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後記

有人曾說加拿大文學沒有皇帝，但有位女皇，她就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可是，因為我隻是由於教書的需要纔零散接觸一些加拿大作家，所以無法判斷上述評論是恰如其分，還是言過其實。但平心而論，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確是在加拿大作家中我較為偏愛的一位。她的作品構思新穎，哲理深邃，語言豐富，逸趣橫生。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在時間永遠不夠用的情況下，擠出時間在她的第九本小說《別名格蕾絲》問世後不久就先睹為快，一口氣將這本不短的小說讀完了。很為小說中一些妙不可言的特點而感到激動，因而決定把書譯成中文，向廣大的中國讀者介紹一本好小說，讓更多的人一睹加拿大文學女皇的風采（我似乎已接受了剛纔那條評論）。從一九九八年我的中文譯本《別名格蕾絲》首次由譯林出版社在國內出版，至今已近十多個年頭。時隔十年，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再次向讀者介紹這部作品，如今，上海譯文出版社又打算重版這部不可多得的當代名著。我作為本書的中文譯者，也作為比諸位先行一步的讀者，感到有義務奉獻我本人對這本小說的一孔之見。可謂拋磚引玉，期望能起到打火石的作用，引出新見解的火花。文學創作帶有很大的主觀性，文學欣賞與文學批評亦是如此。時常難免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我的見解若有膚淺謬誤之處，還望今後有機會與諸位進一步探討。這本小說的英文標題是Alias Grace，直接譯成中文便是《別名格蕾絲》。正如英國小說家及文學評論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一書中所指出，所有小說共有的主要成分是“故事”，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說。我們都像《天方夜譚》裡謝赫拉莎德的丈夫蘇丹大人那樣，耐不住懸念的誘惑，急於發現“後來怎麼樣了呢”，從而使深諳“故事中的懸念”之奧妙的謝赫拉莎德免於一死見E.M. 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London： Edward Arnold Ltd.，1974，pp.1718。。《別名格蕾絲》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在於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能利用讀者的好奇心，巧妙地安排情節，致使讀者長時間地處於懸念之中。這是一個女謀殺犯的故事，因而，阿特伍德在情節安排上大量使用了謀殺故事和偵探小說的手法。故事開始的時間為1859年，即1843年的雙重謀殺案發生之後十六年。女主人公格雷絲·馬克斯正在因參與了她過去的雇主托馬斯·金尼爾和他的管家兼情婦南希·蒙哥馬利的謀殺案而在金斯頓的教養所裡服無期徒刑。因為被不少人認為精神不正常的格蕾絲堅持說自己喪失了對謀殺案的記憶，當地有一批“改革人士”聘請了一位名叫西蒙·喬丹的美國醫生來對她進行精神上的調查和鋻定，以便寫出一份專家鋻定報告，附在他們的請願書裡，讓格蕾絲獲得赦免。在很大程度上讀者與西蒙·喬丹一樣，急於發現“實際上是怎麼回事”，“她是否真有罪”的答案。就是在這樣的懸念和期待之中，讀者滿懷興致地一頁頁翻過書頁，不斷地證實或否認自己的猜測，探索頭腦裡那些問題的答案。像其他偵探小說一樣，重要的線索，如勒死南希的手絹，在書中多次有交代，留有伏筆。