作品。

回到發布會現場，讓我們補全剛纔遺漏的一個重要信息：在巴爾加斯·略薩看來，為自己的作品選擇好的書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可是這部作品的名字卻一直難以確定下來。同樣的困境，作家在三年前創作《五個街角》時也曾遇到過，那時的巴爾加斯·略薩在深入利馬城內危機四伏的五個街角街區之後纔靈光乍現，決定以該街區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那本小說。這次的書名靈感則來自閱讀：某日，巴爾加斯·略薩閱讀阿維拉的聖特雷莎的信件時看到了這樣一句話：“這是艱辛時刻！”就是它了！《艱辛時刻》！還有什麼比“艱辛時刻”這四個字更能刻畫出拉丁美洲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所經歷的那段歷史呢？

阿本斯政府垮臺後，拉丁美洲的諸多改革派人士得出結論：和平改革是行不通的，拉丁美洲若想改變落後的現狀，隻能走武裝起義的道路。古巴革命的勝利進一步激化了這種思潮，於是在拉丁美洲各國紛紛爆發了武裝革命運動。然而古巴模式是難以復制的，後來的那些革命不僅沒有取得成功，反而激起了傳統勢力、軍人集團的反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陷入比以往更加殘酷的獨裁統治，甚至連該大陸z具民主傳統的哥斯達黎加、智利、烏拉圭等國也難逃阨運。

發布會開始時，豐泉出版社主編庇拉爾·雷耶斯致辭時有一句精彩點評，她說：“如果說《酒吧長談》探討的問題是‘秘魯是什麼時候倒霉的’，那麼《艱辛時刻》的核心主題就是‘拉丁美洲是什麼時候倒霉的’”。已然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巴爾加斯·略薩依然在思考拉丁美洲的歷史和命運問題，他依然是那個在弱肉強食的軍校中觀察秘魯社會的士官生，依然是那個和奧德裡亞將軍獨裁統治做鬥爭的有志青年，依然是那個遠赴歐洲追尋文學夢的寫作者，依然是那個出政治淤泥而不染的總統候選人，依然是那個為自由和民主疾呼的思考者，也依然是那個“勇敢的小薩特”。

侯健

2021年5月31日，西安

一個英雄，一個烈士，不能成為一個完美而抽像的典型和榜樣，而隻是一個人，充滿矛盾與對比且有著弱點與強項的人，正像何塞·恩裡克·羅多所說的，“是許多人”。意思是，成為難以理解地混合了天使與魔鬼雙重性格的人。    

他的一生像煙火般在夜間騰空而起，轟的一聲爆裂成星雨，後來一點一點、無聲無息地熄滅。過了一會兒又復燃，形成一聲號角，響徹燃燒著的天空。他的一生就是這樣，起初光芒四射，後來化為烏有，死後鳳凰涅槃。

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的文字為我們描繪出了南美洲的形像，他理應在當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早年的創作生涯中，他是小說技巧的革新者，而如今，他成了創作史詩的詩人。

