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譯序 1
再版序 9
前言 17
關於文章排列的順序 23
阿爾及利亞人的鮮花 3
小學生杜弗萊斯恩可以做得更好 6
“LILAS”這個詞的高和寬差不多 15
巴塔耶、費多和上帝 21
關於喬治·巴塔耶 33
啊，不再有絞刑了嗎？ 38
下等人的巴黎 43
巴黎的旅遊業 46
維耶特的貴族血統 55
莫爾尼公爵的沼澤地 67
巴黎的擁擠 73
百分之一的小說可見天日 78
人造衛星時代的孩子並不胡思亂想 89
隻夠兩個人的，就沒有第三個人的份 96
公交公司的這些先生們 102
巴黎的種族主義 108
走開！ 112
皮埃爾·A.，七歲零五個月 116
為《七月十四日》辯 124
布達佩斯的殺手們 128
巴黎，8月6日 135
引人發笑的繪畫 141
塞納—瓦茲，我的故土 147
奧朗什的納迪娜 159
“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 173
施瓦西—勒洛瓦的恐慌 181
和一個不思悔改的“小流氓”的談話 194
兩個少數民族聚居區 235
與一個加爾默羅會修女的對話 256
快樂的絕望之路 272
這個黑色的大家伙 289
恐怖的知識 294
被驅逐出威尼斯的人：薩特 302
薩洛尼克的猛獸 307
載著一千具尸體的火車從巴基斯坦開來 317
讓—瑪麗·斯特羅布的《奧通》 322
塞裡格—裡斯 328
德菲因·塞裡格，不為我們所知的名人 331
讓娜·莫羅 342
瑪爾戈·馮泰恩 361
蕾奧蒂娜·普裡斯 373
瑪德萊娜·勒諾是個天纔 381
美麗娜 391
西爾維亞和她的靈魂 403
芭鐸皇後 414
卡拉斯 421
讓娜·索蓋 425
大海深處 434
阿基·庫羅達的《種種黑暗》 437
卡洛斯·達萊西奧 442
讓—皮埃爾·瑟通的《城市喧囂》 444
弗朗西斯·培根訪談錄 448
一部光輝燦爛的著作 458
韭蔥湯 465
面黃肌瘦的孩子 468
源於同一份愛的恐懼 474
罪惡的幸福夢想 478
沒有死在集中營裡 487
泰奧朵拉 496

譯序
我以為我已經到了遠離杜拉斯的年齡，她的激情，她的絕望，她時時刻刻處在死亡陰影之下的歇斯底裡。我不再可以用欣賞的眼光看她酗酒、嘮叨和寫作，我已經不再關注她的生命，不再可以像十八歲的時候那樣深深地為她所震撼。
十八歲的時候，我次讀到杜拉斯作品，是她的《情人》，王道乾先生的譯本。後來看到了電影，再後來讀到了法文本，再後來一發不可收拾地讀下去，《琴聲如訴》《廣島之戀》《長別離》《抵御太平洋的堤壩》《副領事》，等等，等等。再後來我做了關於杜拉斯的論文。她的情人，她的湄公河，她的黑暗，她的空茫，她的暴力。
這時節，杜拉斯已經成了世界性的、洛陽紙貴的暢銷書作家。在中國，她也算得上是作品賣得好的少數幾位法國女作家之一。“偉大”這樣的字眼不合適她，可恐怕誰都無法否認她是法國20世紀後半葉奇特的女作家。她的傳奇是建立在自身基礎之上的，一個殖民地孩子的故事，長大了，離經叛道，不可一世。她欣賞這個傳奇，等待這個傳奇，從孩提時代起。她覺得自己是在承擔一種命運，迫不及待地衝進一切機會裡爭取主角的地位。
1996年，她死了，從此停止了她自己一手炮制的生命傳奇。她的年輕同伴，揚·安德烈亞也不見了蹤影。1996年的時候，聽到她謝世而去，我個念頭竟是：她的讀者是否也會像揚·安德烈亞那樣無聲無息地走了呢？也是這樣猝不及防的，為了中斷的中斷。
可她畢竟上了百科詞典，拉魯斯，或者阿歇特，有明確的生年和卒月。不管她是否受人愛戴、受人尊敬，她在這個世界始終是留下了點什麼。給她的詞條不會長，但往往有這樣簡明扼要、盡量不加主觀判斷的幾行字：法國作家、電影人，作品的主題通常是然而失敗的愛情以及死亡，語言極富音樂性1。詞條的下方，會是她常見的一張照片，戴著寬邊眼鏡，圍著白色圍脖。她自己也說過，不止一遍地說過（甚至在這本隨筆裡也可以讀到），她不像法國人。
她寫了很多書，很多文章，也拍了不少電影，雖然觀眾不多。她的本書名為《厚顏無恥的人》，五十五年前寫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外面的世界》算不上是她重要的作品，就像她自己在前言裡說的那樣，她寫了很多文章，卻忘得也很快。然而她從來不會忘記自己寫的書，從來不會。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緣故，她同意把三十幾年間陸陸續續給報紙雜志寫的文章輯成集子，出了本，接著又出了第二本，畢竟有了她不會忘卻的書的形式。
其實典型的杜拉斯作品是時下流行的“私人語言”的寫作。杜拉斯不相信有自身之外的故事，虛構從來不存在，她說。或者可以這樣說，她本身就是虛構的，有開頭、結尾，有命定的快樂、悲傷和動蕩。在文學史上抹去她會像抹去一個故事那麼簡單而不留痕跡—她知道這一點，如此纔有生命與成名的局促感。她害怕“卡車”那樣的旅程，永遠望不到頭似的。