第十三部分“潘多拉的盒子”中那場有濃厚的情節劇色彩的神經催眠療程很讓人想起阿加莎·克裡斯蒂小說中的“終場”： 主要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由料事如神的比利時大偵探波羅揭露真兇，在場的和讀書的都大喫一驚，但真相大白，皆大歡喜。整個謀殺案的“結局”又很像典型的福爾摩斯偵探案： 兇手曾受過被殺者直接或間接的迫害；兇殺是復仇、伸張正義的非法手段。雖然讀者對罪犯不無惻隱之心，但難案被高手破了，讀者的好奇心得到的滿足。可是，正如作者本人在加拿大《環球郵報》的記者采訪她時說： 《別名格蕾絲》的確“非常像偵探小說，隻是結局懸而未決。這就是歷史和謀殺疑案之間的區別”。很顯然，阿特伍德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單單是要講個聳人聽聞的謀殺故事，而是要糾正蘇珊娜·穆迪等在她之前的作家“把流傳的故事以訛傳訛”見本書“作者跋”。的做法，從而還女僕格蕾絲以本來面目。杜邦醫生（傑裡邁亞）主持的神經催眠療程不過是小說家為情節的需要而虛構的讓人難以置信的“結局”，不可當真。原因很簡單： 因為歷史上的格蕾絲之案沒能定性，小說中的謀殺案也應依舊是“懸案”。在寫這部反映十九世紀中葉加拿大安大略地區生活的歷史小說時，阿特伍德作了極為廣泛的調查研究，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正如她在“作者跋”中所寫明，不僅有關監獄和精神病院的生活“是根據可查找到的歷史性材料寫成的”，而且對招魂術和催眠術在北美的興衰的描寫也是基於史料的。作者在書中詳細描寫了愛爾蘭移民遠渡重洋，歷盡千難萬險來加拿大的情形，提到1837年加拿大的民主領袖麥肯齊領導的“大造反”，並且讓書中的男主角西蒙·喬丹後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戰場上頭部受傷，喪失記憶。她不僅把小說安置在歷史的總框架內，而且對許多細節，諸如當時多倫多的街道、商店、時裝、風尚及道德舉止，都逐一作過調查。對有關謀殺案的現存史料，小說家更是“盡量作合乎情理的選擇”。的確，她雖然“把歷史事件小說化了”，但“沒改變任何已知事實”。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家威廉·薩克雷在《英國十八世紀的幽默作家》一書中為歷史小說辯護說，歷史小說比歷史更真，因為前者寫的是“真情”（truth），而後者隻收集“全真的史料”（authentic information）。薩氏還深有體會地說，“我從有虛構情節的小說中親身體驗到當時的生活、風俗、交通、服裝、娛樂、歡笑，以及對社會的嘲笑——過去的時代又變得栩栩如生，我便可以在舊時的英國四處漫遊了。”《牛津版薩克雷全集》，ed. George Saintsbury，（Oxford，1908）第十三卷，543頁。阿特伍德這本歷史小說的獨到之處在於： 她把“史料”和“真情”一道交給讀者，給他們以比較鋻別的機會。本書共分十五個部分、五十三章，每一部分開始前都有幾段摘自當時的作家或當時報刊的引言，擬為該部分的閱讀提供提綱挈領的指南和提示。從第八部分“狐狸與鵝”開始，每一部分的引言中都包括一些原載於當時報刊的、直接報道謀殺案的摘抄段落。隨後，該部分便講述與引言部分相對應的，經小說家重新創作的“真情”。通過這樣的方法，對引言裡的“史料”記憶猶新的讀者便能更加主動，更加有意識地欣賞小說家筆下的“真情”，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去體驗書中人物當時的生活環境。這實為一部風格獨特的歷史小說。作為歷史小說，《別名格蕾絲》全面反映了當時加拿大的社會生活。除了歷史案卷中提到的與謀殺案有關的幾個真人之外，小說家還根據情節和主題的需要創造了許多“假”人物，並且賦予真人物許多可能而可信的“假”特性。