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斯科特·菲茨傑拉德萊昂內爾·特裡林“‘就這樣吧！我滿足地死去，我的命運就此結束。’讓·拉辛的俄瑞斯忒斯說道，而他的演說遠比表面上瘋狂、痛苦的諷刺豐富。拉辛充分意識到這種悲劇的壯觀，讓俄瑞斯忒斯在悲傷地發瘋之前品嘗英雄無上的歡樂，以此承擔供仿效的角色。”不論菲茨傑拉德從中發現了哪種陰郁的歡樂，他身上都富有這種安德烈·紀德在著文評論歌德時提及的英雄意識。這是他英雄氣質的封印，他以此纔能在《老爺》雜志上公開、大聲地闡明他的人生展望，不致貶損，反倒增添了他的尊嚴。菲茨傑拉德檢討自己人生危機的幾篇文章都由埃德蒙·威爾遜輯錄——從諸多理由來看，他是最合適的編輯人選——它們與他的筆記、信件以及一些獻詩和紀念文章一起結集成冊，以其中一篇文章為題，命名為《崩潰》（The Crack-Up， 1945）。這是一本憂傷的書，充滿了失落和壯志未酬的感慨，以及肉體的病痛和精神的折磨。但菲茨傑拉德的英雄氣質猶在，他如此恰當地承擔了這一供仿效的角色，我們不禁要說，那不僅是一種虔敬，也是我們感受到的最貼切的表達：不用眼淚，不用慟哭，沒有捶胸、軟弱與鄙視，毀謗或指責，隻有正義與公平，死得如此高貴，使我們安寧。 這或許不適合所有悲傷的場合，但跟這些詞句所對應的原初場景與菲茨傑拉德的生活驚人地契合。就像彌爾頓的參孫，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濫用了天賦的神力。“我隻是我纔華的……平凡的保管人。”他說。他們的相似性遠不止於此；在非利士人中逗留，甚至包括受傷的英雄在人群中展出，供人嘲笑取樂——這些情節都可以在 1936年9月25日《紐約晚郵報》首版的特寫文章中找到：一名成功的記者告訴大家他是如何費盡心機地進入一家南方療養院，“采訪”了當時患病、精神錯亂而正在那裡接受照料的菲茨傑拉德，真正記錄下往昔輝煌與今朝恥辱間的反差。那是無中生有的東西，但仔細回想一下，經它的映襯，在菲茨傑拉德康復的幾年中，他心中鎮定、堅忍的道德力量顯得益發強大。正如有些時候在一些悲劇英雄身上看到的，菲茨傑拉德的英雄主義之根可以在愛的力量中找到。他寫了很多關於愛的故事，關注男女之間的愛情，但他的實力並不隻在明確描寫愛情的時候纔得以展現。他的力量在於風格，那是他作家氣質的真實存在。甚至在他早期不成熟的作品或以盈利為目的的故事中，即使沒有精心設計的風格，他的語句中也有一種溫暖、柔和的調子，以及一種毫無軟弱之氣的高雅，後者如今是罕見而不受人欣賞的。在成為道德主義者，也是借此成為小說家的過程中，好勝心起了重要的作用。盡管作家的道德意圖和他所擁有的道德意識的真相認可了這種好勝心，它仍是可怕的，有時還很殘忍。菲茨傑拉德本質上是一名道德主義者，他“用某種能被接受的方式對人們進行說教”，以此作為不蹈科爾·波特、羅傑斯和哈特之覆轍的理由——在對他進行評判時，我們必須牢記他自願抑或被迫做出了多少真實選擇——他有諷刺的天賦，但我們能感覺到，以他的品性，他更願意頌揚善的，而不是抨擊惡的。我們從他身上能感受到所有道德家沒有的東西，他不把自己和善捆綁在一起，因為這樣的捆綁會鼓勵他以惡報惡——他的原初本能就是去熱愛美好的東西；我們越發了解這一點，因為我們認識到他不但用心，也用他敏銳的知覺、年輕的驕傲和渴望去熱愛美好的事物。更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我們的文化特別推崇譴責，視其為道德與纔智的標志，但他的確少有抱怨他人的衝動。“克制、美言”是他筆記中的一條。說到譴責，他似乎寧願埋怨自己，而不大願意抱怨世界。他知道“世界”哪裡出了毛病。他明白這是悲劇的前提與背景。他清楚“是什麼在困擾著蓋茨比，怎樣肮髒的浮塵在他夢醒時分飄浮”。但他從沒說明，是這世界創造了他自身或他小說中人物——他將他們稱作“兄弟” ——的悲劇。在談及自己的命運時，他實際上經常把它與自己早期成名時的社會的本質相聯繫，但他最終沒有指責那個社會；即便是在那些比他更加自命不凡的人把所有的個人困難都歸咎於“社會秩序”，並以此為時髦的時候——此時他徹底地認清了命運——他也沒有指責那個社會。他感到那是他的命運——像對待菲茨傑拉德的其他問題一樣，我們響應他在自由意志和環境之間保持的微妙平衡：我們應和那樣的道德和理性力量。