然而《外面的世界》不是這樣的作品。所謂的“外”，原來就是與“內”相對而言。熱衷於私人寫作的杜拉斯對外面的世界一樣很感興趣。她的工作臺鋪得很開。媒介—盡管她揚言鄙視媒介，政治—盡管她不承認薩特或波伏瓦的那種“介入”文學，以及一切社會的、歷史的、政治的、藝術的，一切形式與非形式的，一切道德的與非道德的。
她熱衷於破壞一切標準，她對社會和政治的關注莫不以此為出發點。正如她在前言裡所交代的那樣，她為所有的運動浪潮所席卷，難以抗拒：法國抵抗運動（和很多作家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曾加入過法國共產黨）、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運動、反政府運動、反軍國主義運動。她熱愛的與其說是某一種主義，毋寧說是運動本身，運動本身所包含的動蕩和摧毀的意味。她崇尚“快樂的絕望之路”，她想以自己來證明人類是可以活在絕望裡的。絕望—生存，這不是兩個互相矛盾的概念。
但是她並不熱衷於建立新的標準。有一段時間，巴黎滾動式地上映她的《卡車》，差不多是一成不變的畫面：卡車不斷地向前開著，開著。她或許隻是不喜歡封閉，不喜歡封閉的文本，不喜歡封閉的電影畫面，她把解釋的權力交給了她的觀眾和讀者。如果她也有理論，一定會像羅蘭·巴特那樣大叫一聲：作者死了！她做得出來。
她沒有流派，有人把她歸為新小說—據說羅伯—格裡耶一年裡給她打了二十個電話，要她寫點什麼，於是纔有了《琴聲如訴》—因為她淡化主題，淡化情節，淡化時間和地點，淡化古典文學的三一律。《情人》呼喚的不是種族平等，《廣島之戀》也隻是一個可以發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艷情故事。如果說人類到處都在書寫絕望，愛、情愛或性愛都隻能使人類愈加絕望。雖然《外面的世界》是新聞性的寫作，仍然寫滿了人類的絕望之情，寫滿了杜拉斯的絕望之情，它的語言仍然是貼有明顯杜拉斯標簽的語言：斷裂、破碎、局促。
我一度離這一類的語言也遠了。所以在接受它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我也和杜拉斯一樣，喜歡承擔“臆想”中的命運，可盡管這樣，盡管真真實實地喜歡過杜拉斯，我從來沒有“命定”自己和杜拉斯發生某種聯繫—我花了一段時間考慮。後我想，我願意用這種特定的方式來了結十八歲的震撼和喜歡。《外面的世界Ⅱ》由黃葒承譯。但願我們可以做不同時期的杜拉斯的代言人，先前的那個更激烈一些，後來的一個要唯美一些。（注意，美也可能是個陷阱！）於是我又墮入了杜拉斯的圈套，在四十天的時間裡，一打開電腦，我就會變得非常焦灼，以至於需要用電腦裡那個愚蠢而機械的遊戲平復內心的惶惑，平復這份斷裂、破碎與局促。
事有湊巧，就在這本書行將翻譯完成之際，法國《讀書》雜志花了很大的版面紀念杜拉斯。看來愛也罷，恨也罷，忘卻終究是需假以時日的了，雖然一切終將如冰雪消融。
袁筱一

再版序
今年的春節，在北京的冰天雪地裡買過一本《電影花粉》。那是一次奇怪的不期而遇，作者在寫芭鐸的時候，引用了這樣的話：“她美得如同任何一個女人，但卻像個孩子一般靈活柔軟。她的目光是那麼簡單、直接，她首先喚醒了男人的自戀情結。”
小小的引號，小得幾乎看不見。我終究沒有耐心在書店裡糾纏下去，看個究竟。以為莫名的熟悉感隻是因為杜拉斯。杜拉斯真的是這樣讀的，不經意間撞到，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經上，生生的有些疼。可是年齡越大，越知道這些疼是該忍著的。
撇開自己做了這些年法國文學不說，站在一個純粹的讀者立場，她是因為這個纔在中國流行的吧。就像《花粉》的作者，是因為撞到了“男人的自戀情結”這幾個字。
書買下來，回到家泡上茶，在聲中恍然大悟，原來是自己的文字，是經過自己手的，杜拉斯的文字。是自己在若干年以前譯的《外面的世界》裡的文字。這份確認讓自己覺出一絲的欣喜來。文字照出了自己的影子，自戀，又何止是男人呢。
而在那個時候，我還在譯序裡寫：一切終將冰雪消融。
我希望消融的，是什麼呢？或者說，我不希望消融的，卻明知道終一定會消融的，是什麼呢？
這次不期而遇，卻僅僅是個開始。沒想到今年和杜拉斯的糾纏竟然要到令冰雪也無法消融的地步。這纔相信，如果相遇是命定的，如果相遇被視為命定，自己是不甘心讓一切如冰雪般消融的。
於是創造相遇，先是《杜拉斯傳》在臺灣付印，然後是在全校的法國當代文學公選課上再度講到杜拉斯，再然後是沒有轟轟烈烈，但多少有些聲音的“杜拉斯辭世十周年”的活動，後，在這年就要過去的時候，我重讀了這本《外面的世界》。
幾年前的回憶於是一點點地回來，當年讀杜拉斯、寫杜拉斯、譯杜拉斯，當年的喜歡、震驚，還有當年那一點點因為疼痛到麻木的厭煩。