通過這些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真、“假”人物之間的相互交往，作者成功地使單一層次的歷史事件有了社會深度和思想力度。阿特伍德筆下的女主人公格蕾絲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有主見的人物。她在書中的作用是多重的： 身為地位卑賤的女僕/囚犯，格蕾絲既是局外人（一個善於觀察、頭腦清醒的評論家），又是局內人（一個飽嘗艱辛而又善於自我保護的弱者）。通過這樣一個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之口，作者有力地抨擊了當時政治、思想（包括種種“偽科學”）、宗教以及社會上的種種弊病。但是，其批評的鋒芒直指當時階級差別懸殊、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像。與格蕾絲相比，男主人公西蒙·喬丹顯得黯然失色。他與廣為流傳的《鵝媽媽的兒歌》中頭腦簡單的西蒙同名絕非偶然，因為他的確有著傻瓜西蒙似的、不甚開竅的腦瓜。不僅他對恢復格蕾絲的記憶所做的種種努力是徒勞的，而且對自己的生活也徹底失控，以致墮入無法收拾的境地。但是，他也是個“立體”的人物，具有性格的多重性。一方面，他同情格蕾絲，充滿正義感；另一方面，他是當時社會造就出的“我”字當頭的大男子主義者。通過對西蒙·喬丹這樣一個復雜人物的塑造，以及對他與書中一些女性人物之間關繫的描寫，作者生動地刻畫了一個以男人為中心的社會。女人，諸如雷切爾·漢弗萊、喬丹夫人、莉迪亞小姐以及菲斯·卡特賴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蒙的支配，做他的附庸，為他而生存。勞動婦女，諸如格蕾絲的母親、格蕾絲、瑪麗·惠特尼和南希·蒙哥馬利，深受統治階級和男人（父權及夫權）的雙重壓迫，尤其令人同情。本書塑造的眾多女性人物中，除去女主人公格蕾絲，給人印像深的是瑪麗·惠特尼。她性格活潑，思想解放，對格蕾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是，就連這樣一個有見解、有理想的女孩子也擺脫不了受少東家的欺騙和凌辱，正當妙齡就含恨死去的悲慘命運。瑪麗的死整個改變了格蕾絲，正如她後來所說，“沒有瑪麗，我的故事會完全不同”。作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的犧牲品，瑪麗·惠特尼這個人物不僅對本書的主題至關重要，而且提供了偵破謀殺案的重要線索。閱讀本書時，讀者應特別注意第二十章中有關格蕾絲在瑪麗去世後昏睡十個小時的文字，以及第二十二章裡次出現的聖歌：“多年的岩石，為我開裂，讓我藏身於你……”隻有記住了這些重要的線索，纔能在第四十八章裡聽見神經催眠術下熟睡的格蕾絲大叫：“我可不是格蕾絲！格蕾絲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並再次吟唱那段聖歌時初步悟出書名之奧秘。《別名格蕾絲》——如果就事論事，我們勢必會得出與維林格牧師相同的結論： 這是一樁很明顯的著魔案例，即瑪麗·惠特尼的魂附在格蕾絲·馬克斯的身上，謀害了托馬斯·金尼爾和南希·蒙哥馬利。但是，如果我們牢記小說的主題，《別名格蕾絲》又可在廣義上理解為： 一個有代表性的、富有正義感的、備受傷害的女人（無論她的名字叫什麼）借用格蕾絲的名義向壓迫她的社會復了仇，行了正義之舉。那聲音說得很清楚：“這次那位紳士也死了，至少也死了一次。公平合理！”——典型的“一報還一報”。但是，本書的妙處在於： 多種解釋並存，讀者可以隨意選擇。解破“她是否有罪？”這個謎的真正線索在如何看待罪惡的社會。阿特伍德打開歷史舊案重新審理的本意顯然是要為弱者——受壓迫、遭欺凌的廣大婦女——伸張正義。這實為一部情真意切、發人深省的社會歷史小說。在敘述手法上，小說家別出心裁，根據故事的需要，巧妙地使用了人稱和第三人稱敘述相結合的方式。小說的首章以人稱倒敘的形式敘述了格蕾絲向喬丹醫生對謀殺事件所作的回憶。