“對一流纔智的檢測，”他說，“是看思想兼容兩種不同觀點的能力，同時，還要保持應變能力。”另外，菲茨傑拉德的愛的力量與他個人的責任感密不可分，或許，是愛造就了責任感。但悲劇英雄通常會構想和獲取一份超越審慎、超越個人掌控和自我保護的愛，結果正是給予他精神高度的東西毀掉了他。從普魯斯特那裡我們學到了一種能被腐蝕的毀滅性的愛，但在菲茨傑拉德的兩部成熟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夜色溫柔》中，我們學到的愛——也許是特別美國式的一種——是被它的溫柔毀掉的。它在羅曼史、感傷，甚至是“魔法”中開始——我想，沒有人去關注爵士時代菲茨傑拉德的愛情描寫裡純粹的“性”多麼純潔，感傷的情緒多麼充沛——它大膽地肩負起了現實、永恆和責任，卸下了一種近乎受虐狂般謹慎的榮譽。需要大量審慎思維和支配力量維繫的責任在明快的夢想中萌芽；菲茨傑拉德卻並不是個謹慎的人，他告訴我們，在他大學時代的某個時候，“曾一直抱有的對個人主宰的渴望破滅並消失了”。他把對主宰的渴望的消失和寫作能力連在一起，在筆記中寫下了“要寫作就要膽大”（“to record one must be unwary”）的信念。我們可以說，菲茨傑拉德仿佛以為愛情和藝術都需要個人放棄自我防御。“責任”源自“夢想”，葉芝的話提醒我們，必須謹防用簡單的話語打擊未脫的稚氣、拒絕接受菲茨傑拉德對青春的燦爛魔力的關注。比他更富有智慧、藝術上成就斐然的葉芝在垂暮之年仍保持了青春的虛榮。作家的光陰和他對生活的感知是相輔相成的，大學肄業的菲茨傑拉德在為人和當作家兩方面都堪稱楷模。每個回想起菲茨傑拉德的人總忘不了他在非利士人中逗留的經歷，他自己也時常想起這一點。大家都知道菲茨傑拉德和歐內斯特·海明威之間那場著名的對話——海明威把它寫進了《乞力馬扎羅的雪》，而菲茨傑拉德把它寫進了筆記——在交談中，面對菲茨傑拉德“富人與我們不同”的言論，海明威答道：“是的，他們更有錢。”人們通常認為，海明威在對話中占了上風，他也差不多提供了答案。但我們不該如此肯定。對描寫社會生活的一類作家來說，即使掃除階級差別或許能營造出道德社會聲明的一時假像，也不能忽略階級差別的事實。既然現實主義小說在18世紀階級結構劇烈變化的過程中崛起並形成了其特質，小說家們就該緊靠階級差別的意識來創作，像菲茨傑拉德一樣專注其中，也像菲茨傑拉德一樣藐視它。毫無疑問，菲茨傑拉德對“富人”的態度有些矛盾；毫無疑問，他們不僅是他進行社會觀察的對像，也似乎是美國社會所提供的最接近貴族的東西。我們不能簡單地認同一位批評家最近提到的，藝術家常顯示的“貴族品位，他對上層階級的需求——通常是公開的，他以此作為其目標的一部分，已經司空見慣——無論如何都足以解釋他的與眾不同”。每個現代讀者從概念上說都已經擺脫了卑賤出身的社會因素，不管他自身的社會地位如何，有什麼樣的社會欲求，他都明白不能將文學中對社會地位的愛好當真。不過，並不是所有作家都如此天真純良—我們怎麼解釋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筆下那些高貴的紳士，或者伏爾泰、巴爾扎克書中那些姓名裡有著“德”那樣可怕字眼的人物？但他們的勢利——我們權且這樣說——是大體、廣義上的，把他們的特殊思想動力與對上流社會或貴族階級的欲求相聯繫也不完全算錯。作家們有個人生活現實的預期，追求各種瑣碎的自由與富足以及藝術形式的和諧是一種普遍的習慣。這裡要重提葉芝。談及“世代秉承的富人的榮耀”就等於人生的富足，他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他說，這隻是個夢想；但他繼續說，它是必需的幻想——……但荷馬如不曾發現夢之外有真實——豐沛閃亮的噴泉來自生命的自娛，他就不會歌唱……而處在事業起步階段的亨利·詹姆斯在短篇小說《班伏裡奧》（“Benvolio”，1875）中用寓言的手法寫下了一種交互影響，它對處於創造性的禁欲主義與明快、自由、歡愉的世俗生活之間的作家來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經歷；他同時也特別提出了摧毀禁欲主義的世俗欲望。…………