即便是在杜拉斯已經被譯濫、寫濫的今天，《外面的世界》仍然為我們留下了很多話題。因為它呈現了一個有趣的矛盾：被奉為中國小資作家的杜拉斯其實有大量的文字是關於“外面”的世界的。然後，再一點點地深入進去看，看她寫的政治事件，看她寫的社會問題，看她寫的明星，看她寫的藝術，會理所當然地發現，她的“外面”並沒有那麼外。她自始至終沒有站在旁觀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當她需要——如果我們相信她在隨筆集開始所寫的那段序言，當她結束一本書，需要掙脫自己，或者需要錢的時候——走到外面的時候，她仍然毫無保留地任自己衝入這個世界，被這個世界裹挾。她觀照這個世界的目光，從來不曾冷靜、客觀，她仍然是激烈地愛著的，激烈地愛著，所以恨，恨所有的不公平，恨所有的不可溝通；同時，也羨慕所有自己所不具備的品性：寬容和獨立。
《外面的世界》因而還給了我們一個連帶的命題：她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所謂“自我虛構性”的小說——真的是如此內在嗎？
不希望消融的，卻明知道一定會消融，因為這個世界裡所有的物質終一定會走向結束。這其中，包括愛，包括文字。絕望來自這裡，但是我們無能為力。抵抗這種絕望有兩種途徑：無知或是超乎尋常的，西西弗斯的勇氣——那種走向滅亡，卻充滿幸福感的勇氣。和大多數人一樣，杜拉斯沒有這份勇氣，然而走進文字世界的人又回不到無知裡。
在《美麗娜》那篇文章裡，提到自己的《夏夜十點半》，杜拉斯說，於是，必須喝酒，對於愛情的結束，可以懷著同樣的激情和樂趣去經歷。
或者更甚於此，在杜拉斯看來，我們還可以成為愛情的作者，這是抵抗結束的一種絕無jin有的辦法。就像《夏夜十點半》裡的瑪麗亞，她說，你們的愛情會有一個作者，那就是我。
杜拉斯說，所有走向結束，以新的介入開始的愛情會有一個作者，那就是我。這纔是寫作的緣由。寫作所包含的，是失去、絕望、孤獨和激情。是面對存在的種種悖論，我們不得不做出的高貴的選擇之一。遠遠超過了“自我虛構”的意義，超過了一個十五歲半的法國小女孩和中國情人的故事背後的“真相”的意義。
不希望消融的，卻明知道一定會消融的，是愛，以及因為愛而產生的文字。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用玩味絕望的方式抵抗絕望，隻是，時至今日，杜拉斯的絕望已經成為絕望的酵母，彌漫在太多人的文字裡。其中的原因，杜拉斯也在《外面的世界》裡做出了回答。她認識的一個小女孩問她，如果沒有人感到溫暖，那麼溫暖又是什麼呢？
如果沒有感到絕望，那麼絕望又是什麼呢？
絕望是所有的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戰，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絕望是所有的美好走向毀滅的必然；絕望是這鼕天的雨，而在這鼕天的雨中，去年為你撐傘的人已經離去；絕望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和虛構世界的人物混作一團，卻無能為力的心情——固然有成為一切愛情始作俑者的奮爭，可是對於個體來說，絕望在何時、何地成為過一件好事呢？
出乎意料，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是個很慢的過程。有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包括錯誤和我自己以為不再合適的文字。但是一定也留下了另一些錯誤和別人以為不合適的文字。這是譯者的絕望，永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有時有進不了門的尷尬，有對自身身份和存在的懷疑。隻是但願有人知道，沒有第三者的存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愛情或許根本不會發生，更不能夠繼續。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在我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時，我得知這本書裡的《面黃肌瘦的孩子》被選進了某個版本的《大學語文》裡。愛情發生了，這是作為第三者的譯者所得到的好的心理補償。而作為作者，杜拉斯也該得到安慰，辭世十年之後，對於她在法國現代文壇的地位的肯定也沒有更多的爭論。是的，作為個人，我們可以愛，也可以不愛，但是，文字早已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傳奇。
袁筱一

前言
沒有不涉及道德的新聞寫作。所有的記者都是倫理學家。這無可避免。記者就是一個觀察世界的人，觀察這個世界的運轉，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視著它，把它展現出來，讓大家得以再度審視—這世界，這世界裡的事件。從事這項工作就必須對所看到的東西做出判斷。不可能不做。換句話說，所謂客觀的信息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是謊言。從來沒有客觀的新聞寫作，沒有客觀的記者。我已經擺脫了許多加之於記者的偏見，而這一點，我認為是嚴重的：相信可以理清一樁事件的客觀聯繫。