格蕾絲的自述用意識流的手法，以書中的主要像征性實物——牡丹花——為線索，把關鍵的情節描寫得虛虛實實，引人入勝。接著，作者用民謠的形式在第二章裡不置可否地重述了當時對該謀殺案的流行說法。第三、第四、第五章（構成書的第三部分“角落裡的小貓”）完全是格蕾絲的人稱自述，使讀者有機會對女主人公有進一步的了解。在本書的第四部分“年輕人的幻想”（包含第六至第十一章）裡，讀者聽到的卻是不同的敘述聲音的穿插使用： 喬丹醫生與母親及朋友的通信（可稱為一種特殊形式的人稱自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顯然在情感上持“中立”態度的第三人稱敘述者，其間穿插著格蕾絲的自述，接著又是那位第三人稱敘述者的聲音。小說前四部分裡使用的這種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聲音給聽眾“講故事”的手法在全書中反復出現，靈活使用。作者通過間或使用和第三人稱敘述者的手法，有效地掌握並調整讀者與書中人物之間的關繫，使得閱讀更加趣味無窮。一方面，因為本書大部分是格蕾絲的自述，讀者易於受她的情感所感染，喜其所喜，悲其所悲，恨其所恨。但是，另一方面，時而出現的第三人稱敘述者的聲音又常把讀者帶出格蕾絲的“小天地”，從不同的角度描述她視野之外的社會生活的其他側面。結果是，讀者不僅能較客觀地看待書中人物，而且能自始至終以“不即不離”的態度判斷並預測他們的行為。並且，作為格蕾絲所講“故事”的間接聽眾，讀者因為能夠通觀全局，時常感到比書中的直接聽眾西蒙·喬丹高明。沾沾自喜之餘則更多了幾分想弄清究竟的好奇心，殊不知這一切都是作者巧手安排的結果。《別名格蕾絲》不僅表現出阿特伍德作為社會歷史學家所具備的嚴謹和睿智，以及小說家所特有的創作纔能和技巧，而且還洋溢著她那不同凡響的詩人的敏感和想像力。小說中大量出現諸如第八章結尾三段中那樣的直喻疊用、意像連篇的文字。通過對人物的內心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反應作如此細膩的描寫，作者把抽像的感覺變得具體化，形像化，從而使歷史案卷中線條粗獷的謀殺案變成雋永耐讀的文學佳作。形像地說，整個小說是一幅以女僕格蕾絲為中心的十九世紀中葉的加拿大社會歷史全景圖。這幅圖畫的妙處在於： 它不是用普通的筆墨繪制成的，而是許多女人一針一針、一個拼塊一個拼塊地縫合起來的。為表現當時各社會階層的婦女生活，作者阿特伍德在書中對傳統的縫被子藝術作了大量的描寫。無論是社會地位高的“貴夫人”（諸如獄長夫人），還是格蕾絲這樣的卑賤女僕，都把縫被子看作一種重要的女紅，一種藝術性的實際消遣。可是，隻有在發現小說家用不同的被子圖案的名稱來命名書中的十五個部分，借以畫龍點睛時，明眼的讀者纔會意識到作者的用心良苦，匠心獨具。如果說用個被子的圖案命名的部分“參差不齊的牙邊”用意識流的手法形像地表現了格蕾絲被攪亂的記憶，成功地把讀者帶入懸念，題為“天堂之樹”的後一部分則把讀者帶到另一個境界——道義上的天堂。格蕾絲“根據自己的想法”設計的被子圖案是意味深長的：“我的樹上有三個三角拼塊會很特別。一塊是白的，我要用瑪麗·惠特尼給我的那件襯裙上的一塊布做。一塊褪色發黃的，要用從我留作紀念的監獄睡衣上剪下的一塊布做。第三塊是淡色的棉布，上面有粉色和白色的小花，是從我到金尼爾先生家的天南希穿的裙子上剪下的一塊布做的……我要在每個三角的周圍用紅色的羽毛針腳繡一圈，把三個三角繡在一起，形成整個圖案的一部分……這樣，我們三人就會在一起了。”現實的故事終於以詩的方式有了個幸福的結局，名副其實的“poetic justice”（理想的公正）。人間的恩恩怨怨到了天堂都化為烏有，三個飽受人間苦難的小姐妹重歸於好，皆大歡喜。如果我們根據小說的結局把書名中的“Grace”一詞解釋為英文原意中的“上帝的恩愛、仁慈、寬容”，便可領會書名裡蘊藏著另一層含意。但是，如果把格蕾絲後的赦免和幸福結局看作是與不公正的世道毫無關繫的上帝的恩愛和慈悲，本書的譯名似乎應改為《亦稱主之恩慈》或是其他類似的題目。