——佩爾·韋斯特伯格，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

如果說《酒吧長談》探討的問題是“秘魯是什麼時候倒霉的”，那麼《艱辛時刻》的核心主題就是“拉丁美洲是什麼時候倒霉的”。

——庇拉爾·雷耶斯，豐泉出版社主編

阿本斯想做的是和平改革，是在不流血的情況下讓危地馬拉變成民主國家，這些都是我們拉丁美洲人早就希望出現的東西。

——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

一部美麗而令人不安的小說，它試圖應對邪惡，希望驅逐邪惡。

——西班牙《國家報》文化副刊《巴別利亞》

《凱爾特人之夢》

1
   牢房的門打開的時候，一縷光線加上一陣風，也帶進了被擋在石牆外的噪聲。羅傑驚醒了，他眨眨眼，思緒茫然，極力鎮靜下來。他看到典獄長正站在門口。典獄長有一張皮膚松弛的臉龐，留著黃色的小胡子，一對小眼睛看上去總想中傷他人。他正帶著毫不掩飾的厭惡神情看著羅傑。假如英國政府同意從寬發落羅傑的請求，那麼不高興的就是這個人了。
   “有人探監。”典獄長盯著他，嘟嘟囔囔地說。
   羅傑站了起來，搓搓雙臂。我睡了多久？在本頓維爾監獄裡遭受的酷刑之一就是不被告知時間。在布裡克斯頓監獄和倫敦塔樓裡還能聽到半點和整點的鐘聲，而在這裡，厚厚的石牆擋住了喀裡多尼亞路上幾座教堂的鐘聲，連艾斯林唐市場的嘈雜聲都進不來。在門口站崗的看守也嚴格執行不準與他講話的命令。典獄長給他戴上手銬，讓他走在前面。律師會不會帶來好消息？內閣開會了沒有？作出了什麼樣的決定？也許典獄長流露出比往日更加不快的神情是因為他獲減刑了？他沿著長長的走廊走著，走廊是紅磚砌成的，但已髒得發黑。每間牢房都裝著鐵門。辨不清顏色的高牆上，每隔二十步或二十五步就鑲著裝鐵條的窗子，隻從鐵條縫隙中纔能看到一小塊灰色的天空。怎麼這麼冷啊？七月是熱的時候，怎麼冷得起雞皮疙瘩了？沒道理。
   走進狹小的探視室後，他感到不安。在室內等著他的不是他的律師組組長喬治·加萬·達夫，而是其助手，一個金發年輕人，臉色很不好，高顴骨，穿著打扮很時髦。他在審訊的那四個月裡見過這個人，那時他正在為辯護律師們傳遞文件。為什麼加萬·達夫組長不親自來而派一個見習生來？
   年輕人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不快和厭惡。這個白痴怎麼了？當我是害蟲？羅傑想道。
   “有什麼消息嗎？”
   年輕人搖搖頭，先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
   “還是關於請求赦免的事，”年輕人做了個怪相，臉色更加難看了，干巴巴地低聲說道，“還是得等到部長會議召開。”
   在狹小的探視室裡，典獄長和另一個看守的在場並未使羅傑感到不快。那兩個人一聲不吭、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但他知道他們正一字不漏、專注地聽他們的談話。一想到這裡，他就感到胸口發悶，喘不過氣來。
   “不過，由於近發生的事件，”金發年輕人眨了眨眼，誇張地張合著嘴說道，“現在這事兒更加難辦了。”
   “在本頓維爾監獄，什麼消息都進不來。近出了什麼事兒？”
   是不是德國海軍司令部終於決定從愛爾蘭海岸進攻大不列顛了？德國入侵是不是成真了？此時此刻，德國皇帝是不是用大炮為聖周①起義中被英國人槍殺的愛爾蘭人報仇來了？如果戰爭已經轉向，那麼他們的各種計劃不管怎麼樣都能實現了。
   “現在事情難辦了，也許根本不可能辦成了。”見習生又說了一遍。此人面色蒼白，極力克制住自己的憤慨。羅傑從他那蒼白的面色看得出他是個傻瓜，也感到背後的典獄長正在微笑。
   “您在說什麼呀？加萬·達夫律師對從寬發落的請求是持樂觀態度的，難道出了什麼事讓他改變了看法？”
   “您的那些日記，”年輕人帶著憎惡的神情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聲音壓得極低，羅傑聽起來很喫力，“是倫敦警察局在埃伯利街您的家中發現的。”
   年輕人停了很長一段時間，等著羅傑說些什麼。但羅傑一言未發。於是，他發洩出自己的憤懣，嘴都氣歪了：
   “作為一個信上帝的人，您，怎麼這麼荒唐？”話說得很慢，以便清楚地表明惱怒，“作為一個信上帝的人，您，怎麼能把這種事寫下來？既然寫了，為什麼不在圖謀反對大不列顛帝國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日記毀掉？”
   “這麼個白痴競稱我是信上帝的人，這對我真是一種侮辱。”羅傑想，真沒教養，我起碼比這個矯揉造作的小伙子年長一倍吧？
   “到處都在流傳這些日記的片段，”見習生雖然一直保持厭惡的神情，此時卻也鎮靜了下來，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說道，“在海軍司令部，部長的發言人，海軍上尉雷金納德·霍爾，親自把日記的復制件發給了幾十位記者，全倫敦都知道了。在議會，在上議院，在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俱樂部，在報社的編輯部，在教堂……全城都在議論這件事。”
   羅傑一動未動，也沒有說什麼。自從1916年那個凍得令人發僵、陰雨灰暗的四月的早晨，他在愛爾蘭南部麥肯納要塞廢墟中被捕以來多次感到的那種奇怪的感覺又一次攫住了他：人們議論的不是他，干那種事的是別人。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