為報紙寫作意味著即時寫作。不等待。所以，這樣的寫作應當讓人感覺到這份焦灼，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點點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討厭這個詞。
您瞧，有時我自己就會給報紙寫點兒文章。時不時地，每當外面的世界將我吞沒，每當發生了一些讓我瘋狂，讓我必須竄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兒—或者我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有時的確會這樣。
因此，我為報紙寫文章的理由很多。點無疑就是讓自己走出房間。如果我寫書，每天都要寫上八個小時。寫書的時候，我從來不寫其他文章。我蜷縮在窩裡，時間對我來說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寫書的時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讀報紙。我無法在寫書的間歇插進這樣的事情，我不明白身邊都發生了些什麼。而寫文章對我來說就是走出我的房間，那是我初的影院。
還有別的理由，比如說我沒錢了。所有應景之作都很來錢。要不就是我答應了人家的，例如我答應過《法蘭西觀察家》為它寫定期專欄，於是我就不得不定期交稿，比如說在1980年，我為《解放報》寫專欄。
我之所以寫作，在報紙上寫文章，還有別的原因，那就是我為各種運動所席卷，難以抗拒：法國的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反政府運動、反軍國主義運動以及反選舉運動；或者，和你們一樣，和所有人一樣，想要揭露某一階層、某一群人或某一個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論是什麼範圍內的不公正；而如果一個人瘋了，喪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會因為心生愛憐而寫；我還關注犯罪，關注不名譽的事，卑劣的事，特別是司法無能、社會允許之時，我會做出自己的評判—這是一種自然的評判，就像人們評判暴風雨和火災。這裡，我想起了我寫的篇文章—我很願意把它放在篇頭— 《阿爾及利亞人的鮮花》，我也想起了《奧朗什的納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想起了公共救濟事業局的那些孩子，還有在1958年，十八歲就掉了腦袋的人；而我與喬治·費貢的所有談話亦屬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牢纔出來；我還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為外界所動，我樂於寫的。也有的是為了糊口不得不寫的，比如我為《星座》寫的那些文章，我都簽上了姑媽的名字，苔蕾絲·勒格朗，這些文章早就找不到了。還有的是在戰爭期間，我們為年輕人寫的連載文章，當時隻是為了掙錢買黑市上的黃油、香煙和咖啡，而今也不見蹤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丟了，其中有一篇是寫卡拉斯的，盡管我從來沒有去看過她的歌劇，但正是這篇文章養活了我一年的時間，我別無選擇。
我忘記了不少自己寫的文章。但是我不會忘記自己寫的書。書是從來不會忘的。我忘記了我所經歷過的許多事，除了我的童年，還有那些我認為是超越日常生活規則之外的事。對於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幾乎一無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來的，便是與我的生活同時展開的許多事件。寫作的動機無非是上述那些，或者還有別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愛情或悲情故事的演繹都不盡相同。
當然，不是我自己想起來要出版這些文章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這麼做。這要歸功於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名流叢書”的負責人讓—呂克·海尼，是他動了念頭要把它們輯在一起。於是我說，為什麼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