那麼，讀者沒開卷就會感到濃厚的基督教色彩。這不僅將違反作者的原意阿特伍德並非基督徒。況且，她在本書中使用基督教概念時不無譏諷口吻。，而且會把本來耐人尋味的書名狹義化，概念化。所以，我還是老老實實地按字面含義把書名譯成《別名格蕾絲》。顯然，阿特伍德寫這本書的原意是多層次的，叫人難以捉摸，其深奧之處在寓意頗深的書名上可見一斑。無論如何，這是本具有獨特的雅俗共賞的趣味性和文學性的好書。其的好處在於各層次的讀者都能開卷有益，“各取所需”。本書的翻譯初承蒙加拿大藝術理事會和加拿大外交及國際貿易部撥款資助，我在此特別表示感謝。我堅信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將受到廣大中國讀者的接受和喜愛。可是，由於本人纔疏學淺，難免在譯文中有疏漏、錯譯之處，敬請讀者多加指正。

我坐在獄長的（其實是獄長夫人的）客廳裡的紫色天鵝絨長靠背椅上。不過，因為他們根據不同的政治形勢經常變換獄長，獄長夫人也常有更換，但是這個客廳總是獄長夫人的。我把手規矩地搭在一起放在膝蓋上，不過我沒戴手套。我想戴的手套應該是平滑潔白的，戴在手上沒有一點兒皺褶。我常在客廳，收拾茶具，擦拭小桌面和框架上飾有葡萄和葉子的長鏡子，以及鋼琴；還有那座從歐洲運來的立鐘，鐘裡金橘色的太陽和銀白色的月亮根據每月不同的星期和每天不同的時間出現，消失。客廳裡所有的東西中我喜歡那座鐘；不過它是用來計算時間的，可我手頭的時間真是太多了。但是，我過去從來沒在那張長椅上坐過，那是專給客人坐的。帕金森夫人說女士不能在男士剛坐過的椅子上坐，不過她沒說為什麼不行。但瑪麗•惠特尼說，你這個獃鵝，這是因為那椅子上還有男士屁股的餘溫。這樣說太粗俗了。可是我坐在這兒就不能不想到那些曾在這椅上坐過的女士的屁股，嫩嫩的，白白的，像沒煮老的嫩蛋一樣。來賓們都穿著下午禮裙，胸前有一排排紐扣，裙子裡面用鐵絲做的硬裙架撐著。很奇怪，盡管這樣，她們還坐得下來。走起路來，她們膨脹的裙子下除去襯裙和長襪外什麼也踫不著腿。她們像天鵝一樣，不露腿腳自如地漂遊著。要麼，就像小時候我們家房子附近岩石叢生的港灣裡的海蜇。那還是在我沒漂洋過海，開始那次痛苦漫長的旅行之前。在海水裡，海蜇呈鈴鐺狀，表面不甚光滑，漂來漂去很是優美、可愛。但是，一旦被吹上海灘，太陽一曬就什麼也沒了。其實貴夫人們正是這樣： 一肚子水。我剛到這兒時還沒有鐵絲硬裙架。當時還沒想到用鐵絲，用的是馬鬃。我收拾房間、清除污物桶時看到那些裙撐掛在壁櫥裡。它們看起來像鳥籠；可是關在籠子裡的是什麼呢？腿，女士的腿。把腿關起來，這樣就不能出來與男士的褲子相踫了。獄長夫人從不說“腿”字，可是報紙在談到南希的腿從浴盆下露出時用了“腿”字。不僅僅海蜇女士們到這兒來。星期二我們這兒討論婦女問題及這樣那樣的解放話題時，關心改革的男女人士都來。星期四還有招魂術信徒小組到這兒來飲茶並與死者的魂靈交談招魂術信徒相信人在死後仍以某種形式存在。活著的人可通過能與魂靈通聯的中介人與死者通話。在招魂會上，魂靈不僅會敲擊桌子，讓桌子傾斜過來，而且可以與死去的文豪（如莎士比亞）通聯上，按照文豪魂靈的口授創作出“自動篇章”。，這給獄長太太很大的安慰，因為她的兒子嬰兒時就去世了。但是，來的主要是女士。她們坐下，用細瓷茶杯品茶；獄長太太會敲響一個小瓷鈴。她並不喜歡做獄長夫人，倒希望獄長是其他什麼官，而不是監獄的長官。可是，獄長的朋友隻能讓他當個獄長，而不是其他什麼官。既然情況如此，獄長太太隻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纔干了。盡管我像蜘蛛一樣讓人恐懼，但也可讓人大發慈悲，所以我就成了獄長太太的成就之一。我走進房間，行了個屈膝禮，然後便在房內走動。我閉著嘴，低著頭，根據客人的要求拿起或放下杯子。客人們從無邊帽下偷偷地用眼睛盯著我看。她們想見我的原因是因為我是個著名的女殺人犯。至少別人是這麼寫的。我剛看到這種提法時感到很喫驚，因為他們說著名的歌手、著名的女詩人、著名的招魂術信徒和著名的女演員，但是女殺人犯怎麼也能著名呢？不管怎麼說，女殺人犯這個詞加在人頭上是很重的。這個稱呼有種味道——有種麝香味，又給人一種壓迫感，像是花瓶裡的死花。有時我在夜裡一遍遍地低聲自語： 女殺人犯，女殺人犯。那詞兒就像塔夫綢裙子擦地而過那樣發出沙沙聲。男殺人犯隻是殘忍，就像是把榔頭，或是一塊金屬。如果我一定要兩者選一的話，我寧願做女殺人犯，也不願做男殺人犯。有時在擦拭那面飾有葡萄框的鏡子時，我會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不過我知道這都是虛榮。我的皮膚在客廳裡下午光線的照射下呈淡紫色，像是褪了色的青紫傷痕，我的牙齒發綠。我想起那些描述我的報道： 說我是個非人的女魔鬼；說我是在生命危急時被惡棍逼迫就範的無辜受害者；說我因無知而不知所措；說要對我施絞刑就意味著法院認可謀殺；說我喜歡動物；說我的臉色富有光澤，長得很俊俏；說我的眼睛是藍的；說我的眼睛是綠的；說我的頭發是金棕色的，也是褐色的；說我個頭高，但沒超過中等身材；說我衣服穿得體面；說我搶了一個死女人的東西，纔穿得漂亮；說我做事麻利，機靈；說我性情陰郁，愛與人爭吵；說我看上去與我的卑賤地位大不相配；說我是個性情隨和的好姑娘，不曾傷害過人；說我狡猾，詭秘；說我傻，近乎白痴。我感到不明白的是，我怎麼同時能有這麼多大不相同的特點？是我自己的律師肯尼思•麥肯齊先生告訴他們我的智力隻比白痴強一點。我為這事很生他的氣。可是他說這樣說是為了給我開脫，他還說我不該顯得太機靈。他說他要盡力為我辯護，因為不管事實是怎樣的，我當時還不過是個孩子。他認為終會談到犯罪的自由意志，要看我是否自願犯罪。他是個好心腸的紳士，不過他說的話我一大半兒聽不明白，但我猜想他一定在盡力為我辯護。報紙上說他在不利的情況下表現英勇。可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管這叫辯護，因為他並不在辯護，而是想讓所有的證人都顯得沒有道德，或者心腸很壞，或者弄錯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過我講的任何話。我端著茶盤走出來時，那些女士們在看獄長太太的剪貼本。哎呀，想想看，我都快暈了，她們說，你讓那個女人在你的房子裡自由地走來走去，你的神經一定是鐵打的。我的神經可受不了的。咳，處於我們現在的情況，應該對這類事情習以為常。你看，盡管我們憐憫這些愚昧的可憐蟲，我們自己實際上就是囚犯。況且，她是受過訓練的用人，所以還是讓她有事可做為好。她是個很好的女裁縫，手很巧，也很會做。她幫我做了不少針線活，特別是女孩子們穿的裙子。她還很懂修飾。要不是處於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她很可能是一流的女帽設計師的助手。當然，她隻能白天在這兒。我晚上是不會讓她留在房子裡的。你們知道她曾在多倫多的精神病院待過，那還是七八年之前的事。雖然她現在看上去很正常，誰知道她什麼時候再犯病啊。她有時自言自語，而且大聲唱歌，奇怪極了。我們可不能冒險。獄吏們晚上把她押送回去，鎖進牢房；要不我可不敢合眼。噢，我倒也不怪你，基督徒行善也隻能是有限的。花豹改不了身上的斑點。相信不會有人說你沒盡到職，沒施盡善。獄長太太的剪貼本端放在那張用絲披肩蓋著的圓桌上。那披肩上的樹枝像籐蔓一樣絞在一起，上面有花，紅的水果和藍的鳥。那真是棵大樹。如果你盯著那樹看一會兒，籐蔓會開始搖動，像是有風在吹動它。那披肩是她的大女兒從印度寄來的。她的女兒嫁給了一位傳教士，我可不會那樣做的。嫁到那兒一定死得早。如果不是死於那些在坎普爾暴亂的土著人的手下（他們對那些體面的女士的身子強施暴虐，感謝上天她們全被殺死，脫離此生的苦難。光想想那恥辱！），就是死於瘧疾。得了那病你全身變黃，然後就語無倫次；一轉身的功夫就被埋在外國的一棵棕櫚樹下。我在獄長太太想流一兩滴眼淚時拿出的東方版畫書上看過那樣的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